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证建筑”：在黑暗认识论的阴影下还原真相

过去十年，“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瞩目的政治实践，甚至没有之一。我必须先将其称为政治实践，其次才是艺术的、法学的、建筑的，或跨学科的。在互联网被资本、威权国家疯狂滥用的当下，“法证建筑”是极少让我们看到技术为善可能的火苗。

由Eyal Weizman领衔的“法证建筑”最早是2011年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一个建筑研究小组，由高度专业人士（建筑师、数据分析师、电影人、软件工程师、调查记者等）组成，他们通过收集线上数据、数据挖掘、与当事人接触、3D数字模型等方式尽可能还原国家暴力机器侵犯人权、自然环境等社会事件的真实现场，以空间和时间常识校对官方机构（大部分情况是国家级别）发表的声明或确认过的“真相”。很不幸，在大部分案例中，我们都只能看到官方机构如何撒谎、打马虎、掩饰、同谋或者懒惰。

法证建筑常年工作在全球冲突的一线，在已经公开发表的44个案例中（官网上有全集），我们可以看到巴以边境、希腊极右翼、德国新纳粹、叙利亚、加里曼丹的森林等，他们面向全球征集需要他们介入的案例，在官网上，挑选新案例的原则很简单，“必须涉及人权或环境问题，该问题未由发生国家充分解决；有我们的技术可以参与的空间或建筑维度；可能让我们开发新研究技术的机会”。

不过，“法证建筑”没有要独占公民正义鳌头，此篇文章2019年6月18日发表于e-flux•becoming digital，Eyal Weizman总结了过去几年“法证建筑”的工作环境，更将这种通过收集开源素材，公开召集成员进行线上调查的工作方法称为“开放核证”（open verification），bellingcat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种方法里，每个人都可以既在肇事现场，也在正义现场，你手机中摇摇晃晃的视频可能是下一个案例的核心锚点。本文由Eyal Weizman本人和e-flux编辑Nick Axel授权澎湃·思想市场翻译。

十多年前，我会认为“法证”的想法令人反胃。受训于左翼行动主义和批判性空间实践，我本能地反对任何体制权威。法证学依赖于规范和法律框架方面的技术专长，充满了机构权威。它是国家的基本手艺之一，仅仅属于特定机构的特权：警察，秘密服务或军队。 今天，与直觉正相反，我发现自己正工作的“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一群由建筑师、电影人、程序员和记者组成的机构——正是一个法证机构，我们在不同的平台如媒体、法庭、真相委员会和文化空间公示证据。

这种变化是对我们当下社会的变化和当代冲突本质的回应。不断演进的信息和媒体环境使专制国家有能力操纵和歪曲国家罪行，但它们也给公民社会的团体提供了新的技术来反转法证凝视并监控国家，这就是“反法证学”（counter-forensics）。

在给新反动势力想到一个满意的名字前——数字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受害者情结外加阴谋论的结合体——它们已经充斥于世界各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俄罗斯、波兰、 匈牙利、英国、意大利、巴西、美国和以色列大行其道。这些势力习惯于遮盖、模糊、操纵和扭曲事实。否认现实的“后真相”，无论是什么形式，都不能仅仅被理解成说谎，毕竟，谎言一直都是政治工具。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特征可能不是对不实之词的大面积传播，而是对支持事实的机构权威的持续攻击：政府专家，大学，科学实验室，主流媒体和司法机构。

质疑国家机构的权威也是“反法证”（counter-forensics）的意义所在。我们试图揭露警察和军队的掩盖事实，政府谎言和法律制度串通一气陷害国家受害者的案例，而我们必须将这些案例与上面提到的那些政治势力的策略区分开来。

黑暗认识论（Dark Epistemology）

虽然“后真相”看起来是新现象，但对于那些在当代冲突前线揭露国家罪行的人来说，它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这种体现为一系列操作的“否定”形式混合了传统上宣传和审查的角色。说它是宣传，因为它涉及由国家发布的影响公众思想和行为的声明，但它不是在集团与意识形态对抗背景下构建的传统宣传。它不意图说服或告知任何事情，也不是为了宣传一个系统优于另一个系统（比如平等/自由或东方/西方），而是为了模糊感知，不让人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后真相”意图创造一个真空，当人们不再知道要思考什么，如何确定事实，何时信任他们时，当权者可以用任何东西来填补这个真空。

