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里的腐朽、蒙昧与晨星：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世界

随着15世纪的过去，历史进入了16世纪。旧世界似乎正伴随着新世界的到来而逝去： 罗马帝国的余脉拜占庭帝国业已崩溃；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哥白尼的日心说颠倒了整个宇宙；路德重新塑造了基督教。一切旧世界的根基曾经看起来是何等稳固，而今在变革的风暴中都崩溃了，为一个迥异的新时代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今天回望过去，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那个旧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看到“中世纪”这个词，人们会联想到一幅阴暗的、哥特式的画面，其中充斥着避世诵经的修士和迷信反叛的农民。一切在现代人看来都是那么怪异。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民主平等主义者，中世纪的人却看一切都是等级森严的；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如何培养、喂养并纵容自我，中世纪的人却尽其所能否定或贬低自我（或者，他们至少钦佩这样做的人）。要对比下去，真是没完没了。可这正是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是理解当时人们之所以那么热衷于神学的语境。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既是革命，它就是为着某个目标而战，也是为着反抗某些事物而战，而宗教改革所反抗的就是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两个世纪，作一名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呢？

教宗、神父和炼狱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这不足为奇。耶稣曾对使徒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这位彼得，据说在罗马殉道，并被葬在罗马，而教会正是建造在他身上。于是，正如罗马帝国奉罗马城为母亲，奉凯撒为父亲。如今，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帝国仍奉罗马教会为母亲，奉彼得的继任者为父亲，“爸爸”（papa）或“教宗”。与此稍有不同，颇令罗马尴尬的是在11世纪从罗马教会分裂出去的东正教会。然而每家都有一个败家子，其他基督徒都把罗马和教宗看成是不可取代的父母。没有教宗作父亲，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作母亲，就没有救恩。

簇拥教皇的队伍列队行进

教宗被奉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作为代理人，他就是上帝的一切恩典涌流下来的管道。他有权力按立主教，主教也有权力按立神父。只有这些神职人员才有权柄开启恩典的水龙头。那些恩典的水龙头就是七件圣事：洗礼圣事、坚振圣事、圣体圣事、忏悔圣事、婚配圣事、授职圣事和临终圣事。

人们首先是通过接受洗礼圣事（通常是在婴儿时期）被接纳进入教会的，并从而开始品尝到上帝恩典的滋味。然而，圣体圣事（即弥撒）才是整个系统真正的核心。只要走进本地的一所天主教堂，你就会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在教堂里，所有的建筑设计都朝向祭坛，也就是要施行弥撒的地方。之所以称为祭坛，是因为在做弥撒时，基督的身体要重新被献给上帝。日复一日，神父把这个“无血的”祭物献给上帝，重复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有血的”献祭，借此上帝对罪的烈怒得到平息。每一天基督都被作为赎罪祭献给上帝。于是，每一天的罪都得到了处理。

然而，这个献祭过程有所欠缺，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在祭坛上，神父手拿的不过是饼和酒而已，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吗？这正是变体说教义的过人之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个事物都有其“本质”（内部固有之实在），也有其“偶性”（外在形态）。比如说，椅子的“本质”可以是木头，但其“偶性”就可能是褐色或肮脏。给这把椅子刷一下漆，它的“偶性”就会改变。变体说所想象的正好相反： 饼和酒的质地在弥撒中被转化成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而饼和酒原来的“偶性”未变。这一切看上去那么不着边际，然而有许多故事在天主教各教区流传，足以说服有疑惑的人。这些故事说某人看到了圣餐杯里有真正的血，或餐盘里有真正的肉等等。

一旦神父用拉丁文说出基督的话：Hoc est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变化的时刻就来临了。随后，教堂的钟声响起，神父举起饼。普通信众每年只有一次能吃到这饼（至于那杯中的酒，他们永远也喝不到。要是有哪位笨手笨脚的农民不小心把基督的血洒到地板上，那可怎么办？），他们只要望一眼被举起的饼，恩典就临到他们了。因此，有更为敬虔的人狂热地从一个教堂赶到另一个教堂，只为多望弥撒，从而得到更多的恩典，这就不足为奇了。

