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人：寻踪汪曾祺

原创：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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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6期

寻踪汪曾祺

文｜乌人

汪曾祺与样板戏

说起汪曾祺先生和样板戏，或许一般人只知道《沙家浜》和汪先生有关系。其实，汪先生还参与了另外两部样板戏的创作。只是其中一部样板戏最终不知何故流产了，才没人知道。否则，就不是现在人们一直说的八个样板戏，而是九个样板戏。

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天方夜谭吧。当然，也许还有人会说：你这是故发惊人之语。

不着急，下面我就来向大家述说一下这件事的始末。

那时，汪先生正在牛棚里接受改造。一天，一位“管教”人员把汪先生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回去准备准备，明天有车来接你回去。”汪先生听了，也不敢多问，但心里却直打鼓：谁接我回去？回去干吗？汪先生也不敢和别人说，自己一个人在心里直打嘀咕。

第二天，果然来了一辆汽车，把汪先生接走了。

汪先生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敢去。后来北京市委宣传部打来电话，说是江青要接见他。这可把汪先生吓坏了。江青接见他干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汪先生忐忑不安地依着指令见到了江青。同时接见的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江青接见后，汪先生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江青把汪先生从牛棚里提前解放出来，是叫他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现代革命京剧。这件事，由那位副部长直接负责。汪先生告诉我，那位副部长是个老革命，对江青很不感冒，说：“一个女人家，成天老娘老娘地挂在嘴上，成个什么体统？！”

之后，汪先生就到了重庆。在重庆，汪先生先后到渣滓洞等当时中美合作所管辖的监狱实地调查了不短时间。

就在这一年的国庆节，汪先生还非常荣幸地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大典。第二天，汪先生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人民日报》报道国庆典礼的消息上。当初和汪先生一起在牛棚里接受改造的林斤澜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汪先生的名字，高兴地对周围的伙伴们说：“你们看！汪曾祺登上天安门了。看来，我们也快出去了。”实际上，江青是很欣赏汪先生的。但即使这样，江青也一直对汪先生采取的是“控制使用”，并没有把汪先生当作完全信任的人。可是，就因为这“控制使用”，在粉碎“四人帮”后，汪先生却因此受到了不少折磨。

这段往事，汪先生曾撰文在南方的一份文化杂志上做过详细介绍。这份杂志我在汪先生家里见过。纸张是画报用纸，印刷相当精美，开本也不像我们随常见到的那种。这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是很少见的。汪先生在他的散文《四川杂忆》“北温泉”一节中也有记载。虽然只是提了一下，但也足可证明此事不妄。汪先生在这篇散文中是这样说的：“为了改编《红岩》，我们在北温泉住了十来天。住数帆楼。”这里说的改编《红岩》，指的就是这回事。

还有一次，我问汪先生：“您除了《沙家浜》外，样板戏里还有没有您写的？”汪先生说：“有。”我说：“《杜鹃山》？”汪先生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从唱词上看出来的。”汪先生说：“《杜鹃山》我只是参与了部分场次的写作，并不像《沙家浜》是我主笔写出来的。”

汪曾祺畅谈美国见闻

1987年8月20日我在汪先生家，得知过不了几天，汪先生将远行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活动。汪先生告诉我，接到邀请后，他有好几天很为难。美国有些熟人，还有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又是初次认识，总不能空手去吧？总得给他们带点礼品去。带什么呢？想来想去，中国最好的东西，大概要数瓷器了。可瓷器怎么带呢？又是易碎品，再加上这么远的路，怎么带才好呢？而且带多少才够呢？汪先生心里没谱了。这时，负责外事的邓友梅对汪先生说：“嘿！这有什么可愁的？你什么也不用带！你就把你的书画带一些过去，不是比其他东西更好吗？”一句话提醒了汪先生。汪先生就画了些画，写了几幅字。说着，汪先生就从一个旅行包里，取出将近二十卷已经装裱好的书画，一幅一幅地给我打开，让我看。我看着那一幅幅抒发着汪先生胸怀的书画，心里真想全部窃为己有。

