在招聘机会平等的时代，美国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如何发生

【编者按】

为什么在今天的美国，那些高薪行业里的高薪职位都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占据？在招聘要求机会平等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通过选拔的？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劳伦·A.里韦拉的《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考察了投行、咨询和律所等高薪行业的招聘过程，揭示看似能力取向的选拔标准如何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该书的中文版近日出版，澎湃新闻获得授权选摘其中部分章节。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努力工作，而不是高贵的血统，是成功的关键。教科书、报纸、小说中充斥着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笔下的故事，即个人凭借强大的动力和坚韧最终跻身上流社会。这些故事，无论聚焦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传奇经历，还是《风雨哈佛路》（Homeless to Harvard）式的个人奋斗，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努力争取来的，不是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上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上层，是得益于他们的智慧、不懈的努力和强韧的性格。下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下层，是因为他们有不足之处。

尽管很多人坚信努力工作会有经济回报，也相信无阶级社会的神话，但今天美国的经济比许多西方工业国家更不平等，社会流动性更低。事实恰恰和我们的民族信条相反，在我们国家，从收入微薄到变身大亨，或者从富裕阶层跌落至穷困潦倒的概率都很小。美国经济阶梯中的上层和底层黏性很强：收入位于全国前1/5或者后1/5的家庭，其子女往往和父辈处于同一个阶层。位于经济等级顶层的家庭，其子女基本上垄断了通往好中学、名牌大学、高收入工作的途径。

这产生了一个明显又紧迫的问题：在这个入学依靠个人素养，招聘要求机会平等的时代，这种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很多学科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仔细考察了国内外的历史经济变化、社会政策以及技术因素，分析它们如何导致财富和收入集中到最富裕的人手中。这些研究向我们揭示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未能解释经济特权（economic privilege）如何且为何能够不断地传给下一代。

文化社会学家近期开始关注特权的承袭。他们聚焦于学校，阐释了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如何将优势传递给子女，从而让他们的孩子在正规教育中处于上风。我们知道，即使是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精英家庭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又为何会出现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向掌管高收入工作的“守门人”——招聘者寻求答案。能否获得一份工作、进入某个收入阶层，最终取决于招聘者的决定。他们的聘用决定对应聘者个人的经济发展路径，以及更大层面上的社会不公平影响重大。我认为，在招聘的每个环节，从决定在哪里发布职位公告、举办招聘活动，到招聘小组最终做出选择，招聘者遵循了一系列分类标准（“筛选”）和各种衡量候选人潜力的方法（“评估指标”），而这些标准和指标都与应聘者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这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指标，最终共同导致招聘过程根据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筛选学生。

“出身”是精英公司的招聘者用来形容候选人成就纪录的简称。“出身名门”就算不是必须的，至少也是十分被看重的特点。出色的个人成就（如进入一流大学，曾是常春藤高校校队的运动员，或者早早地在高盛集团实习）被解读为申请人智商高、渴望成功、有良好职业素养的证明。招聘者把出身视作一项纯粹依靠个人努力和能力获得的特质。然而，这个词的本义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使用，意思近似于不需要努力，依靠继承而获得特权，是名副其实的“家族谱系”（ancestral line）。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词已经表达了我的核心论点，即录用决定表面上只取决于应聘者的个人素质，但实际上深受应聘者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在21世纪，一个人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是在华尔街上班，还是在布衣街工作，以及能否到达国家经济阶梯的顶层。

过去，美国精英再生产的形式是父母将公司的掌管权或是家庭财富移交给成年子女。今天，经济特权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采用的是更间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体系完成。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分层和经济不平等最重要的工具。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30年间扩大了将近一倍。现在，四年制高等院校毕业生的收入通常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高80%。

尽管高等教育在过去50年内快速扩张，“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国家话语开始流行起来，但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是高校生源的主体。收入位列前1/4的家庭中，约80%的孩子能获得学士学位，而后1/4的家庭中，仅有约10%的孩子能获得同样的学位。在选拔性高校，家庭收入和入学率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事实上，如果控制了种种与成就有关的上大学之前的特征，父母收入是预测孩子能否进入全国顶尖院校的重要指标。这种影响持续到了研究生教育，顶级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超过半数来自收入在全国位列前10%的家庭。

许多美国人喜欢仅用个人抱负和能力来解释这种差异。但研究表明，收入较高且受过教育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传给下一代，使他们在获得学业成功和高校入学竞争中领先一步。学者常把这三种优势看成“资本”（capital），因为每一种都可以兑现为获得符号性或实质性回报的途径，比如获得有声望或高收入的工作。