支撑整个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体系和思想的是一种可追溯至奥古斯丁（354—430年）的救恩论。准确说来，就是奥古斯丁的爱的神学（这个爱的神学居然会引起如此之大的恐惧是多么讽刺啊！）。奥古斯丁教导说，我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爱上帝。然而，我们凭本性却做不到，必须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上帝凭“让我们称义”帮助了我们，而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让我们称义”就是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5）。这就是恩典的果效，而恩典据说是上帝通过这些圣事倾倒给我们的：上帝通过让我们更有爱心、更公正来“让我们称义”。据此而论，上帝的恩典就是让一个人变得更好、更公正、更公义、更有爱心所需要的燃料；而这种人至终就应获得拯救。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凭恩典得救。

上帝把他的恩典浇灌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更有爱，并因此配得拯救，这种说辞经由奥古斯丁说出，听起来或许美妙。但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思想渐渐蒙上了一层黑暗的色彩。中世纪的神学家以动听、乐观的口吻来谈论上帝的恩典如何工作。他们的口号令人雀跃：“上帝不会拒绝把恩典赐给尽力而为的人。”可你怎么能确知你已尽力而为？你怎么能肯定你是那个配得拯救的人？

当然，教会的官方教导清楚指出，没有人在死的时候，有足够的公义让他配得救恩。基督徒若不是犯了致死的罪，比如杀人罪，而且没有悔改（这样他必坠入地狱无疑了），那么他在死后还是会有机会，即他的罪会在炼狱中被慢慢地洗除净尽，然后他就洁净了，就可进入天国了。大约在15世纪末期，热那亚的凯瑟琳写了《论炼狱》（Treatise on Purgatory）一书。她在书中生动地描写了炼狱。她解释说，灵魂在那里渴望被洗洁、被净化，直到合乎上帝的要求，因而能够欣然接受惩罚。然而，那些比凯瑟琳更属世的灵魂，一想到几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惩罚，就没那么愉快了。大多数人面对此种前景，没有任何喜乐可言，他们只想很快走完炼狱中的旅程，也想要他们所爱的人很快走过。他们为在炼狱中的人祈祷，也为他们做弥撒，相信上帝通过弥撒倾倒下来的恩典，可直接应用于已经去世或在炼狱中受刑罚的灵魂身上。于是，一整套因炼狱的教导而出现的产业发展起来： 有钱人设立小教堂，请神父专门在里面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幸运受益人祈祷和做弥撒；不那么有钱的人也为着同样的目的联合起来，形成互助会（fraternity），共同出钱请神父。

炼狱中的一种刑罚

中世纪天主教的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圣徒崇拜。欧洲各地到处是圣徒留下的圣迹。这些圣迹之所以重要，不仅有属灵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圣迹往往有圣徒留下的足够多的遗物，这就保证有人源源不断地前来朝圣。这样一来，谁都不吃亏： 朝圣客瞻仰了圣徒遗物，在圣迹收税的人也有了丰厚的收入。在整个中世纪，基督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变得越来越让人望而却步，这种状况似乎让圣徒崇拜兴盛起来，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复活升天的基督越来越被看作世界末日的审判者，全然圣洁可畏。谁能来到他面前呢？他肯定会听他母亲的话。于是，当基督退到天上去时，马利亚成了人们赖以接近他的中间人。然而，马利亚也被赋予了很多荣耀，她转而又成了天上的女王，光芒四射，令人无法靠近。照此逻辑，人们又开始向马利亚的母亲安妮祈求，让她向马利亚代求。于是圣安妮崇拜兴起了，吸引了很多人热心敬奉，其中包括籍籍无名的德国人路德一家。不只是圣安妮，天上满是圣徒，都很适合作罪人和审判者之间的中间人。而地上似乎到处都是他们留下的遗物，这些遗物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恩典和功德带给人的物件。当然，有些遗物是否真实，颇令人怀疑。有一个笑话说，在基督教世界的各处有太多“真十字架的残片”，要是加在一起，原来的十字架可就太庞大了，没有人能背得动。但基督能背得动，他毕竟是全能的。