四个月后，汪先生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写道：

志强：

我已于12月22日回国，一切均好。

曾祺24日

我连忙跑到北京看望汪先生。进门后，汪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永远不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我问：“为什么？”汪先生说：“美国太富裕了。他们美国人，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太富的人不多，太穷的人也不多。大部分穷人都是黑人。按说，美国政府发给黑人的失业救济金也足够黑人维持生活的。但黑人的劣根性决定了他们永远不会富裕。”我说：“怎么回事？”汪先生说：“他们手里不能有钱。一有钱，马上就挥霍了。所以每次政府发给他们失业救济金后，他们就跑出去，立刻肆意乱花，没几天就花了个精光，然后就胡作非为。”我说：“他们怎么胡作非为？”汪先生说：“比如专抢中国人。”我问：“为什么专抢中国人？”汪先生说：“外国人人家都用支票消费，而只有咱们中国人全是带的现金。他们抢了支票花不了呀。所以就专抢中国人。那年，张洁在美国就让黑人抢了一回。”我笑着说：“怎么抢的？”汪先生说：“她在大街上走着，看见一个黑人在前边摔倒了，就赶过去扶他。没想到，人还没扶起来，那黑人顺势一伸手，就把她手里的钱包抢走了。她忙喊：有人抢我的钱包了！可谁听得懂呀。人家黑人也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个传统，就是好做好人好事。我分析张洁在哪里消费的时候，让这个黑人看到了，所以就专门跑到她的前面假装摔倒，专等着她来做好事，然后再实施抢劫。而张洁恰恰就上了这个黑人的当。后来她就报了警。”我问：“那案子破了吗？”汪先生说：“没破。后来张洁回国前，美国警方把钱还给了她。”我问：“多少钱？”汪先生说：“八百美元。”我说：“嗯。钱还不少嘛。”

汪先生还说：“在美国，黑人问题始终不好解决。这次活动，有一位美国黑人作家。我和他聊天时问他：你说黑人问题不好解决，主要是谁的问题？这位黑人作家说：黑人。我奇怪地问他：你怎么不向着你们黑人说话呢？他说：这不是向着谁不向着谁的问题，是我们黑人自身的问题，这是谁也解决不了的。然后这个黑人作家跟我说：我们黑人不像你们中国人。你们能寻根，我们就不能。我说：怎么不能？他说：你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能寻。而我们却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在非洲？还是在美国？在美国，美国人说我们是非洲人；到了非洲，非洲人说我们是美国人。你说我们怎么办？我说：从现在开始，从你做起，这不就结了吗？这位听了，高兴地叫了一声：耶——”

之后，汪先生拿出一张美国报纸让我看。报纸上有一张汪先生的彩色照片。那是一张很大很大的照片，足有“文革”期间毛主席在报纸上发的那么大。汪先生说：“聂华苓说：发这么大的照片，这在美国也很少见。要知道这是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啊。”

汪先生还说：“美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他们不提倡节约，而是鼓励消费。有一天晚上，聂华苓夫妇宴请我，到我住的地方来接。临走的时候，我顺手拉灭了屋里的电灯。聂华苓问我：拉灭灯干吗？我说：节约用电。聂华苓笑着说：你当你们在中国呢。这里鼓励用电。你用电越多，电费就花得越少。反而你用电少了，花的电费却多了。再说，不拉灯还有个好处——小偷不敢来偷。如果你拉灭了灯，小偷一看屋里黑着，就知道没有人，他就敢大胆地破门入室行窃了。我只好再把灯拉着了。”

汪先生还说：“外国人和咱们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这次活动有一位荷兰作家，和我挨着住。有一天，我自己做了一个汤，给他盛了一碗。我还没回屋呢，他就跟进来了，说：太好喝了！问我还有没有，他还想喝一碗。我只好笑着说：没了。想喝等我下次做了再给你。哪像咱们中国人——”