“后真相”也是新的审查，它阻碍了个人评估和分辨事实的能力。政府面对减少数据流通和抑制政治话语的困难，它故意选择向庞大的话语库增加更多噪音以转移注意力。

“后真相”策略的起源之一是大型烟草制造商。1970年代，面对越来越多的有关烟草致癌作用的科学证据，否认与吸烟相关的健康风险变得站不住脚时，烟草商制造了一个混乱和怀疑的“烟幕”。 由烟草公司资助的研究小组们以散射方式发布令人眼花缭乱的“反研究”，试图诋毁科学研究，创造不信任，而不提供任何连贯叙述。

“后真相”的否定（negationism）不是关于事实和如何最好地理解事实的认识论层面的讨论，而是试图对任何方法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可能性产生怀疑。 用几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它是一种“黑暗的认识论”（dark epistemology）——掩盖信息，而不是揭示。

“黑暗认识论”者的策略可能看起来像政治领域的一个新特征，但它类似于旧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倾向于“否定”过去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目前的迫害（这些都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大否定主义者”罗伯特·费里森通过指认和夸张历史文献中微小不一致性而否认大屠杀，他甚至希望由此能引起对大屠杀是否发生过的普遍怀疑。 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将这种“否定”称为一场强震（earthquake），认为它不仅摧毁了环境，如地面，建筑或道路，而且还摧毁了记录其存在和规模的工具。因为威权和极权主义政权总试图将无序的现实纳入简化的感知框架，它们对真相有深入骨髓的恐惧。

“否定”是一种特殊的修辞行为。它不仅是对政治代表领域的干预，而且还与其试图掩盖的违法行为纠缠在一起。就像仇恨言论一样，它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暴力也是它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当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犯罪不被认为是错误的时候，暴力就会不断发生。

“黑暗认识论”在当代冲突的前沿清晰可见。在以色列，最近国家对“灾难日”（Nakba。又称浩劫日，为巴勒斯坦纪念日，每年的5月15日，因几十万巴勒斯坦人于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独立后，被犹太人赶出家园之故。5月15日同时也是以色列国庆日，或称作独立日）的否定正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巴勒斯坦境内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否定的基础。

“黑暗认识论”也有军事根源，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操作原理”。西方的军事部门喜欢描述由广播误导和传播矛盾信息以影响人们的理解、情绪、动机和行为称为“心理战”，或“认知机动”。在“感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或“虚假信息”（dezinformatsiya）的名义下，俄罗斯及其支持者将战场信息武器化，发明了一种偏执、阴谋论的和充满幻觉的现实以转移公众对其在叙利亚和乌克兰行动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暴力的目标是两件事：人和物，以及暴力发生的证据。在媒体和互联网时代，“感知管理”已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由网络特工和机器人军队打头阵。调查新闻中心（Centre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詹姆斯·哈金警告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会从一张不知从哪发出的像素极低、有争议的图像开始。”

西方国家的人们开始意识到“黑暗认识论”的存在是因为这些冲突管理的战场技术最近才像尸体一样被冲打到西方主流政治的海岸。 因此，每个人权活动家多年来所熟悉的这一切终于变得可见，并被赐名为“后真相”。

一些人认为，目前对真相的攻击具有自由主义、或少数群体权利解放、身份政治、或后结构主义的左派哲学的意味，这些思想倾向于将制度化的真相、科学、启蒙价值观和常识理解为权力关系的产物和统治手段。事实上，一些“黑暗认识论”的推动者已经提到了某些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英雄，这导致人们时不时将现在的这些弊病归咎于后结构主义。但是，我认为，在抵抗“黑暗认识论”时，我们需要做一些更微妙的事情，而不是要么把气撒到解构头上，要么恢复到已知的最后手段：用制度化的权力/知识守护者来捍卫旧的实证主义。