马利亚和圣徒是给人尊敬的，不是要人来敬拜的。这是当时天主教会的官方说法。然而，对于未受教育的普罗大众而言，这一说法未免令人捉摸不定。更常见的情形是，整个圣徒群体被当作万神殿来对待，他们的遗物也就成了有法力的辟邪物件。怎么能把这么复杂的神学体系教导给不识字的百姓，让他们免于犯拜偶像的罪呢？现成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哪怕是在最简陋的教堂里，百姓都置身于圣徒和童贞女马利亚的图画和形象中间。这些图像或是玻璃彩绘，或是雕像，或是壁画。这些就是“穷人的圣经”“不识字之人的书卷”。既然无法借助文字，百姓就从图像中学到知识。然而，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空洞。童贞女马利亚的雕像几乎不能教导人区分尊敬与敬拜。此外，天主教会的礼拜都是用拉丁文来进行的，而百姓大多不懂拉丁文，单从这一点就可看到，教导百姓并不是天主教看为优先的工作。有些神学家想要绕过这一点，他们辩解说，拉丁文是神圣的语言，并因而大有能力，甚至足以给不懂拉丁文的人带来影响。这听起来就不太可能。实际上，在他们看来，百姓不需要听懂才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一种未成形的“默从的信心”就足以让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了。的确，因为缺乏教导，也就只能这样了。

天上的女王马利亚，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作于1511年的木刻版画

改革前夜，基督教是朝气蓬勃，还是腐败透顶？

你若运气不佳，发现自己和一群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同处一室，你若想要活跃一下气氛，那就不妨大声抛出这个问题：“在改教的前夜，基督教是朝气蓬勃的，还是腐败透顶的？”我保证你会引发一场大战。几年前，这个问题几乎不会有人理睬。那时，大家都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改教之前，欧洲人都在痛苦叹息，盼望改变。他们痛恨腐败的罗马教会加给他们的沉重枷锁。现在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了。

历史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历史研究，毫无疑义地表明，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宗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当然，有人发牢骚也是免不了的，但绝大多数人显然怀着极大的热情委身宗教。与从前相比，更多人花钱为去世的人做弥撒，更多的教堂被建起来，更多的圣徒雕像被树立起来，更多人去朝圣。属灵书籍在有能力阅读的人中间也格外流行，在这类书籍中，有关敬虔和灵修的内容彼此掺杂在一起，就像现今一样。

人们有宗教热情，这就意味着他们渴望改革。在整个14世纪，各个修会都在对自身进行改革，甚至教宗的职任都经历了零星的改革努力。所有人都同意，在天主教会这棵树上，有几根枯枝和几个烂苹果。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把教宗尼古拉斯三世和卜尼法斯八世放在地狱的第八层，人们读到这里，每每掩卷而笑。当然，有年老的教宗和神父生活腐败，他们在做弥撒之前就喝醉了。但人们对此还能发笑，这一事实表明教会显得何等稳固、安全，似乎教会对这类言辞和笑声还能够承载得起。他们想要把枯枝砍掉，这说明他们多么爱这棵树。他们如此渴望改革，丝毫也想象不到，或许树干中已经有了致命的朽烂。毕竟，想要有更好的教宗和根本不想要教宗完全是两码事；想要有更好的神父和弥撒与不想要神父职分和弥撒也不一样。但丁不只在他的《神曲》中惩罚了坏的教宗，也给那些反对教宗的人定制了上帝施加的报应，因为教宗无论好坏，都是基督的代理人。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们献身宗教，致力于改善宗教，但不是要推翻宗教。当时的社会所希望看到的只是把人所共知的错谬清除掉，而不是激进变革。