收入、财富和其他类型的经济资本是富裕父母能支配的最明显的资源，他们通过这些让孩子获得教育上的优势。简单来说，富裕的家长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钱，而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经济资本为孩子提供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择校。美国是少数几个公立中小学的教育资金主要取决于特定区域房产价格的西方工业国家之一。这样一来，高质量的公立学校就过度集中到了房产价格最高、居民最富裕的地区，而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住在有高质量学校的地区。实际上，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富裕家庭来说，学校质量成为他们选择居住地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优越的经济条件也让父母能够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而无关他们住在哪里。在一些主要城区，私立学校从学前班开始，每年的学费可以达到将近4万美元。

通过以上种种方式，富裕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可能进入好的中小学，这些学校的学生人均花费更多，师资更雄厚，能提供更前沿、更丰富的学习资料和资源。在高中阶段，经济条件好的孩子能进入好的学校，这些学校有大量的荣誉奖励，丰富的先修课程，以及各种运动、艺术、音乐和戏剧项目，此外还有人员训练有素的大学咨询办公室提供相关信息。这类学校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社交能力，也能帮助他们打造一份有竞争力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这在申请高校时非常有用。综合这些优势，选拔性高校的录取委员会对以成绩优异而闻名的学校的学生青眼有加。简而言之，孩子上的中小学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们能否进入大学，以及进入什么样的大学。资源丰富、教学能力强的中学主要由富裕家庭的孩子占主导，他们比住在低收入社区、在捐赠较少的学校就读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四年制大学或选拔性院校。

由于大学学费昂贵，所以父母的经济状况影响了孩子申请哪所大学（或研究生院），以及最终进入哪所学校。如社会学家亚历山德里娅·沃顿·雷德福（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最近对高中毕业生代表的研究所示，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尖子生不会申请知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学，因为这些学校学费高昂。通过阐明金钱和与文化有关的知识如何共同起作用，亚历山德里娅指出，一些人本来有资格从学校获得丰厚的奖助学金，却没有递交申请，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机会。另一些人则在准备经济资助所需的大量文件时困难重重。相反，富裕家庭的孩子在选择学校时考虑的是非经济因素，如学习条件、课外活动资源，以及自我感觉是否与学校或与那里的学生群体相契合。

进入校园后，父母的经济支持帮助孩子弥补了学费和生活费的开销。家庭富裕的孩子不需要为钱找工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学业和社交上，也能接受无薪实习，这些有利于他们在大学获得成功，建立有价值的社会关系，获得好的就业机会。而那些为了支付学费不得不兼职或者全职工作，或者还要给家里寄钱的学生则享受不到这种奢侈。总而言之，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家长可以较容易地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打造大学录取委员会青睐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也能让孩子全身心地享受大学生活。

不过，金钱只是一部分原因。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地位和范围——也十分重要。父母的社会关系能为孩子提供获得重要机会、信息和资源的途径。例如，处于同一社会网络的家长可以沟通学校里哪些老师最好，分享博得校长或教练青睐的诀窍。同样，如果联络得当，他们还能促成私立中小学、大学或实习申请的成功。此外，学生自己的社会网络也能起作用。拥有想要上大学的朋友和同伴能塑造学生对未来的期望，激发他们的斗志，而且这些朋友也能对如何准备大学申请提供内行的指点。

最后，文化资源，即我们用来闯荡社会的各种知识框架、观念框架、解释框架、行为框架，也是精英再生产的重要推动力。这类资源不可见，所以人们常常意识不到它们也是制造不平等的机制，而将其与个人能力混为一谈。然而，文化资源的确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一个人通往社会阶梯顶层时发挥巨大作用。文化塑造着人们的抱负和世界观，影响人们在日常互动中的评判以及如何被他人评判，也影响着人们能否成功应对社会的各个守门机构（gatekeeping institutions），由此使得优势（和劣势）不断延续。

