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小学“戒尺进校”一年多，校方：使用得当，学风改进

“熊孩子”在校犯错，老师应如何教育？近些年来，师生关系、家校关系颇为敏感，老师们陷入“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有老师苦恼：对调皮捣蛋的学生，“不会管”，也“不敢管”。对此，有教育界人士呼吁，“请把惩戒权交给老师”。

四川达州市大竹县第二小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该校2018年3月开始“请戒尺进课堂”，对违规学生实施轻微惩戒，彼时曾引发热议。将近一年半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访该校，试图了解“戒尺进校”后的效果。

“这一年多来使用戒尺得当的班级，班风、学风都有很大的改进。”大竹县第二小学校长沈逢春6月21日告诉澎湃新闻，在他看来，“惩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有的孩子“过于娇惯”，加上舆论对于师生关系的敏感，老师们大多不敢使用惩戒权，担心会被解读为“体罚学生”。

沈逢春说，“惩戒教育”缺失令整个教育生态出现了问题，“一些孩子没有规矩，不知敬畏，无法无天”。学校会继续坚持“戒尺进课堂”活动，将长期开展下去。

“顶着压力”请戒尺入校

作为一所规模较大的县级小学，大竹县第二小学有2000余名学生，接近一半都是留守学生。在2018年3月以前，因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过分溺爱，不少孩子没有形成良好的习惯，违规违纪行为频发，学校为此想尽办法，却收效甚微。

“这些孩子，打不得，骂不得，老师们不敢惩戒、不敢放手管，但光靠单纯说教，没有效果。”彼时，沈逢春对此颇为苦恼。“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是充满了信任和期待的，他们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束手无策，我们不管谁来管？如果就为了声誉而放弃教育，我们就辜负了这一代孩子。”沈逢春称，这是“让戒尺进课堂”的原因。

2018年3月5日，该校在教职工大会上正式提出“让戒尺进入课堂”的想法。所谓“让戒尺进入课堂”，即由学校为各个班级配备一把刻有《弟子规》内容的标准戒尺，如果学生违反了校纪班规或老师所作的其它规定，如上课不认真听讲、不遵守课堂纪律、写作业马虎或不完成作业、目无师长、品行不端等等，老师就可以动用戒尺对学生实施轻微惩戒，以达到让学生认识错误、改良习惯、心存敬畏、勤学上进的目的。

沈逢春说，该活动反复征求了老师的意见。总体而言，老师们对此较为支持，但高年级老师略有疑虑，对使用戒尺很慎重，其原因在于，大一点的孩子自尊心强、有逆反心理。

在该校随后发出的《告家长通知书》中，学校对家长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仅有约3.5%的家长没有表示支持，其中，约3%的家长“持保留态度”，选择观望，而近0.5%的家长选择“不支持”，担心戒尺进入课堂后，会有老师体罚孩子。

此外，社会舆论也未必站在学校这边。“许多大城市的学校和教育专家都提倡赏识教育，对‘戒尺进课堂’是不认同的。倘若看到戒尺出现在学校里，会说‘这个校长没有水平’。”但沈逢春认为，在孩子家庭教育水平跟不上的情况下，引入戒尺确有必要。

“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即使是冒险，也要让戒尺进入课堂。”沈逢春称，经过前期准备后，当年3月13日，“戒尺进入课堂”正式启动。“学校顶着压力开展这项活动，本意是希望通过发挥戒尺的惩戒作用和威慑作用，帮助学生纠正或改正学习和行为上的不良习惯，引领他们阳光做人、健康成长。”

使用戒尺得当，学风改进较大

该活动被媒体报道后，曾引发较大争议。有网友担心，“惩戒”极易异化为“体罚”，对学生动用戒尺，也会加剧师生矛盾。对此，沈逢春回应称，学校对于戒尺的使用流程有明确的规定，具体为“一请二问三惩四慰”。

第一步请戒尺，犯错的学生恭敬地请出戒尺，送到老师手中；第二步是老师拿着戒尺问学生，“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对你动戒尺，你错在哪里，将来还会犯这种错误吗”；学生回复后，则进行第三步，“惩戒”。

“所谓惩戒就是轻打学生手板两下，老师在打之前也会自己试一下力度。但是要在班级纪律整顿好之后再打，让大家见证这个过程，目的是要大家把戒尺当成班级的‘法’，从而知敬畏，懂规矩。”沈逢春说。