这样看来，当时的基督教是朝气蓬勃的，还是腐败透顶的？这是错误的对立说法。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基督教无疑受人欢迎，并且充满活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或合乎圣经。实际上，如果所有人所渴望的正是宗教改革即将带来的那种变革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宗教改革只不过是一场顺其自然的社会运动，是一场道德上的清理而已。改教家们一直以来否认这一点。那不是一场道德层面的改革，而是直指基督教核心的挑战。他们声称上帝之道闯入了这个世界，并要改变这个世界。这场改革出乎时人预料，也与他们的想法格格不入。那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工作，而是神圣的突发事件。

分裂的教权

宗教改革或许不是当时人们所期望的，大多数人只满足于小范围的改革。然而在中世纪的晴朗天空中，黑云开始出现。一开始只是巴掌那么大，没人在意，但那却是预兆，预示着天穹即将塌陷，砸向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

第一朵云出现在罗马上空。1305年，波尔多大主教被选立为教宗，然而他却由于各种原因不愿迁居罗马。当时人们期望教宗住在罗马，而这位大主教却选择把教宗总部设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农。法国国王得知后非常高兴：身为法国人的教宗住在法国境内，真是太方便办事了。那么，如果选出的下一位教宗也是法国人，而且他也选择住在阿维农，该不会有人感到意外吧！事实上，下几任教宗果真如此。法国以外的人可没那么兴奋。相反，他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教会被掳巴比伦”。教宗应该是罗马主教，而罗马教会是众教会的母亲。然而，这些住在阿维农的人真的是罗马的主教吗？就这样，基督教界开始对教宗职分失去信任。

七十年以后，罗马人再也忍无可忍了。教廷毕竟曾是罗马的尊严（也是收入）的最大来源。于是，当1378年枢机主教团正在罗马开会准备选举下一任教宗时，民众把他们包围起来，要求他们选出一位合适的意大利人来作教宗，而且最好是罗马人。受惊吓的枢机主教们让步了。然而，选出的新任教宗刚愎自用，争强好胜，枢机主教们见此后悔莫及。许多人说这场选举结果无效，因为它是在受人胁迫之下达成的。于是他们又选出了另一位教宗，仍然是法国人。可先前选出的那一位教宗身体状况良好，他拒绝逊位。这样就出现了两位教宗，彼此自然要把对方逐出教会。结果出现了两个神圣父亲，这就需要有两个母教会。

整个欧洲在拥护哪一位教宗的问题上出现了分裂。法国当然支持那位法国人教宗，英格兰则本能地拥护另一位。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于是相关人员召集了一次公会议，期望结束混乱局面。这次会议所达成的解决方案是罢免现任的两位教宗，同时再选出一位新教宗。然而，让两位教宗逊位谈何容易。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三位教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分裂”。大分裂的局面后来被更有实力的康斯坦茨公会议解决了。康斯坦茨公会议从1414年一直开到1418年。这次会议成功地让三位教宗中的两位同意辞职，而住在阿维农的第三位教宗拒绝辞职。于是会议宣布罢免他，另选出一位新教宗来代替前面那三位。除了一小部分人仍然支持阿维农的那位教宗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位新教宗。分裂局面结束了，但它却造成了一场权柄危机：教会的最高权柄在哪里？在阿维农还是在罗马？既然公会议确定了哪位教宗才是唯一合法的教宗，那么是否公会议拥有高于教宗的权柄呢？分裂局面结束之后，权柄危机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康斯坦茨公会议宣告公会议的权柄高过教宗，而此后的几任教宗却拼命反对这个说法。这么多人你争我夺，普通基督徒又如何能知道上帝的旨意？