相反，批判性对于“反法证学”需要做的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解构官员的虚假陈述，和（部分）重构发生事件的真相。 后结构主义的怀疑文化对于揭露当权者陈述中的差距、不一致、偏见、操纵痕迹和歪曲事实至关重要，如果不是这种怀疑，我们的信任习惯很容易使我们视而不见。批判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官方声明的套路，发现其中的不一致和空白。这种批评也可以具有建设性，当我们了解事实是如何形成的，弱点在哪里，最多可以说什么时，我们才能更好地构建和捍卫它们。

这张图片是2017年墨西哥非政府组织Centro Prodh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当代艺术博物馆（MUAC）的大型调查的一部分，描绘了各方关于2014年9月26日至27日在墨西哥伊瓜拉的43名学生失踪的不同叙述。数据挖掘了数千页与此事件相关的报告，将每个当事人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检视电话里的枪声和汽车运动的关系，图表是关于失踪的所有叙述的地图。它揭示了误导性极强的国家叙事（标黑），也被不祥地称为“历史事实”，与我们参与的幸存者和NGO的证词（标红）的分歧。它的复杂性使图像成为学生们仍然缺失的矛盾版本的迷雾。它表明此次失踪不仅是身体的失踪，证据也不翼而飞。

多点视角

在当前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叛乱的背景下，那些对传统机构和专门知识的攻击从未为反霸权的知识生产真正提供基础。“后真相”的时刻不是拒绝当前对制度权威和专业知识的挑战，而是可以产生另一套真理实践，这些实践可以挑战现在的“黑暗认识论”以及传统的真相生产概念。

也许完全有必要在另一个意义使用“真相”这个词。与单点透视相反，拉丁词veritas所代表的先验的、有时是超越的“真相”概念，指在一门建制学科中工作的专家的权威。更适合我们的工作，且与veritas词源相同的术语是“核证”（verification）。核证不是作为名词或本质的真相，而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的、多视点的实践。

“核证”一词本身可以与科学权威联系起来，它最初属于科学理论。它通过收集实证观察以确认或证伪抽象命题，无论是数学模型、科学理论还是哲学猜想。在新闻领域，“核证”证实或伪造政府、政治家、公司发言人等人的声明。但它也可以与新的素材结合（比如开源的或行动主义者提供的素材），采取开放和社会化生产证据的方法流程，融合科学和审美，并与看似不相容的机构和知识形式共同工作。

我们当下现实的一个根本特征是迅速膨胀的在线数据，这里面有大量未经处理的信息，也包括虚假信息、噪音、偏差和失真。开源调查就是在这片海域捕鱼。开源调查的方法包括收集和分析线上或其他公开来源的素材，有时还包括一些泄露、或通过信息自由许可获得的内容。开源调查基于开源代码的文化，去中心化地工作，集结网络上志同道合的实践者。

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操作频繁的“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就是开源调查员们公之于众的，他们从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吉布提这样的地方收集了如私人飞机航线、收据和地址等看似极平庸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联系在一起。同样，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隐蔽军事势力也是被在当地和异地的公民调查员们发现的，他们通过拍摄、收集、证实、地理定位和交叉比较素材，证实了俄罗斯军方在当地的存在。

2018年7月14日，在加沙市，两名巴勒斯坦青少年Luai Kahil和Amir al-Nimrah被一架以色列飞机发射的导弹炸死，不久之后又发生了四次空袭。 油管上一段儿童烹饪节目的视频捕获了爆炸的远程回声，使我们能够对已找到的视频进行事件前后的时间排序。它还暴露了作为平民，在持续空袭下生活的残酷。可进入e-flux网站观看完整视频。

开源调查的第一个阶段是确定有争议文件的真实性和来源。“核证”是针对事件，但“验真”是针对单个证据，比如确定一个视频或音频文件是否被篡改。在“深伪”（deepfakes）时代，图像处理技术远超图像检测技术，“验真”必不可少。“验真”兼具垂直和水平维度，垂直维度是指对存疑文件的深入研究，比如压缩像素的组成可以证明是否篡改。水平维度是指基于分散的证据来源之间的横向关系。