第四步是“慰”，即心理抚慰。“告诉学生，虽然犯错了，但是只要改正了，依旧是好孩子，老师依旧很喜欢你。”沈逢春称，上述措施颇为有效，一些家长曾担心戒尺进入课堂后，会有老师体罚孩子，但真正实行后，家长们都很欢迎，认为这是好事。“其间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为老师使用戒尺，家长不满意的情况。”

但具体到班级，“戒尺”带来的效果有所差别，比如部分老师对于使用戒尺还是有“怯惧心理”，担心出事。“相对而言，高年级戒尺使用效果没有低年级好。”沈逢春说，尽管学校对如何使用戒尺作出了具体要求和规定，但虑及孩子们的自尊心和逆反心理，高年段（四、五、六年级）老师对使用戒尺较为慎重；而低年级学生对老师非常信任，很听老师的话，因而效果更好。

“这一年多来使用戒尺得当的班级，班风、学风都有很大改进。”沈逢春坦言。

已有地方赋予教师“惩戒权”

对于大竹县第二小学“请戒尺入校”的举动，《中国教育报》曾在微信平台上进行投票调查，结果显示，近8000名网友中，94%支持戒尺进课堂，41%认为应该增加教师的惩戒权。这让沈逢春颇受鼓励，称“学校会坚持将‘戒尺进课堂活动’做下去”。

沈逢春认为，“惩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有的孩子“过于娇惯”，加上舆论对于师生关系的敏感，老师们大多不敢使用惩戒权，担心会被解读为“体罚学生”。“‘惩戒教育’缺失令整个教育生态出现了问题，现在一些孩子没有规矩，不知敬畏，无法无天。学生年龄还小，就像小树苗，对很多事情仍是懵懂的，需要学校予以正确引导。”沈逢春说，对于不良习惯较多的孩子，倘若现在不管，他们长大了或会被视为“社会的包袱”。

这些年来，社会上对“惩戒教育”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不断有声音呼吁“赋予教师惩戒权”。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张国新建议，为遏制校园欺凌，应通过立法将教育惩戒权交给学校和教师，“做了错事如果不受惩罚，只会助纣为虐”。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木洲告诉澎湃新闻，教师是国家法定的实施教育的主体，“惩戒权”实际上是教师的一种职业权力。在他看来，在具体教育过程中，根据学生不当行为的性质、表现及严重程度，教师可以实施不同的惩戒权，一般而言，包括批评权、隔离权、罚没权、留置权、警示权、剥夺权、评定权以及叫家长或交由学校处理等强制性权力。

“对于较轻微的偏差行为，一般采取批评和警示教育即可。只有对于较严重或严重的偏差行为，才应该采用较为严厉的措施实施惩戒。”李木洲认为，具体而言，惩戒的方法与度，确实很难把握，在于教师对惩戒权的认识是否深刻到位。

“教师如何实施惩戒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教育艺术，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教育素养，特别是在实施惩戒之时能够做到张弛有度、灵活把握和注重后效。应该说，惩戒不是目的，而是教育手段。” 李木洲说。

事实上，已有个别地方对赋予教师惩戒权予以支持。2019年4月12日，广东省司法厅在官方网站公布了《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受到广泛关注。该草案专门明确了中小学教师的管教权和学校合理的教育惩戒措施，规定学校和教师依法可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比如，对学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不能完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中小学教师可以采取一定教育惩罚措施。

而在更早的2017年3月,《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施行，其中规定，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情节严重的，视情节给予处分；学校的惩戒规定应当向学生公开。这是地方第一次将“惩戒”正式写入规章办法，一度引发舆论热议。

“这是一件好事。”沈逢春称，将“惩戒教育”引入课堂，只要掌握好“度”，是有效的，也是对孩子负责。

不过，关于教育惩戒权，国家层面还缺乏明确而系统的法律规定。《北京日报》此前报道称，无论《教育法》《教师法》还是《义务教育法》，对于教育惩戒都没有明确规定，只在2009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通知》中，规定了“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力”，但对于“适当方式”“批评教育”以及后续手段等，则未作具体说明。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今年3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建议修改《教师法》，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明确其具体内容和适用边界。“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什么是教育的惩戒权，明确它的边界，哪些是教育惩戒的内容或者形式，哪些不属于教育惩戒的范畴，使得教育惩戒权不能过度。”周洪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