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徐中玉丨徐中玉口述：青年人要真正用功，切不可急功近利

 【编者按】

《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汇集了徐中玉、钱谷融、周有光等27位华师大老前辈的口述资料。本文选自该书，完成于2013年，经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授权澎湃新闻刊载。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实录主编汤涛表示：“每一位老先生都是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故事。他们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华东师大的历史。对我们档案馆来说，我们只是忠实的记录者和反映者。”澎湃新闻还了解到，华师大档案馆馆藏徐中玉先生捐赠的个人档案483件（证书、贺卡、文集、照片集等）；文摘卡和剪报3箱，共计23510件。

负笈南北的求真之路

主持人：很荣幸有机会能和您面对面交谈，看到您气色这么好，身体这么健朗，真为您感到高兴。您曾在山东大学、中央大学以及中山大学度过了美好的读书时代，能给我们介绍下那段时间的经历吗？

徐中玉：我中学读的是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因为师范科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伙食。师范毕业后当了两年小学教师，1934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那时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是梁实秋，师资力量很强。我进校时，两位先生因为学生“学潮”离开了，继之者是老舍和洪深。大学读了三年后，抗战爆发，学校内迁重庆。因为内迁后学生减少，山东大学就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停办，学生转入中央大学，所以我在中央大学读完了大学。在重庆，老舍先生推荐我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我是会员中唯一的学生，因为我文章写得多，大家觉得我有作家的资格了。大学期间，我经常写文章发表在各种刊物上，如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东方杂志》、《世界日报》等。大学一年级，我依靠自己当小学教师时的积蓄生活；从第二年开始，我就靠写文章挣稿费，得到了老舍等老师的鼓励。大学内迁后，生活更加困难，但基本上我的稿费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又读了两年研究生，后留在中山大学任教五年。

研究生期间，我的论文是研究宋代文学理论的，我从事古代文论研究就从那里起步。学校指定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做我的导师，他们著的《中国诗史》，对我的研究很有益。两位先生又同意郭绍虞和朱东润两位从事古代文论的学者做我校外的导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先后到几所大学学习，学校里学问高的老师多，学习氛围好，我学习的收获也大。

主持人：您的学习方法之一是大量阅读并记卡片，共积累有几万张卡片，这些卡片对您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有多大影响？

徐中玉：几万张是有的。现在还有一部分卡片保存着，包括我攻读研究生期间抄录的。我读研究生时，很多书在图书馆都是独本，只能阅览，不能借出，而我需要其中的材料，就只得抄下来制作卡片，花费了不少气力。研究生论文写了，硕士学位也获得了，但论文写得不好，我觉得拿不出手。毕竟当时资料太少，虽然我把论题的范围只限于宋朝，但还是有很多内容没有研究到。我研究古代文论的文章是在后来写的，后来的可以拿出手了。“反右”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有较多时间看书，阅读了几百本书，同时摘录卡片。现在恐怕不少人都不愿意花这个功夫了，未能掌握足够的资料也是文章写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拿书评写作来讲，针对作家作品评论，如果你只看过他一两篇文章且恰好是比较好的，你就说他样样都好，恰好看到比较差的，你就说他样样都差，这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

主持人：您在中央大学期间曾担任文学会主席，力邀新文学代表人物来校讲学，这件事情是不是令您印象深刻？

徐中玉：我到中央大学的时候，中央大学学生多，规模大，学生社团活动氛围浓厚。我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所以中央大学的学生推举我做文学会主席。担任主席期间，我曾先后请老舍、胡风来校作报告。老舍是我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的老师，又是推荐我入“文协”的先生，我一直和老舍先生保持通信。邀请胡风来讲座之前，我并不认识胡风，但我给胡风主编的《七月》投过稿，还发表过两篇文章。后来我到中山大学去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就没有继续在《七月》上发表文章。此外，我还请过郭沫若、李长之等人来校做过报告。中央大学以保持传统国学著称，我先后邀请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来校讲学，在中央大学乃至在重庆都引起了轰动和争议。

不拘一格育英才

主持人：您1952年来到华东师大工作，后来还担任中文系主任。上世纪80年代的中文系，作家辈出，星光熠熠，能谈谈您的感受吗？

徐中玉：华东师大中文系建于1951年，首任系主任是许杰，钱谷融先生是当年就来到中文系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开始，我在那一年来到华东师大，中文系师资力量的充实是从1952年开始的。1952年我来华东师大的时候是从副系主任做起的，许杰先生是系主任。后来许先生因为年纪大了，就把工作交给我管。我做系主任的时候还兼过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文学研究所实际上同中文系是一回事。

中文系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比较辉煌，实际上是学生给我们增光，因为很多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教师、作家、出版家、批评家。有人概括了一下：1980年代华东师大中文系出了作家群、批评家群、出版家群、还有教育家群。

“群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招生制度与人才培养制度有关。华东师大独有的思想解放之处在于我们不排斥大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在“文革”中下乡了，在乡下没有机会学习，一进大学，学习格外用功。很多人在下乡时往往还从事了跟文学、文字表达有关的工作，对语言、文学本身就兴趣浓厚，进了大学，能得到系统的、扎实的训练，得到名师指点，他们非常珍惜。这部分同学因为社会阅历丰富，办事能力也特别强。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系里鼓励他们继续写作，并可以用创作出的作品代替本科生必须完成的毕业论文，也就是可以用文学代替学术，这也是我们系在人才培养上的大胆突破。当年有个名叫孙颙的学生，进大学一年后，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小说，十分难得！孙颙后来担任了上海市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迄今为止都没有中断文学创作。

主持人：您以前带研究生是怎么要求他们的，对现在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您有何建议？