我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界对特权如何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的认识。他认为，一个人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学习阶层特有的品位、价值观、互动方式（如礼仪和谈话风格）、自我呈现的模式（如穿衣、说话、肢体语言）和行为方式。孩子直接所处的环境中物质资源的数量，影响着他们参与以及期望参与什么活动、获得以及期望获得哪些机会、做出以及期望做出怎样的行为。对于身处下层的人来说，他们直接所处的环境中有各种现实的物质局限，还要担心如何满足日常的生存需要，所以他们常常偏爱实用性的、能立即见效的物品、机会和经历。相反，特权阶层的孩子不需要为生存发愁，因此更喜欢并非直接有用的物品和实践活动，这些东西存在时间较短、抽象、复杂、不易获得，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这种基于阶层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从喜欢的音乐类型到参与的体育活动都有所不同。例如，在选择体育活动时，家庭不太富裕的人喜欢选择经济门槛较低、规则简单的游戏，比如街头篮球或街头足球；而富裕家庭的人更喜欢需要大量训练、昂贵器材或服装的游戏，这类运动只能在专门的场地进行，规则复杂，比如室内网球、壁球或马球。

与经济不平等最直接相关的是，这些模式塑造了一个人对于什么样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值得拥有，或者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机会的看法。例如，家里不太富裕的人在职业选择时更看重薪资和稳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则更看重工作过程中的满足感、乐趣以及个人表达等抽象的价值。这些由经济导致的看待世界的分歧和处世立身的差别，引导个人走向与父辈相同的社会、教育和职业轨迹，由此造成了社会再生产。

阶层也影响了人们如何在日常互动中评判他人，以及如何被他人评判，这是因为阶层的一些重要维度是直观可见的。无论是劳动工人饱经风霜的手，还是富人们整齐亮白的牙齿，社会阶层体现在人们的身体上。穿衣风格、言谈特点，以及可见的大件消费品（如拥有什么样的房子或车子）进一步显现出个人的相对经济地位。但这些阶层相关的信号其实远非中立，它们影响着我们对一个人价值的判断。美国人在评价他人时，倾向于认为高社会经济阶层的人比低阶层的人更有能力、更值得信任，也更受人喜欢，连学龄前儿童都显露出这种倾向。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将这种认为不同群体有相对价值的看法称为符号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它影响着现实中区分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成员的社会边界和不平等。它们影响我们在哪些人身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把哪些人纳入或排除出我们的社交圈子。由此，阶层影响着我们选谁做朋友、邻居、配偶，以及本书所展现的，谁会成为新员工。

最后，文化塑造了守门人如何定义并评估优点（merit），他们控制着获得有价值的机会或奖赏的渠道。不同于美国人的一般看法，优点不是一个人身上固定的、能随时在不同场合表现出来的内在属性，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植根于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什么构成了价值的文化理念。例如19世纪时，受盛行一时的进化论和种族生理差异观念的影响，人们认为头的大小可以有效衡量智商高低。而现在，大多数人对于根据卷尺测量的头骨大小来分配大学入学名额或工作名额的想法可能会觉得可笑甚至感到害怕。但在每个时代，对什么是优点，以及更重要的，哪些群体优点多、哪些群体优点少的看法，影响了谁能走上高声望、高薪水、高影响力的位置。

优点的构成并非价值中立的，它们潜伏在社会广泛的权力斗争中。例如上文提到的以头骨大小衡量智商的做法源于欧洲白人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论证殖民主义的合理性，以及种族压迫的合法性。同样，如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研究表明的， 1920年代以前，一个人能否进入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主要取决于学科测试以及所展现出的智商。然而，随着犹太人入学数量的增加，以及反犹情绪的高涨，优点的定义发生了改变。为了排除犹太学生并保障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优势，选拔时对智力才能的重视变成了关注一个人的“个性”（character），这体现为申请人参加的体育运动、课外活动，以及可感知到的男性气概。对个性和全面发展的重视延续至今天的大学录取。由此可见，优点的内涵不断演变，既塑造着某一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又为这种关系所塑造。

但有一点亘古不变，即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对优点的定义都反映了精英们的价值观和品质。精英通常控制着社会中的守门机构，因此有权塑造优点的内涵，以及在某一特定领域如何衡量优点。精英们可能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纵标准，从而维系自己和后代的特权地位，也可能借此排除他们认为对自己造成威胁的群体，如上面例子中的犹太学生。当然，重要的潜意识过程也在起作用。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我们都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形象来定义优点。你可以问任何人——无论他处于哪个社会阶层——什么是好学生、好父母，甚至什么是好司机，答案通常是在描述他们自己那类学生、父母或司机。由于精英常常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因此毫不奇怪，无论社会的守门机构怎样定义或衡量优点，精英总是看起来优点更多。从而文化对精英再生产的影响除了通过塑造抱负、价值观、行为，以及个人在日常互动中如何被他人评判之外，也规定了掌管通往权力、声望和财富渠道的守门人以何种方式定义优点、分配有价值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