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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西北民间艺人的故事,每一帧画面都带有泥土气息
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进行了世界首映。
在国内上映几天来好评如潮,豆瓣评分8.1,
有人说它“每一帧画面都带有泥土气息”。
这部片子以民族摇滚音乐人苏阳为叙事线索,
串起了四个西北民间艺人的故事,
他们分别从事陕北说书、秦腔、皮影和花儿,
这些都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都深深影响过苏阳的音乐创作。
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人影片由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操刀,
这个工作室曾出品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喜马拉雅天梯》等爆款纪录片。
几个清华学霸沿黄河出发,从源头无人区到入海口,
跨越70万平方公里,
与拍摄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
三年里积累了1600小时的生活影像,
和几十万字的田野笔记,
最后凝聚成一部90分钟的纪录片。
苏阳和杨植淳一条采访了音乐人苏阳和影片导演杨植淳,
听他们讲述了创作初衷,
“音乐只是外壳,内核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什么是河?河其实就是人,
再浩瀚的黄河,
都是由每一滴水和每一粒沙来组成的。”
自述 | 苏阳、杨植淳 编辑 | 陈星
《大河唱》是我们聊着聊着、聊出来的一部电影。
最早是2016年5月份,我想做一个叫做“黄河今流”的艺术项目。我一直对西北民歌感兴趣,从2000年开始,十几年来不断去黄河沿线采风,积累了很多资料,想用演唱会、艺术展和图书出版的方式,系统地展现一下我了解的西北民间音乐。
就是在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拍一部纪录片?后来就和几个搞电影的朋友聊了两次,大家觉得可以拍了。2016年7月,摄制团队就请了一个音乐人类学的教授进行了前期调研,三个月之后,片子就开拍了。我的朋友,成为了后来《大河唱》的出品人、制片人和监制。
真正开拍以后,慢慢发现,其实这些被采风的民间艺术家才是最有趣的。我在片子里只是一个线索人物,负责把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
秦腔班主张进来(中)表演“打台”陕北说书人刘世凯看了片子,我才了解了他们的私生活
片子里的四个民间艺人,都是我认识十年以上的老朋友。
秦腔班主张进来,在银川很有名,我90年代中期就听说过他。因为我媳妇当时也是秦腔剧团的,他们等于是同行。张进来是最大的一个班主,每天都在演出,我媳妇那个团好多人下班之后偷偷跑到张进来那里去搭班,赚点外快。
陕北说书人刘世凯,我们是在酒桌上认识的。我下去采风,和一个朋友喝酒,他在文化馆上班,天天往乡下跑,搜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我问,有没有唱小曲唱得特别好的,他推荐了刘世凯。打了电话,老刘就来了,来了之后不喝酒,只唱歌,我们留了联系方式,后来我没事就老去他家,听他唱歌。
环县皮影在西北皮影里面是代表。过年的时候,每天天一黑,皮影班子就会在街上挨家挨户地演。那次,我一晚上看了十几个摊子,老魏就是其中一个。他算是唱得比较好的,在当地也有点名气,我就跟他搭讪。
当天晚上他就把我领到县城旁边一个小旅馆,坑坑洼洼的,伸手不见五指,卖给我好几张他自己刻的盘。他挺有商业头脑的。我们认识了以后,他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老兜售他的各种皮影资料给我。
花儿歌手是我专门去宁夏固原找的。以前认识那些花儿歌手要么年纪大了,要么去世了。偶尔有一次过年吃饭,一个搞音乐的朋友跟我说,他的高中同学就会唱花儿。我说,叫过来一起喝酒啊。一般花儿歌手喝完酒都会唱,那天玩得特别晚,我就这样认识了马风山。
决定拍片之后,我挨个去跟他们打招呼,说会有人去拍摄你们,感觉他们还挺愿意被拍的。
拍之前拍摄团队没有定性,自始至终没有剧本,就是发生了什么就记录下什么。所以素材量很大,有1600个小时,剪成成片是90分钟。