徐中玉：我带研究生不在教室里正式授课。当时研究生少，每年两三个，顶多四五个，我就把他们召到家里来指导。会面前先指定阅读书目，布置讨论问题。会面时，研究生们各自谈看法，畅所欲言。谈的时候我抽烟，大家也抽烟。每次谈两个钟头，一个问题一次讨论不完，下次接着再谈，有时中间换题讨论，气氛很热烈！讨论时也会有很多争论，我喜欢看到学生有不同见解。我指导研究生时，对于学术问题，要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禁区，其实这样做也是符合“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的。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现任会长南帆是我的“高足”，他确实写得多，写得好，人品也值得大家学习。他的本名叫张帆，南帆是他的笔名。张帆同后来的研究生有点区别，他研究的是古代文论，其他人多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理论。张帆毕业时我们打算把他留在系里工作，但他因为父亲身体不好就回原籍工作了。他现在写的文章还是很多，散文创作也很有成就，担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我们又推举他担任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会长。

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日渐公平，青年人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非常好，机会难得。一个人终归要靠真才实学才能立足，青年人无论如何要真正用功，研究方向也要对路，要潜下心去，切不可急功近利。

复兴《大学语文》课程，创办《文艺理论研究》

主持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您致力恢复《大学语文》课程，主编后来享有盛誉的《大学语文》教材，提高了大学生的文学素养。为什么想到要去做这件事呢?

徐中玉：《大学语文》是本教科书。《大学语文》是现在的称呼，它对应的大学语文这门课老早就有，国外也有类似的课程。这门课在我国高校曾叫《文章选读》等，是给中文系以外的学生讲授的。抗日战争以前，很多高校都开这门课。建国初期院系调整时，学习苏联的课程设置，就把这门课取消了。可是取消以后大家就发现，中文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的学生，对于专业外的知识，特别是文学了解太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来找我讨论，他提议说由我们两个学校担任发起工作，把这门课程恢复起来。匡亚明是南大校长，同时又在教育部工作，非常繁忙，恢复课程的具体工作就落到我的肩上，我就主编了一本《大学语文》，供普通高等学校非中文系学生使用。后来教育部成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委员会，组织编辑自考教材，供自学考试学生使用的那一本《大学语文》也是我们编的。

主持人：据我们所知，您主编的《大学语文》目前已经是修订第九版了。

徐中玉：我们学校修订的比较勤，所以版次比较多，发行量也是最大的，据说已经达到3000万册了。第一版是1981年出版，1982年又出了补充教材，此后一直在不断修订。现在各地都有组织编写《大学语文》教材，版本很多，质量良莠不齐。凡是用我的名义主编的，我必须要花时间审核。前几年我都没有写文章，把许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大学语文》的修订工作上。

主持人：请介绍下《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的创刊和发展过程？

徐中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发起创办了一个学会，就是中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后来改名叫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学会决定创办一份自己的刊物，这个想法得到了周扬、陈荒煤等几位中央领导的支持，指定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作为骨干。周扬任学会的名誉会长，会刊命名为《文艺理论研究》，周扬同志为刊名题字，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担任会刊主编，我们三个学校中文系的系主任做副主编。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系主任是黄药眠，南京大学的系主任是剧作家陈白尘，华东师大就是我。《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后，挂靠华东师范大学。

我们这个杂志跟其他几个杂志不一样，其他杂志有主办单位，有一批人专门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我们这里都是自己系里的教师做，因为经费等原因，编辑工作都由自己的教师来承担，没有一个专职工作人员，编辑工作人员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人。发展到现在，还是由系里的教师兼职来做，一审、二审、三审，都是由我们系里的教师来做。

主持人：这个刊物现在已发展成为全国文艺理论领域很有权威的刊物。

徐中玉：应该说别人也有办得很好的刊物。不过，就我们自己来说，在办刊宗旨、办刊方式等方面是一以贯之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给了我们支持，使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办刊初期，学校出版社给我们出版印刷，是要他们自己贴钱的。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是否贴钱，需要贴多少钱都由出版社自己解决，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

一直以来，对于内容比较空洞的文章，我们都不采用。还要求文章对教学能有较多帮助。至于观点方面，当然要有创新的意见，并且文字要写得尽量简练一点。

《文艺理论研究》接下来的方向，还是要延续现在的风格，要对大学的教学有帮助，文章要有新意，研究题目不要过大，不能搞空洞和华而不实的东西。翻译外国的理论文章也要，但是要跟我们中国本身的需要结合起来。专讲外国的理论，所研究的原著众多读者都看不到，无法进行讨论，拿来分析我们国家的文艺现状也不一定合适，这种现象一定要避免。文章空洞的现象，过去有一段时间还是蛮多的，现在好些了。

主持人：最后请您回忆一下和巴金、王元化、施蛰存、李泽厚等先生的交往故事？

徐中玉：我和巴老本来不是很熟，但是我担任上海作协主席后，他一直是名誉主席，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他曾经说过，假话我也讲过的，在特定的环境下谁能不讲啊？对于作家来说，我也有切身体会的，有时候有些东西你不想写，但你不写不行啊。

我跟王元化先生起先也不熟悉，他是上海地下党，那时我不认识他。后来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在昆明开会，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房间，从那以后才熟悉起来。他比我小几岁，比钱谷融还小一岁。文学之外，他还研究哲学，外语也好，理论功底很深，他的社会影响很大。王元化先生也是我们系的兼职教授，不常来，是我请他来帮我们培养学生，他为我们培养了一批博士。

我跟施蛰存应该算很早就认识了。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就看了他主编的杂志，当时还在念中学。在中学里我算是比较进步的，但其实是不懂共产党的主张的。后来我和施先生在一个系里做同事，又一起带着“右派”帽子到资料室工作，进入接受学习改造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