事件发生时，多个视频常常由不同位置的不同人员同时拍摄，每个视频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焦点。并非所有收集的视频在最初看起来都很相关，但它们可能会提供重要链接，如作为连接器或其他视频之间的时间锚点。

耐心地将不同的地面视角相互叠加能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展调查，大多数用户将他们的摄像机指向破坏方向和受害者，但有些人会用他们的摄像机寻找肇事者、抓捕证章、武器、车辆或飞机。视点越多，场景中的肇事者、受害者和旁观者的关系就越多。当视频之间相互连通时，非真视频混入的风险也会降低。真实视频更容易与其他视频连通，而非真视频则会显得格格不入。

208年6月1日，在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附近的一个地点抗议时，二十岁的医护人员Rouzan al-Najjar被一名以色列狙击手射杀。我们同步了可用的视频素材，绘制了每个摄像机的运动以模拟个人的位置，并建立一个可能的“弹道锥束”。

在法证建筑，我们使用3D模型作为动态数字环境来定位摄像机和其他设备。由于线上收集的大多数视频和图像都不携带元数据，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操作模型”里对它们进行地理定位。模型还通过将模拟的阴影与图像中的阴影比对，或云的移动来确定图像的时间。

在这些模型中，摄像机的视锥被倒置，图像和视频从相机向外投射，直到图像的特征与模型收集的细节匹配。 一旦将某个图像或视频校准到模型中，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匹配其他来源。模型中的视频或图像越多，对事件的看法就越完整。在操作模型里，调查者可以在图像和视频源之间进行空间和时间上的移动，因此，处理和观看移动影像的方式是空间导航，而不是传统的拼接和剪辑。

开源调查员有时被指责离他们的分析主题太远。但是，个人摄像机和互联网使调查员们能够从目击者的角度体验事件。很多记录暴行的人是冒着生命危险，有时专制政权甚至让整个地区的电力瘫痪，拍摄和上传资料可能让调查员们被枪杀。

然而，开源调查有个很大的限制，就是并非所有地方都是平等联网的，开源调查员们的注意力往往倾斜于大多数被记录的地方。此外，缺少视频本身可能就是罪行的证据之一。 区域性断网往往与国家罪行有关，比如目前不断升级的苏丹局势。警察和军队可以随时检查相机，追捕记者，删除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目击者证词和物质痕迹的是唯一可靠的信息源。

因此，开放核证必须缩小开源分析的距离，与当地直接接触，与暴力受害者和社区建立个人联系。“法证建筑”多年来开发的分析方法包括采访当事人，帮助一些人恢复丢失的记忆。“开放核证”的模拟维度包括实地考察和素材分析。但重要的是，它还要求与亲身经历过暴力的证人建立远程或近距离的联系，将当事人视角与科学专业知识（如爆炸、火灾或流体动力学）结合，在环境问题上，与遥感、植物学和地质学结合。

“开放核证”的工作好比在特写镜头和极长镜头之间来回切换，在各个源点、视角和世界观之间横向移动。它依赖于建立一个实践社区，在这其中，调查是在社会交际间发生的——遭受暴行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行动主义者、开源调查员的分散网络、科学家和其他探索真相的专家。证据的呈现还必须与律师、记者联合，在我们的案例中，还时常有资助、生产和展示作品的文化机构。调查的公开过程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社会契约，包含了所有的参与者，形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生产和传播的聚合。因此，“开放核证”过的每一个案件不仅是所发生事件的证据，而且也是使其成为可能的社会关系的证据。

2017年1月18日黎明前不久，一大群以色列警察突袭了内盖夫沙漠中的贝都因村Umm al-Hiran，以拆除几栋房屋。 两人被杀：一名贝都因村民，Yaqub Musa Abu al-Qi'an和一名以色列警察Erez Levi。 事件发生后不久，以色列政府和警方声称这起事件 Abu al-Qi’an的“恐怖袭击”。法证建筑通过采访目击者，重演了事件，同步了地面上的行动主义者分子用警用直升机的红外摄像头拍摄的视频，以揭示真实的故事： Abu al-Qi’an在被以色列警察射中后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轧死了警察在Levi，Abu al-Qi’an即刻流血身亡。 这一分析迫使警方撤回了对事件的叙述。