他们每个人的私生活我都了解得特别少。看了成片,我才知道原来老刘结过两次婚,两个老婆都去世了。每次去他家我就奇怪,怎么老婆一直不在,但我也没好意思问。
我们在一起基本就是唱唱歌,讲讲段子,不说自己,也不聊什么很正经的事情。我在北京搞乐队、出专辑这些事,我也没跟他们说过。在他们眼里,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民歌爱好者吧。没事就跟他们一起呆着,吃吃饭,听听音乐,帮他们整理整理资料。
有一次我在银川演出,他们四个人都去了。老刘听我唱《珍珠卷帘》,说苏老师嗓子挺好,但是唱的不如他。我想是因为我口音不准,他觉得不正宗。老魏和张进来好像没有表过态,但是马风山还挺喜欢听的。
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节奏感片子一开头,就放了我和一个鼓手对于一首曲子的节奏应该怎么打的争论。我们说到西方人的节奏和中国人的节奏的区别,这实际上也是我做音乐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
大家可能以为,中国人的音乐节奏感差。其实是中国人的节奏感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我们的语言的节奏本身不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而是不规则的。而我们的音乐的节奏,正是从我们语言的节奏中来的。
我写过一首歌叫《像草一样》,里面有一段曲子的节拍和韵律来自秦腔,用到了秦腔的“苦音”,是介于两个音之间的半音,这个东西很微妙,会说陕西话的人可能更能理解。
其实中国很多民歌的调子,都是从当地方言里来的。每个地方的人有自己独特的呼吸,说每一句话的节奏、呼吸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不能被简单量化规范的。
陕北人唱信天游唱得正宗,因为他说陕北话,一开口就是那个口音派生出来的那个调子。“贺兰山下一马平川,花落花又开”用普通话念出来就不是西北的韵味儿,用宁夏话唱出来就成了秦腔。
从民歌开始,我终于学会了唱自己的歌我一开始是搞摇滚的。大家提到我,可能觉得我是“西北民族风”的代言人。但其实我出生在浙江,7岁半才来到银川。15、16岁的时候去西安上学,成年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西北人,浙江话完全听不懂了,一到饭点儿就想吃面条。
1995年我结完婚,23岁,自己组了个乐队,在迪厅演出。那是宁夏第一支摇滚乐队,我们主要模仿西方摇滚乐,比如枪炮与玫瑰、Bon Jovi、恐怖海峡等等。那时候我披着长发,梦想着成为一个重金属吉他手,基本上就是贾樟柯《站台》里的那种小城文艺青年。
做了几年,我的音乐走到了令人厌倦的套路。我写了几十首歌,但是如果把唱词去掉,听起来和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外乐队没什么不同。我开始想办法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听,2000年前后,因为偶然的一些机会就接触到了民歌。
我第一次尝试改编民歌是2002年的《宁夏川》。其实灵感来自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民歌,里面有一句经典唱词: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粮川。我亲眼看到,宁夏很多地方自然条件其实是很苦的,从地名就可以看出来:大水坑、喊叫水、草泥洼……
金川银川米粮川,这么富庶的景象,应该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吧?我顺着就写了这样的词:宁夏川,两头尖,黄河的水流富两岸,盼只盼那个吃饭不靠天。
这首歌一唱出来,就很受欢迎,大家都在台下跟我一起唱。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和了解西北的民间音乐,并且把民歌的元素运用在我的音乐中。
2004年,我写出了《贺兰山下》,这是我自己比较偏爱的一首作品。实际上这首歌受到了秦腔的影响。
我最喜欢的秦腔是《下河东》里的“三十六哭”、《斩李广》中的“七十二个再不能”,还有《斩单童》。这三个都是秦腔的代表作,分别斩了三个大将,全都是悲剧,我觉得表现力上比摇滚乐更真挚更彻底。
后来老狼介绍我签约了唱片公司,2006年我发行了我的第一张专辑《贤良》。里面同名单曲《贤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
