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秦玲子：蒙元帝国的医学文化

2019年6月17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尔分校历史系教授秦玲子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进行了一场讲座，题为“蒙元帝国的医学文化”。讲座由黄纯艳教授主持，姜进、章义和、孙竞昊教授参与对谈。秦玲子教授携2016年出版专著《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 Mongol Rule（蒙古帝国治下的中国医学政治）》，从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理论史三个方向考察蒙元统治下的中国医学史，讲述了作为合流点的元代如何因其独特的权力结构，形成自己的医学文化与医学理论。

从袁桷的医学情结出发

一位编撰《延祐四明志》的南方官员袁桷启发了秦玲子教授的研究。袁桷在《延祐四明志》中花了很大篇幅描述奉诏建立的、兼具医生教育与祭祀功能的本地医学/三皇庙，这吸引了秦玲子教授的注意，问题意识由此产生：为什么袁桷要在医学上花费这么多笔墨？翻检其人生经历，袁桷出生在精英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经历过母亲、父亲、妻子相继离世而心存愧疚，他有足够的个人理由去关心医学。奉诏建立医学/三皇庙的地方也不止四明，地方志和文集中的信息显示元代至少在地方上建立了53处医学/三皇庙。秦玲子教授又进一步追问：如袁桷这样的士人关心医学是否与元朝的统治相关？即，是否有更大的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理由？由此将研究视野投向蒙元的政治制度。

蒙元医学制度变迁三阶段

按蒙元政治与制度变迁框架，可将蒙元医学制度变迁分为三阶段。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至1276年元灭南宋为第一期。这期间蒙元基本的制度结构逐步建立，政府征募医生，在中央建立太医院、广惠司，设置医户，给医生很高的地位，并下诏设立地方医学。1276年元灭南宋至1300年左右更多南人进入元朝官僚系统为第二期。统一中国后，元朝的制度进一步精致化，设立官医提举司，广泛设立医学/三皇庙。1300年直至1368年元朝灭亡为第三期。这一时期是制度实施和调整期，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医官升迁考核体系，同时地方精英也持续建立医学/三皇庙，并将之纳入道学的谱系。

政治制度变迁对医学文化与理论的影响

政治制度上的变迁对医学文化与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影响到时人对医学与医生的看法，也影响了医书流布、医学理论的发展。

第一，蒙元建立了世界帝国，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为医生提供了不同的治疗经验。元代广惠司的创立是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广惠司执掌西域医药，用回回药物为军人和民众治病疗疾、提供医疗照顾；《回回药方》介绍了西域医药；西域的渴水、果子露传播到中国内地。除了医药交流，医生也在战争中接触了新问题、发展出新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如1232年汴京解围后死者众多，名医李杲推论此为内伤病，不能按先前流行的方法以外伤药调治，著《内外伤辨惑论》；其弟子罗天益做军医时为不同民族病人治病，发展出独特的辨证方法。

第二，蒙古帝国给予医官很大的权力，这些医官制定政策、推进医学发展，使得做医生成为士人的一条晋升之路。许国桢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医生，官至太医院提点，官居正二品，对比金朝太医院提点正五品，可见元朝医官地位提高；精通针灸的理学家窦默官至昭文馆大学士；西域重要政治家、医学家爱薛也备受器重。艾尔森（Thomas T. Allsen）指出蒙古人重视笼络医生，一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二是靠取得地方精英支持以实现对地方的控制。元朝太医院在推行国家医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比《元典章》蒙古文直译的皇帝诏令直接反映了皇帝的意志，另一些由文言文写作的诏令往往体现了太医院的意志，是太医院奏文经过皇帝批准后的方案，如设立医学/三皇庙的举措。元朝医官权力的提升也支持了金朝医学理论著作的出版，如金人李杲、王好古的医书在元代才出版。