例如，我们在内盖夫沙漠的Umm al-Hiran村调查谋杀Yakub Musa Abu al-Qi’an的事件，是与村民和行动主义者联合进行的，包括Activestills的摄影师、巴勒斯坦政治家、人权律师，甚至还有一位乐于分享警方程序细节的退休警察。这个多样和强壮的网络最终导致政府官员撤回了Abu al-Qi’an是恐怖分子的指控。

“开放核证”很少有机会获得体制内真相机构所拥有的特权，他们的结论往往由其德高望重的权威门脸的支持，而门脸后其艰苦和混乱的调查工作隐而不现。我们则永远不能把人们的信任视为理所当然。当在科学论坛之外向公众展示传统的专家证词时，其真实性往往取决于科学家或其机构的资质和声誉，而“开放核证”的真实性则必须在过程中体现。开放核证的困难是获得信任，并尽可能保持获得真相和确定事实的过程的公开和透明。

“开放核证”需要充分暴露工作步骤，从情境、涉及人员、使用的素材、每一块证据材料如何和在哪被发现、验真模型、不同证据的组合方式到案件的整体叙述。这样才能让公众发挥类似科学界“同行评议”（peer-review）的作用，也就是说，要能让其他人检查原始数据、流程和结果能被复制和经得起测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视频调查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如何做”的原因，因此，案件的呈现总是需要记录其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干扰。

这种开放性是必要的，因为与医学或DNA专家不同，“法证建筑”案例的基本模块，如图像、视频、物质遗骸、证词及它们的组装，也必须由非专家理解。根源于拉丁词源veritas，法证学必须公示证据，因此也必然是政治的。除了公开我们的方法和编织过的信息之外，“开放核证”必须要通过其叙述的力量、集体的动量和在图像、视频、文本和声音中呈现的修辞来说服公众。为了真正改变社会，“开放核证”需要被动员为社会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为此，必须建立社会联盟。

2017年10月，出现了几篇关于2017年3月30日在拉米那发生叙利亚空军沙林毒气袭击事件的报道。在试图否认发生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事件时，俄罗斯外交部无意中泄露了几页包含了叙利亚军火库中几种化学武器详细图纸的幻灯片。在这个可被描述为“开源考古学”（ open source archaeology）的过程中，我们与Bellingcat的研究人员一起构建了一个炸弹的3D模型，比对已发现的碎片，核证出拉米那空袭确实使用了化学弹药。

被“污染”的知识

“黑暗认识论”者不仅攻击旧的国家权力机构，也攻击像我们这些揭露他们试图保护的权力的组织。他们攻击“开放核证”的基础条件：组合和网络化——比如包含了肇事者和受害者的一个视频总是比将十几个或更多视频同步到3D模型中更有说服力。虽然对我们来说，证据的力量在于它的组合和不同元素相互支持的程度，那些我们打算送进监狱的人攻击的正是这种复杂的构成。他们好像一定要每件证据本身都必须证明全部犯罪。（我们）获取源素材的步骤越多，素材来源和涉及的人越多，就越被他们控诉是操控、生造和审美化。每个辩护律师都会努力在不利于其客户的证据中寻找薄弱环节，但在这里似乎他们所针对的是“证据需要不同元素和多个参与者同步”的观点。

鉴于“开放核证”的协作性和复合性，那热爱黑化我们的组织采用了其他策略来抵抗它。 他们有时扫描我们分散的网络以确定哪些东西可以被称为“污染因素”（contaminating factor）。他们称之为“污染因素”的包括：个人、组织、政治派别、单个视频，甚至身份易受攻击的资方。他们声称，因为有这些“污染”，整个网络及其产生的信息都是无意义的。