《贤良》专辑封面其实这首歌严格来说不算原创,脱胎于一首花儿《十劝人心》,“石榴子开花嘛叶叶子黄呀,姨娘嘛教子女贤良”,歌词主要劝诫人们孝敬父母,兄弟和善,不要赌博酗酒。
我就顺着那两句开头的歌词往下写,主歌的旋律也还是那个旋律,副歌部分有我自己的创新。
《大河唱》里面拍到了我和民间艺人一起唱民歌的场景,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多歌曲的原始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花儿会”上满山坡都是人唱出《诗经》里的中国
2008年的夏天,我去了甘肃松鸣岩的“花儿会”。这种“花儿会”就像《大河唱》里拍的那样,漫山遍野的绿草坡上,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接龙比赛一样,一唱唱好几天“花儿”。
我们现在说话是文本的,但是花儿、信天游的语言方式是“赋比兴”的。比如一首非常流行的花儿《袖筒里捅了个千里眼》:“哎袖筒里捅的是千里眼呀,远山照成个近山,阿哥是孔雀虚空里悬呀,尕连手呀,尕妹是才开的牡丹……”
阿哥自己比作孔雀,尕妹比作牡丹,是非常美的意象,也是花儿中最常见的意象。我第一次听海原县最有名的花儿歌手、七十多岁的马生林唱花儿时,他唱道:“二尺八的棉帽头上戴,恐怕北山的雪来……尕妹是牡丹花园里长,二阿哥是空中的凤凰,悬来悬去没妄想,吊死到牡丹树上……”
我后来把这个意象化用到了《凤凰》这首歌里:“尕妹妹牡丹我花园里长,二阿哥是空中的个凤凰,我悬来悬去的,个没妄想。”
再比如花儿里的“大眼睛令”:“出去了大门往树上看,喜鹊儿盘窝,我把我的大眼睛想着。”看到喜鹊曼妙的飞姿,想起自己大眼睛的恋人。这种思念的心情,如果换一种叙述,可能就需要几十个字、几百个字才能说清楚,可是一句“比兴”,就好像一下子画了一幅画给你,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效果。
专家说,“赋比兴”是《诗经》开始就有的传统。不能说我采风采到的这些民歌一定和《诗经》有关,但是《诗经》总结了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而这些特点在民歌里留存下来。
“赋比兴”也是非常中国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西方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想要什么就直接说出来了,我们总是要借助比兴,比较含蓄委婉。
大河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2018年7月,我去南美哥伦比亚参加了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在那里我们完成了《大河唱》最后一场戏的拍摄。
麦德林国际诗歌节是世界四大诗歌节之一,有28年的历史。这是他们第一次邀请中国音乐人参加开幕式,我的演出被放在压轴位置。
麦德林邀请我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特别注重文字方面的表述。2018年诗歌节的主题是回归本土信仰,可能正好契合长久以来我的那些音乐作品的意味。
我唱了一首《胸膛》。这首歌从思维和表达方式上都是受花儿的影响,但是音乐形式上完全变掉了。我没有用唢呐、大鼓,只用了一把吉他。“一对对山鹰打了一仗,翅膀就折了,不知道跌落的那一个,疼的是翅膀吗?胸膛。一对对羊羔回到了圈,妈妈只舔了一个,不知道剩下的那一个,冷的是身上吗?胸膛……”
那一场演出,是我参加过的所有音乐节里最热烈的一场演出。我唱的中文歌词,南美观众当然是完全不懂的。他们对于什么是花儿也没有任何概念。这个时候打动他们的,应该就是音乐本质的东西了。
演出结束之后,诗歌节的主席老伯伯上台,非常激动地说,大河在你心里,大河在我心里,大河在我们所有人心里。这个片子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都是吃着黄河水长大的。什么是河?河其实就是人,再浩瀚的黄河,都是由每一滴水、每一粒沙来组成的。就像我2017年的新歌《河床》里唱的那样,“日月星辰,不停轮转,生在尘埃,谁能回到尘埃……”
一粒沙看似微小,却蕴藏着无穷的能量。
我是北京人,18岁上大学以前没去过西北。之前印象里,西北都是张艺谋、陈凯歌电影拍的那样,是一种狂野的暴土狼烟的感觉。
