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中医抗菌事，得失寸心知

本文摘自皮国立著《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2019年5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张仲景的《伤寒论》无疑是中国医学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这部向被视为众方之祖的医书，也多被看作是中国临床医学的开山之作。该著在宋以后，开始受到诸多医家的推崇而日渐正典化，到明清时期，伴随着张仲景医圣地位的确立，《伤寒论》也渐趋成为与儒学中的《四书》相类的医学经典。与此同时，明清特别是清代的医家，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温病学说”。这一学说，在诸多的中国医学史论著中多被看作是明清医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以是观之，我们应该可以毫无疑义地认为，对“伤寒”、“温病”等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乃是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些疾病，按照今天的疾病分类，大体均可归之于外感性疾病，即由致病病原体导致的感染性疾病，也就是广义的传染病。按照当今医学的认识，这类病原体种类甚多，其中主要有细菌和病毒，不过在20世纪病毒被确认之前，学界和社会往往都以细菌名之。这也就是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于由病菌引发的外感性疾病的诊治，不仅是中国医学关注的重点，也可谓是其特长。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近代以降，张仲景和《伤寒论》的地位不断地被确认和提升，一代代的中医学人也对“伤寒论”和“温病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做出了极其丰富的研究和建构。然而，放眼现实，却不得不承认，治疗由病菌引发的外感性疾病，早已不是中医的主战场，甚至在一般人的认识中，中医已然退出，这一阵地成了西医的专长和天下。就此而论，中原大学的皮国立博士从细菌或者说抗菌入手，来探究近代中医的发展和中西医论争，正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要害。

国立兄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医疗史的研究，他成长于医疗史研究氛围十分浓郁的台湾史学界，并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是两岸中国医疗史乃至近代史领域中拥有广泛影响的中青年学者。近十多年来，国立兄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在我印象中，他应该是中国医疗史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最具学术活跃度的学者之一。他继以唐宗海为中心来探究近代中西医汇通之后，抓住这一关键议题来展开对中西医论争背景中近代中医演变的研究，不仅充分说明了他的勤奋和积极进取，更展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光。

无论是中西医论争还是近代中医发展，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议题，要想就老议题说出新意趣来，抓住问题的要害、提出好问题是关键。国立兄希望从对细菌学说的应对入手，来展现和思考近代中医的“再正典化”过程，无论是选题还是立意都十分巧妙而有意义。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我的考量，大概不外乎以下两点：

首先，应得益于他对近代中医学人诸多论述的深入钻研。国立兄早年围绕着唐宗海，对近代特别是晚清中西医汇通学说有颇为深入的研究，后来大量研读了民国时期恽铁樵等诸多中医学人论著，正是这样系统细致的阅读，使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医学人对西方医学的关注点从生理学转向了细菌学，从而促使他将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其次，也源于他对中医的现代性拥有颇为清醒的认识。在很多人的认识中，中国医学是从中国这片土地起源和发展起来的治疗疾病的知识体系，从古到今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就已成形，并在当今的中医教育体系中仍为“活着的经典”，而且阴阳五行、虚实寒热、针刺艾灸甚至“辨证论治”等旧有的概念和方法也似乎古今一脉。故尽管中医知识古往今来时有发展，但根本上，其乃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其本质早在先秦、秦汉时代就已经确定，后代的变化不过在其根本体系上做些修修补补而已。中医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瑰宝，而且还是中国唯一活着的“古代科学”。这样的看法，在当今中国医学史和中医学论著中甚为流行，甚至几为定论。既然中医是传统，是古今一脉的本质性存在，自然无所谓现代中医或中医的现代性了。

不过事实可能未必如此，我们不妨从现代有关中医的基本认识入手来做一剖析。现代说到中医，大家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将“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视为中医的根本特征和优势，然而现有的研究已经雄辩地表明，“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与“整体观念”，虽然在近代以前的医学中不是全无踪影，但不仅很少有人论及，更无人将其视为中医学的根本特色和理论。1949年以后，受“西学中”和“大力发展中医药”等政策的影响和驱动，一批医界精英在“科学化”和“国学化”双重理念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国时期诸多论述的基础上，成功地构建了“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两大理论，不仅填补了因为抛却阴阳五行等而导致的中医核心理论的空缺，而且还构建了一个与西医不同的中医形象，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进而言之，以西医为参照对象而被视为传统的当下中医，若从中国医学自身的演进脉络来说，实为“现代”。当代中医乃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渐被质疑甚至否定，以及西方医学的强势进入和日益迅猛的发展，一代代中医学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努力用现代的科学和学科思维，通过医学史钩沉和传统医学知识筛选，逐渐建构起来的一套现代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医并不是一种作为传统象征的本质性存在，也不是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而孤立存在并自足发展的，而是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