2016年，我们调查了俄罗斯发动的对叙利亚医院的空袭，这家医院由无国界医生支持（MSF）。该案件结合现场叙利亚平民和医生的证词、“白头盔”中（叙利亚公民防卫，通称白头盔，是一个在2013年叙利亚内战时期于叙利亚叛军控制地区成立的以“民事防护”为名义的组织，由英国人 Raed Saleh创建。他们分别派驻于各个前线战区提供医疗服务）的第一时间响应者拍摄的多个视频，并通过俄罗斯战斗机在空袭前后起飞和着陆的记录、俄罗斯空军的声明来证实这些视频。RT电视台，俄罗斯最主要的由国家赞助的英文媒体（宣传）频道之一，以我们使用“白头盔”上传的素材攻击我们，他们声称“白头盔”在其他地方向恐怖分子和西方资助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提供医疗援助，使用他们的素材使我们的论述毫无价值。但“开放核证”考虑了所有可用的素材，包括交战方本身的，在认可任何记录和传播都有偏见或者倾向的前提下，对每条证据进行验真，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再看是否出现了一个故事。素材的视角越多越好，来自不同甚至敌对的来源越多，也越好。我们对证据的态度是“尊重和怀疑”，指导性问题是“它是真实的吗？”和“它是否（能和其他）联系起来？”

同在2016年，我们与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一起调查了叙利亚最臭名昭著的赛德纳亚监狱（Saydnaya Prison）（自2011年以来，已有多达1万3千人在赛德纳亚监狱中被处死，这些处决均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其他许多赛德纳亚监狱中的囚徒则在反复的折磨、被有系统地剥夺食物、水、药物及医疗照护后死去。他们的遗体被卡车运走，埋在万人冢），我们交叉比较了五名赛德纳亚监狱幸存者的证词，将他们置于监狱的虚拟建筑和声学模型中。此项调查极其走红，甚至导致了对该政权的普遍谴责。受到这次调查结果的压力，阿萨德总统谎称这是“由卡塔尔资助的……蓄意抹黑叙利亚政府。”还有人盯着我们得到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SF）的资金，这是一个由乔治·索罗斯创立的常被诋毁的组织，但没有资助者对我们选择的案例或调查结果有任何发言权。

其他“污染”因素也可能是图像本身。肇事者经常声称颗粒感太强、模糊不清或晃动的图像质量不足以表明他们侵犯了人权。以色列使美国卫星提供商降低了在以色列国内和占领土地上可用图像的分辨率（大部分犯罪事件发生在该地区），经常声称卫星调查无法核实其在加沙的破坏。

其他时候，将调查划为“艺术”也是污染因素之一。当我们的调查质疑德国特勤局（Verfassungsschutz）特工的证词，尽管他出现在2006年新纳粹谋杀案的犯罪现场，他声称没有目睹事件过程。负责特勤局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成员采用了类似的否定主义策略，他们翻阅了我们成员的简历，挑选出团队里从艺术学校毕业的人，再加上我们在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展览，声称我们“仅仅是艺术家”，没有提供证据的资格。

由审美打造共同（commons）

与其将艺术放在一个隔离的地方，与知识生产对立，我们更应该寻找新的方法融合它。作为感知和侦测的核心能力，审美也有明显的证据维度。在证据公示的叙述、表演和组织中，审美是必不可少的。当主要的证据素材是图像和视频时，那些专业制作图像的人（如摄影师和电影人）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生产的证据被禁止进入法庭作为呈堂证供，或像兔子洞一样的司法程序让一个案件消失数年时，在艺术和文化场所的展览经常可以作为法律程序的补充甚至替代。比如我们在文献展中呈现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NSU）的调查，结果显示特工Andreas Temme的证词明显在撒谎。在文献展被成千上万人看到后，尽管Andreas Temme和基民盟代表团抗议，德国议会调查委员会被要求必须观看并回应这件“艺术作品”。本案例的成功告诉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整合文化和审美实践可能会促使艺术和法律的社会作用都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视文化机构同样为法证论坛，也在法律机构中同样进行策展和表演。

与文化和艺术场所的合作也给我们提供了实际的帮助，博物馆和双年展经常资助我们生产新作。NSU案件的后续调查，警方参与的雅典极右翼政党人民协会-金色黎明成员杀害反法西斯说唱歌手Pavlos Fyssas的案件，都是由位于乌特勒支的BAK基金会联合制作的。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给我们提供了调查以色列警察杀害Yakub al-Qi’an案件的预算。讽刺的是，当谎言通过权力机构传播时，挖掘真相的努力却在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