汪先生这次在美国待了三个半月。回国途中，路过香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宴请汪先生。宴会结束后，王光英送给汪先生一瓶洋酒人头马，瓶子很奇特，扁圆形的，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拿回国，刘心武去了，两人喝了半瓶。后来邓友梅去了，把那半瓶也喝了。汪先生说：“我也不知道那瓶酒多少钱。后来老伴在新华社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那瓶酒竟然八百多美元。我一想：嗬！八百多美元我两顿就把它报销了。也够潇洒的。”后来那个酒瓶汪先生让我带到了林斤澜先生家。汪先生说：“老林收藏酒瓶，你把这个给他带去。”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先生肄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凡是关注汪先生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汪先生怎么就没有在西南联大毕业，这恐怕就很少有人了解了。

有一次在汪先生家，我问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您怎么没毕业？”汪先生的儿子汪朗笑着告诉我：“西南联大对体育要求很严格。老头儿体育考试总是不及格，所以就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其实汪朗说的这话，我认为并非是全部事实。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选修了沈从文先生的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程。想必汪先生除了沈先生的三门课程颇有兴致外，其余各科大都随兴之所至，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溜之乎也了。只要一有机会，汪先生就和合得来的同学跑到茶馆里，一本书，一壶茶，一泡就是一整天。汪先生告诉我：他们那时可真都是穷学生。但同学们都活得很自在。有时，哪位同学衣兜里有了几个钱，他们就跑到小酒馆里，对酒当歌，总是尽兴而归。有一次，一位同学的家里给他寄来一件棉袍，这位老兄连包也没拆，便拿到昆明街头和人换了几个钱，跑到小酒馆里，一顿喝了个精光。每逢这样的时候，我想总少不了汪先生。有一回，汪先生喝多了，便在昆明街头一躺，睡着了。不想，沈从文先生正好路过，看见了，还以为是哪位酒徒喝多了，便过去扶。结果一看，不是别人，恰是他老先生的得意门徒汪曾祺，便把汪先生弄回家里，酽酽地为他泡了一壶浓茶，喂他喝了，才把酒劲醒过来。由此可见，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几年，我想其心思一定并不全在学业上，而是像魏晋南北朝时的竹林七贤，一任自己兴之所至，放浪形骸，散淡处之，所以才没有毕业，而只是混了个肄业。汪先生的夫人施松卿先生接过话题说：“我那时听同学们说：中文系有个才子。”汪先生就笑着说：“我听说外文系有个林妹妹。心想：我去见见这个林妹妹。一见，是她！”汪先生指着夫人愉快地说。我笑着接过话茬儿：“完了您们就——”于是，汪先生和夫人便会心地笑了。想想汪先生和夫人相敬如宾地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那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少有的好夫妻。举个例子，我每次到汪先生家，一拉起家常，总是忘记时间。每逢这时，汪夫人就和颜悦色地对汪先生说：“曾祺，快中午了，你看给小宋做什么饭吃？”汪先生便说：“好！知道了。你歇着去吧。我一会儿去做。”那神态，那语气，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原来汪夫人一辈子不会做饭，都是汪先生充当“主妇”的角色。

其实，汪先生的夫人比他还大一岁呢。夫人个子不高，很善良，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而且长得很像著名鼓书表演艺术家骆玉笙，看着就让人感到心里非常踏实。

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那时，汪先生每写出一篇作品，沈从文先生看了，觉得不错，就主动推荐给上海期刊的朋友，予以发表，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正因如此，有一次闻一多教授给他们留了一个作业，叫同学们每人写一篇文章。有一位同学没有完成，就把汪先生以前写过的作品要来抄写了一篇，交了上去。闻一多看了这位同学交上去的文章，很不高兴，对这位同学说：“这篇文章，风格完全是汪曾祺的风格，怎么变成了你写的？”弄得这位同学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问汪先生：“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老人家。”汪先生告诉我：“沈先生已经脑痴呆了；我去了他都认不出来，你就别去了……”说着，两眼含满了泪水。我便连忙换了一个轻松点的话题，才让汪先生慢慢从痛苦中回过神来。

（原载于“上海文学”公众号：shanghaiwen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