不用说，国立兄很清楚这些。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才会提出近代中医“再正典化”的问题。围绕着“菌”、“气”、“伤寒”、“温病”等概念，通过对民国时期诸多以中医学人为主的文人论述的细致梳理，国立兄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医是如何消化西方细菌学说，并将部分理论和知识化入旧有概念之中的。在科学化、专业化的大潮中，诸多中医先贤们或出于生计的考虑，或因为自身的文化情感，或缘于民族的情怀，面对日渐强势的西方文明以及西方医学，奋力自救，最终使中医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了可以立足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对于民国乃至当代中医学人在科学化和专业化潮流中对中医的重新塑造，尽管今天不时会受到部分主张回到传统的中医人的批评，但必须说，这些成果无疑是时代文明和一代代中医知识精英智慧的结晶。而且在我看来，他们的努力总体上也是相当成功的，毫无疑问，中医在当代中国能够成为体制内与西医并存的医疗体系，他们的努力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的问题，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医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专业和医疗体系，至少在形式和机制上，其学术的表达形式、知识的传承和教育方式以及医疗机构的运作模式等，都可谓已成功地融入现代社会。

尽管如此，若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却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中医在努力自救、不断追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在与西医竞争中不断失势、主战阵地日渐退缩的过程，何以如此？个中的原因自然是纷繁复杂的，不过有个基本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西医在治疗感染性疾病上之所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显然不是西医的理论有多么高深，道理有多么动人，而是因为在细菌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明了抗生素这一对付病菌的“魔弹”。反观近代以来诸多中医知识精英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将最大量的精力似乎用在如何使中医具有科学性和合法性，使其理论逻辑自洽、华丽动人，从而能得到政界和民众的支持而得以自存上，而比较少致力于提升具体的医疗技术。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近代中医发展虽然成绩巨大，但方向是否有值得重新检讨之处呢？

国立兄虽然在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这些问题，但他在《自序》中言：“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了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实与吾心有戚戚焉！我和国立兄都是历史学出身，历史学无疑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但通过拜读他的文字，我时时能体会到他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对中医的关注。这在往往被称为外史的医疗社会史学界的同仁中，可能是少数吧。正因如此，体会到这份我们共同的志趣，每每让我感到欣慰和鼓舞。应该也与这一情怀有关，近些年，我总在积极倡言医史研究要打破内外史的壁垒，实现内外史的融通。国立兄说法虽与我有所不同，主张探究“重层医史”，即希望通过“重层医史”的探讨，来实现医学学术和日常医疗社会探讨勾连和贯通，其旨趣大概也是一致的吧。

理想的阅读很大程度上乃是读者和作者心灵的沟通，正因为有这些心意相通之处，阅读该著，对我来说是种愉快的体验，不时产生的学术启益自令人欣喜，而常常感受到的意趣相投，更让人深感慰藉。故此，我实在没有理由不郑重向读者推荐这部兼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好书。不过与此同时，我还想说，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远航，特别是对年轻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来说，更是如此。虽然我们可能已在已有基础上尽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远没有到可以停下来自我欣赏的程度。如果按中医学界一些学者或许有些严苛的要求来自省，我们的研究对于中医发展究竟带来怎样真正的启益？“重层医史”，究竟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医疗实践的角度展现对医学知识的型塑？对如此等等的问题，显然，史学界年轻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恐怕一时还很难有底气给予满意的答案。这样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可以让别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中国医学的核心地带了呢？

毫无疑问，我们念兹在兹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未来的路还很长，是以聊赘数语，一者向国立兄新著的出版致贺，二者也略陈学习心得，就教于国立兄及学界同仁，以期共同推动这一研究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