与艺术和文化场所合作不仅是出于实际考虑，法证学和策展实践都同样深切关注知识生产和呈现，通过证据、物体、对话、放映或空间里的身体布阵来呈现思考和问题。

我们在艺术和人权领域工作的最近一次汇合是在惠特尼美术馆​。众所周知，2018年末，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抗议者、美国警察对弗格森骚乱的抗议者和美墨边境移民使用的催泪弹都是由沃伦·B·坎德斯所拥有的一家公司制造的，他也是美国惠特尼美术馆董事会的副主席。惠特尼博物馆邀请我们参加2019年的双年展。我们和Laura Poitras合作的作品三重追踪》（Triple-Chaser）在惠特尼美术馆调查了坎德斯的武器生意，之后，他收到了法律传票。

法律、科学和审美实践的融合由来已久。视觉艺术、建筑和科学的紧密结合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欧洲。在16世纪，关于自然的知识是由那些占据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过渡空间的实践者产生的。17世纪的欧洲艺术学院为艺术家们提供了解剖学知识、透视投影和变形透视技术。但是逐渐地，共同的认识论和审美开始分化为不同的主题和专业，到了19世纪，科学和艺术变得壁垒分明，奉客观性为圭臬的科学被视为不能融入以主观性为核心的艺术。科学家被要求尽可能减少任何具有个人色彩、情景化的特征时，艺术家们却在被要求加强它们。用Lorraine Daston和Peter Galison的话来说，“客观性渴望塑造一种没有任何求知者痕迹的知识”。出于这种还原主义的洁癖，正是这些“求知者的痕迹”被我们的批评者称之为“污染”，但对我们来说，情境性（situatedness）（或者可辨认的具体特征），是证据的决定性因素。

今天，科学与艺术之间的鸿沟必须再次闭合，“开放核证”是重新融合艺术和科学工作并创造新的美学的途径之一。“开放核证”不是客观性至上的“从无处看”，而是寻求多元的、主观的、情境化视角的互相啮合。它不是被关在权力机构内的黑匣子，而是一种跨越地点、机构类型之间的新联盟形成过程，包括实验室、艺术家工作室、大学、行动主义组织、受害者、国家和国际法律平台、媒体和文化机构。

因此，虽然“后真相”与我们的“反法证学”实践之间似乎存在明显的、肤浅的联系，比如两者都质疑由警察、情报部门和法院等政府机构的声明，但也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区别。我们不是以任何相对主义在回应当前对专业知识的怀疑，而是以一种更有生机和冒险的真相生产形式。这种形式建立在一种扩展的实践中，在这实践中，我们试图对审美和科学、新的和传统机构兼容并包。

国家犯罪者和“黑暗认识论”者总是想要破坏建立共同阵营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来保护和指导我们，建立共同阵营也是一个政治目标。每次新的调查都会诞生一个从不同观点的网格编织而成的实践社区。就这点而言，“开放核证”也是一种建设。在证据的生产和传播中必然产生的人和人的交际，最终也构筑了一个不太可能但基本的共同群体（commons），其中事实生产构成了围绕对世界的共同感知和理解建立的扩展的认知实践社区的基础。在使证据的生产和传播社会化的过程中，它最终建立了一种不太可能但却根本的阵营，在这阵营中，生产事实构成了一个扩大的认识论实践社区的基础，这个实践社区是围绕着对世界的共同看法和理解而建立的。

任何政治倡议和斗争都必须从建设共同阵营开始，这是重要的元政治条件。这些共同立场看起来类似于空气或淡水等自然资源，当它被“黑暗认识论”者的毒素污染时，我们必须保护它。 然而与水和空气不同，它不是先天存在，也不是自然的，而是需要被不断重塑、加强和争夺的社会现实。它不能被完全封闭，而其边缘必须保持对新信息、新观点、证据和解释的开放，只有异议能让它持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