第三，蒙古帝国统一中国，推进了南北方之间的交流。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研究文学、哲学问题时提出，蒙元统一之前的金朝和南宋之间沿着淮江一线存在着一道“铁幕”，南北差异很大，双方的书籍在对方互不出版；美国学者田浩（Hoyt Tillman）进一步指出，“铁幕”或许存在，但其中存在着一些“孔洞”，小部分的书籍可以流通到对方领土，但产生的影响大打折扣。秦玲子教授研究认为，几乎没有医书能够穿过这道“铁幕”，南北医学各自发展。北宋末年编纂、以徽宗名义颁行的《圣济总录》被金兵掠运北方，在金朝刊刻，南宋未见。北宋的医学理论在金、南宋发生了分流，如五运六气论、归经论在北宋开始萌发，金朝医学家大大发展了五运六气论和归经论，南宋的医学理论却没有什么发展，更注重方书的出版。因为这道“铁幕”的存在，金朝和南宋在医学方面几乎没有沟通。到1234、1235年，宋金之间的“铁幕”在蒙古的铁骑下崩解，造成了金朝和南宋间医学文化合流。一方面，金朝的医学理论传到南方，其医书、医学理论影响到元朝，如《圣济总录》在元大德年间重刊，作为元代医学教科书；五气六运论和归经论在元代再次得到发展，被南方医生接受。另一方面，南方的道学也传播到了北方。关于名医李杲的两种传记十分有趣地体现了看待医生的不同观念和金元之间的话语转变：在金人元好问的笔下，李杲是一位神机妙算、善用典雅比喻的文学家，这体现了流行于金朝的苏学的影响；而在元初人砚坚的笔下，李杲则是一位洁身自爱的儒家君子，他烧掉被妓女碰过的衣服、吐掉被妓女劝下的酒，这种表述体现了南宋道学的影响。元代道学领袖吴澄将儒家道统上溯到上古传说中的圣君“三皇”（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医者正是“三皇”薪传的继承者，建立了医学的道统；吴澄将医道与儒道并举，认为它们都是圣人之道、生民之道，赋予了医者等同于儒者的崇高地位，给“医”增添了远超“技艺”的学术内涵。

“金元四大家”最后一位医生朱震亨是金元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个人特质是观察元代医学文化非常好的例子。朱震亨是南方婺州义乌人，师从罗知悌，而罗知悌学宗金人刘完素，旁通张从正、李东垣之说，因此朱震亨精通金朝医学理论；他也是道学家，在开始行医之前，朱震亨已经确立了作为道学学者的明确的自我认同，其医书《格致余论》名称即取自道学“格物致知”；朱震亨对西域医学也有吸收，《格致余论》中的“倒仓论”显示了他对西域治疗方法的接受。因此，可以说如果蒙古人没有成立世界帝囯、没有统一中国南北的话，朱震亨和他的理论不会是这样。

秦玲子教授认为，元代作为各个文化的合流点，其医学文化不只是宋代、金代医学文化的延伸。蒙古帝国给医生更大的政治权力，使得很多精英想做医官，这些医官建立了与以往不同的医学制度。蒙古建立世界帝国推动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医学文化互动；蒙古帝国统一中国南北，使南宋发展的哲学思想传到北方、金朝发展的新医学理论传到南方。正是蒙元帝国特殊的权力结构造就了新的医学文化。

秦玲子教授的报告结束以后，在场的老师、同学们就讲座内容展开讨论，气氛热烈。黄纯艳教授指出在讨论宋元社会结构、经济文化很多方面的演变与这里讨论的医学演变都相通，要注意到宋元之间的传承及巨大变化。姜进、孙竞昊教授就非汉族医疗传统及其对中医传统的影响与秦玲子教授展开交流。章义和教授启发大家思考三皇庙、方土与体质、温病问题。同学们也就医生地位变化、儒医传统、蒙元医学对东亚的影响等话题纷纷向秦玲子教授请教，获益良多。

（本文经讲座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