同时，有好几任教宗住到别处，罗马城因而日渐衰败了。这是羞辱，但还不只是羞辱。罗马若是基督教界各处所仰望的荣耀的母亲，她就不会成为破败之城。若要恢复她昔日的地位，就需要让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荣耀，要让整个欧洲都为之赞叹。在此后的一个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历任教宗把一大批璀璨明星都拉进了他们的轨道： 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戈佐利（Gozzoli）和品杜里秋（Pinturrichio）都曾接受过教宗聘任；拉斐尔（Raphael）被委任来梵蒂冈修饰教宗的私人宅邸；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来修饰西斯廷教堂；布拉曼特（Bramante）来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切辉煌盖世，但花费之高令人咋舌。教宗到处筹款，百姓开始抱怨，说教宗似乎对他们的钱袋子比对他们的灵魂更感兴趣，又说那些艺术类玩意儿看上去更像是异教的东西，而不像是基督教艺术。重修圣彼得大教堂所带来的恶果，远超过教宗最可怕的噩梦，因为它将激发马丁·路德的怒火。

此外，罗马城开始弥漫腐烂的气息，加上表面的浮华，俨然就是那个时代的拉斯维加斯。尤其是在博尔贾家族统治下更是如此。1492年，罗德里戈·博尔贾（Rodrigo Borgia）只采取了简单有效的一步，就收买了足够的选票，被选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于是，一段让枢机主教们难堪的教宗执政岁月就此开始了。新教宗有多个情妇，为他生了许多孩子。据说，他还和他的一个热衷举办宴会、戴毒戒指的女儿卢克蕾齐亚生了一个孩子。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习惯于在梵蒂冈举办宴会，并且毒杀枢机主教。他的所作所为没有给神圣父亲这一职分树立一个好榜样： 他的继任者好战的尤利乌斯二世在诸多方面也是前任的那种“爸爸”（papa）。尤利乌斯的继任者利奥十世则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七岁时就被按立神父，没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当然，教宗职分此前也曾有过低谷，但当教会处在权柄危机中时，失去人们的敬重实在糟糕。

1493年的罗马城

伊拉斯谟与古腾堡印刷术

另一朵云在阿维农上空成形。它的出现或许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可它看上去却是最无辜的一朵云。它与住在那里的教宗没有太大关系。这是因为在阿维农住着一位名叫彼特拉克（Petrarch）的年轻人。他在那里不仅成长为一位诗人，还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古典文学学者。到14世纪30年代，彼特拉克开始相信历史包含两个阶段：一个是辉煌的古典文明和古典文化时代，另一个是他所称作的无知野蛮的“黑暗时代”。在他看来，“黑暗时代”起始于罗马帝国衰亡的5世纪，一直持续到他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然而，彼特拉克也梦想着未来的第三个时代（想必这个时代将会由购买彼特拉克著作的人所开创），届时古典文明将得以再生。

彼得拉克

彼特拉克有一班追随者，他们开始被称作“人文主义者”。他们期待古典文化的再生（或“复兴”），并因此兴奋不已。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终结这个“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他们以优美的古典文学和文化为武器，来围攻他们那个时代的无知。而“回到源头!”（Ad fontes！）就是他们的战斗口号。这种状况对于教宗统治的罗马来说相当不幸，因为罗马教会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成长起来的，而新学的光芒绝不会对她客气。

罗马教宗的权力主要由“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来支撑。这份文件据说是4世纪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写给教宗的，上面记载，当君士坦丁把首都由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时，他把罗马帝国西半部的统治权给了教宗。中世纪的教宗声称他们对欧洲有政治上的统治权，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教宗高于君王。然而，一位名叫罗伦佐·瓦拉（Lorenza Valla）的人文主义者对这份文件进行考证时，凭借其深厚的拉丁文功底，看出它实际上是用8世纪——而非4世纪——时的拉丁文写成，且是8世纪的文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1440年，瓦拉把他所发现的秘密公之于众。这就等于拆毁了教宗的一项关键声明赖以成立的基础。不仅如此，这还让人们对教宗的一切声明开始产生怀疑——还有什么其他传统信条可能是伪造的呢？

