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徐中玉丨青年一代领路人

6月25日凌晨3点35分，文学界泰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去世，享年105岁。

徐中玉，191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语文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名誉主任。

位于金沙江路附近的师大二村，是徐中玉的家。沿红木楼梯走上3楼，一间空荡荡的旧屋展露眼前，因为一年多无人居住，地板和家具上落满了尘灰。

徐中玉在世时，喜欢在朝南的房间读报、剪报，阳光落在书桌上，偶尔还看看《海峡两岸》《新闻联播》。陪伴他的除了保姆胡阿姨，还有一只白猫，自爱人过世后就被抱来，常流窜于床底桌下，给小屋带来无限的欢乐。

照片上的他，年过百岁，却依旧精神矍铄：白衬衫、黑皮鞋，扶着拐杖，高大挺拔。房间里所有家具都是旧的，红色木地板上满是斑驳，卧室门帘上的绣花已经褪色，成堆的报纸摆在屋外，桌上零散摆放着别人寄来的文学刊物和访谈录——仿佛先生刚刚从桌边离开。

在女儿徐平看来，父亲的逝世是平静的，“没有吃太大的苦。”身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经的系主任，他一生淡泊，不重金钱，将数十年的岁月倾数奉献给文学与教育，奠定大学语文教育的基础，抚育和培养无数学者、青年创作者，桃李满天下。

6月25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徐中玉故居时，照顾他9年的胡阿姨默默坐在沙发边，积灰的电话不停地响起铃声，都是先生的学生和友人打来的。阿姨称呼他“爷爷”，清醒的时候，他犀利、睿智，一如往昔：“有一次，他们喊爷爷去参加文坛聚会，他不肯，害怕自己会说错话。”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徐中玉得了失忆症，“儿子从美国飞回来看他，他眨了眨眼，却认不出来。”

“刚直、敢言”是友人们对徐先生的印象，与文学共起伏的数十年内，徐先生始终秉持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只要义之所在，他都挺身而出，绝不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在床边的记录本上，留有徐中玉最后的笔迹，上面扭扭歪歪地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语文教育的灵魂人物

徐中玉一生学术作品颇丰，包括《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贡献，莫过于主编的《大学语文》。

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学语文”教育曾整整中断30年，时任华师大中文系系主任的徐中玉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一起提议，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并成立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

徐中玉以为：“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有利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涵养性情。”从另一层面考虑，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也有利于改变当时“重理轻文”的现象，改善普遍存在的语文知识面不广、行文不注意逻辑以及错别字多等问题。

1981年，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广泛好评，不满两年内，被全国文、法、理、工、医、农等300余所大专院校采用；1982年“补充教材”出版，发行十万册，销行一空；1983年的第二版修订本，发行一百多万册。

《大学语文》紧跟时代变化，每隔三至五年即推出新的修订版，在坚持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同时，又着重添加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2018年11月，《大学语文》第11版发布，新增和修改了不少富有时代特色的篇目。此时的徐中玉已过百岁高龄，教材编辑工作仍由他主持。

家人回忆，他每天7点起床，有时看文章可看到凌晨1点多。在病倒之前，一直孜孜不倦地修订《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问世的这些年来，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徐中玉坦言，但他始终坚持将传统文化的精华选入教材，提升大学生的文学造诣。“这样的信念，从未有过变化。”

有人曾问徐中玉：“现在一些大学的语文课程日趋边缘化，母语教育正在受到伤害。您如何看待这种现状？”徐中玉如此回答：“每个大学生应有一专之长，但通才教育需要他们尽可能具有较为广博的学识，高远的视野，具有人文精神与素质。对于以上方面，学好、教好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都是无法替代的，它的价值无法用一时的物质回报来衡量。可以说，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辈子有用，只能进一步加强，力求做得更好，绝不可忽视、削弱。”

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的回忆中，油漆剥落的地板，几架子书，一张不大的老式书桌，一摞一摞的学术杂志，几个研究生坐在沙发上，每人捧一杯热茶，徐先生的课就开始了。

“徐先生从不干涉学生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下让他们自己领悟的空间。上课结束后，有时还能在徐先生家里蹭到一顿丰盛的午饭。”

在作家赵丽宏看来，徐中玉不仅对青年充满包容和鼓励，更以罕见的魄力培育了创作者，一手塑就了文坛知名的“华师大作家群”。“我们这一届大学生里有不少人喜欢创作，徐中玉对我们都非常支持。我们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他很关注，看到以后还会私下说一句：我看了你的作品了，很好。”

徐中玉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曾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对论文的松绑，使得学生的创作热情宛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作家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等人，评论家包括南帆、王晓明、吴炫、陈伯海、许子东等人，均在此期间受到滋养，走出校园后，逐渐在全国创作圈内享有盛誉。

“对于华师大中文系的发展，先生倾注了太多心血。”作家格非忆起与徐中玉的交往，深感先生栽培不易。“我离开华师大后，眼前一直出现先生的面容。他是一个严肃又温厚的长者。我内心知道，在上海，在华东师大，如果说有一位师长一直默默地记挂和注视着我们的成长，这人就是徐中玉先生。每当我想起他清朗而亲切的面容，都会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关心、鞭策和鼓励。”

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眼中，徐中玉一生最辉煌的时光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八十年代，他一是政治上获得平反，二是在华师大担任中文系主任，后来又担任上海作协主席。他的行政能力、办事能力非常强，有远大的眼光和宽广的胸襟，他主动培养、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学人。同时，他也积极推动中文系年轻学者与作家联系，参与文学评论。当时这群新人在文学研究领域非常活跃，成就一种文学风气，就像盛世一样。”

文艺有益世道人心

虽曾经颠沛坎坷，大起大落，但先生始终心怀国家和民族命运。谈起从五四走来的学人，他在微笑中不忘提到苦难。“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确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

古人之中，他最推崇苏东坡，历尽苦难而豁达大度，是知识分子的典型。

在文学界数十年的浮沉，他与诸多前辈名家建立起深厚友谊。1939年，徐中玉从重庆去迁在云南澄江县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时，知道施蛰存正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就特地去拜会他。两人由此相交数十年，直到施蛰存过世。“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就看了他主编的杂志，他大我十余岁，算是我的师辈。”

对巴金的文学造诣，他亦十分敬佩。在《大学语文》中，收录了多篇巴金作品，尚年轻时，他也曾在上海作协帮巴金主持工作，在批斗会上，巴金亦称徐中玉为“教授”，两人惺惺相惜。“他曾经说过，假话我也讲过的，在特定的环境下谁能不讲啊？对于作家来说，我也有切身体会的，有时候有些东西你不想写，但你不写不行啊。”

在南帆眼里，徐中玉文如其人，耿直硬朗，直陈要义，不遮掩，不迂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我时常觉得，这种文字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是徐中玉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信奉的观点。”

曾有媒体问徐先生，对青年人的学术研究有何建议，他坦然回答，如今学术评价机制日渐公平，青年人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非常好，机会难得。一个人终归要靠真才实学才能立足，无论如何要真正用功，研究方向也要对路。“要潜下心去，切不可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