我第一次见拍摄对象、道情皮影班班主老魏的时候,他正在演一出皮影戏。结束了之后我坐在他的三蹦子车后头,要跟他回家住。车从21国道驶出,一直在山路上绕来绕去,路边都是漆黑一片。
往远处看,群山被月亮照亮,山顶似乎泛着白光。我才意识到在夜晚,月亮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光源。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西北真正的模样,它是非常温柔的一个状态。
提到西北,不能不说黄河,我们这部片子也叫做《大河唱》。黄河在我们脑子里的固定印象就是壶口瀑布那一段,浑浊的,澎湃的。但其实真实的黄河远远不只是这样。它最开始的地方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流,然后一直流下来,中间也有很平静的河段,也有很奔腾的河段。
到了入海口的时候,那个地方其实是一片油田,油田旁边有一片芦苇荡,芦苇荡的远处还有一些石油的磕头机。
《大河唱》实际上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个影像人类学课题,我们全程采用人类学做田野调查的方式拍摄:与被拍摄对象同吃同住,每天一起床就开拍,一直拍到睡觉。像种地一样,把摄影机埋在土里,真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魏宗富是我的主要跟拍对象之一。他们家在山里,地方大,我们住他闲置的窑洞。因为我们随时随地拍摄,他们家就相当于多了一个人,我们要无时无刻去关照他们的感受,所以要学会怎么跟他去交流,要进入到他的生活中去。
皮影艺人魏宗富一开始还好,拍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出来,他稍微有点不耐烦了。他不能理解我们这个片子为什么要拍这么长的时间。有一天,他就问我,小杨,咱们这片子大概要拍多久?
他是一个四代传下来的皮影艺人,其实是渴望得到外界的关注和认可的。我想了想,找了一个纪录片给他看,焦波的《乡村里的中国》。我告诉他,这片子大概也拍这么长,贯穿你这一年,展示你怎么去演皮影,你的生活。
从那之后,他就觉得这事对他来说很有意义,也很配合我们的工作。
回来之后,我还继续跟他们保持联系,老魏有时候来北京,我都会去接待一下。他还会经常问我意见。有时候他被请出去做活动,他没办法判断这个是真假,就会问我这个人是不是骗子。比如有人给他发一个信息,是录一段视频,要求“10s到30s”,老魏说这个“s”是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说,是秒的意思。后来老魏收到非遗办的邀请去上海演皮影戏,联络的时候,因为他的口音的问题,没有办法沟通,我就一直帮他联系。到上海之后,我也带着他,去演出、去玩。这件事过后,我俩有了一种同甘共苦的感觉。
拍完杀青的那一天,我坐老魏的三蹦子车离开。当时艳阳高照,整个大地被照得特别亮,风沙也刮在脸上。我戴着耳机打开了一首苏阳的歌,那首歌叫《喊歌》,中间有一段唱腔是喊出来的。那段唱腔跟老魏唱的道情皮影戏中的一个段落的曲调是一模一样的。我听到那段的时候,眼眶一下子就红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西北足足呆了2年的时间。拍摄的间隙,我经常站在山上,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着风景,觉得自己就像一动物,特别自由自在。
我也第一次意识到人和脚下这片土地的关系。你解决你生存生活的一切源头就是这片土地,就是山下那条河。它们决定了你有没有饭吃。对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而言,它们是伟大的,也是神秘的,恐怖的。
在这些人身上,我也看到了还活着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他们的生活方式一直没有变,还是依托在这片土地上耕作而生活,依旧去唱歌、看戏。遇到困难了,仍延续一种非常原始的做法去祈求上苍,用最朴素的愿望去安慰内心。这些人才是我们最关注的对象。《大河唱》里讲述的音乐只是一个外壳,把这层外壳剥掉之后,我们想让观众看到的是这些人和这些人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到底为何而唱,又在唱着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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