瓦拉最伟大的遗产还是他所著的《新约注释》（Annotations on the New Testament）。这本书是把他生前未曾出版的笔记搜集起来编纂而成。从这些笔记可以看出他受过很好的希腊文训练，他借此指出天主教会的官方武加大译本存在错误。但由于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笔记并未出版，因而他从未看到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瓦拉死后，新一代人文主义者出现了，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发现了瓦拉留下的笔记手稿，将其编辑出版，并进而使用它们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成为反击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最有力的武器。

1516年，伊拉斯谟回到信仰源头圣经，出版了新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他在希腊文旁边也列出了拉丁文译文，但他列出的不是天主教的官方译本，而是他自己翻译的经文。伊拉斯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促使教会做出某些道德上的改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本希腊文新约圣经会给罗马带来伤害。事实上，他甚至把这本新约圣经题献给当时的教宗，教宗还满怀谢意地回信表达感谢，并大加推荐。但教宗的回复未免过早。因为每逢伊拉斯谟的新约与官方的武加大译本不同，就会牵涉到神学上的差异。例如《马太福音》4： 17中耶稣的话，武加大译本译作“……行补赎”，而伊拉斯谟则译作“……要悔过”，后来的版本译作“改变心意”。伊拉斯谟若是正确的，那么耶稣实际上就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教人去行外在的补赎，而是说罪人需要内在的改变心意，远离罪。罗马天主教若对这节经文解读有误，那还有其他什么是她解读错的呢？那她还有什么属灵权柄呢？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就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德西德里乌·伊拉斯谟

人文主义者的学术活动挑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此同时，他们追随彼特拉克，倾向于批判当时的神学家。在这些人文主义者看来，神学家似乎只对那些最晦涩和无关痛痒的问题感兴趣。比如：“有多少天使可以在针尖上跳舞？”或者“上帝能否变成黄瓜，而不是变成人？”邓·司各脱（Duns Scotus）被认为是这种思维方式“微妙”的神学家的代表，在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看来，他简直就是蠢人的典型。凡是追随他的人也都被嘲笑为“邓人”（Duns man）或“蠢材”（Dunce）。

神学家们于是成了人文主义者笔下讽刺文学的主角。1513年，尤利乌斯二世去世，次年，坊间就开始流传一份小册子《尤利乌斯被拦在天堂门外》（Julius Excluded from Heaven）。伊拉斯谟从未承认这本小册子出自他的手笔（要是承认的话，那就太愚蠢了），可是我们手头就有一本这种小册子的复印本，其笔迹是伊拉斯谟的，印证了大家的猜测。根据这本小册子的描述，尤利乌斯来到天堂大门外，像平时一样穿戴整齐，顶盔贯甲，蓄着他那标志性的大胡子，这是他当初发誓要向许多仇敌复仇的证据。他知道他可能会遇到拦阻，他（像往常一样）带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侍卫，若有必要的话，侍卫可以狠砸大门。然后，守门人彼得让尤利乌斯看上去显得愚蠢自负，随后，故事的结论就是书名预先表明的。到最后，教会和神学家成为人文主义者的笑料，其实这还算不得什么。这个笑话所清楚表明的东西才更重要，那就是，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探求真理的不同路径已经开始挑战教会的权柄： 学者会不会比教宗更了解真理？罗马和她那班神学家是不是错了？

古腾堡印刷机

如果这些人文主义者的学识只留在象牙塔里，那他们搅动起的争议倒也无关紧要。但技术的发展却似乎与他们一拍即合。1450年前后，古腾堡发明了第一台印刷机。到了15世纪80年代，印刷所在欧洲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时候，书籍可以很快被成批印制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知识的传播更快了。印刷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古腾堡拉丁文圣经，这一点意义非凡：真道广传的时代已然来临。

本文摘录自《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英]里夫斯（Michael Reeves） 著，孙岱君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