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如何解读中古帝王陵与贵族墓中的历史讯息

2019年6月15日，由南京师范大学六朝考古研究所（筹）、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主办的“随园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一期）”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博物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马鞍山市文物局等高校与考古机构的学者、研修者近50人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

上午开幕式环节，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罗秀山先生做了简短的开幕致辞。随后，主持人王志高教授介绍了举办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的缘起：南京是六朝古都，南京的六朝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在汉唐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影响。本工作坊的研讨边界，是以南六朝为重点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溯至秦汉，下推至唐五代。通过系列活动，希望能加强包括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南京地区六朝考古研究团队的建设。工作坊的运转将采用半开放的小型主题研修方式，每期邀请八位中青年考古及历史学人，用一整天的时间交流探讨六朝考古重要新发现及尚未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他说，从蒋赞初、罗宗真、李蔚然三位老先生起至今的六朝考古学人大体可以分为六代，他自己算是第四代，在座的陈大海、左骏、刘可维诸位为第五代，而首期主讲的六位青年才俊算是第六代。学术研究讲究新气象，注重薪火相传，这正是本工作坊首期定为青年学者专场的主要原因。

第一场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副研究员首先以“南京张府仓六朝家族墓的考古发掘与墓主试探”为题进行了报告。他首先介绍了张府仓六朝家族墓地的发掘情况。2011年底至2012年初，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江宁区张府仓发掘了2 座六朝纪年家族墓（编号M4、M5），均为具有前、中、后室的多室砖墓，并出土铜器、漆器、青瓷器、陶器、金饰等文物近百件。该墓无论是其三室结构，亦或墓棺内随葬的整套金珰，均十分罕见，显示出墓主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

尽管两墓曾遭盗扰，且未见墓志一类的文字凭证，但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墓葬的筑造及配套设施的安排，颇能反映其时的丧葬礼俗与社会观念，透漏出不少关键性信息。这处墓地具有一定规模，始建与续建的时代跨度非常大，而营建与祔葬方式也颇显特别，这为墓主身份的探讨提供了可能。

他以纪年砖为线索，对各墓室进行断代。又根据祔葬制度“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的规定，推断各墓室墓主间的关系。最后，他结合墓地周围汉代墓葬的发掘情况，分析墓地所处的时空背景，遴选了可能符合条件的土著世家贵族，认为丹阳秣陵纪氏家族主要人物的卒年与各墓室的纪年惊人吻合，推测张府仓墓地即属丹阳秣陵的纪氏家族。他还特别强调，通过对宋元方志中纪瞻墓位置记载的解读，可以得出纪瞻墓确与句容县域有关，只是记载的方位或有错误。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吴桂兵先生担任评议。吴桂兵先生高度评价陈大海及其团队的本次考古发掘工作，认为此次所获材料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以将目前的墓葬考古推入到一个更细致的地层学研究方面。随后，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关于墓内出土的金珰，应注意其在墓内的位置、摆放方式以及器物组合，或能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启发；二是墓葬多人多次合葬、续建与修补的情形非常特殊，他提示可以关注四川崖墓的相关研究成果，或许能对考察这种空间格局提供一定参考。

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先生首先抛出一个犀利问题：“什么是昭穆，是否适用于作为地下空间的墓内多人合葬？”他认为使用这一概念需保持一定谨慎，六朝时期陵园、家族墓地内各墓间或有遵循，但墓内的多人合葬，目前没有任何证据与线索指向与昭穆制度相关。他说，他参加了这两座墓葬的发掘，认为在关注墓葬续建的原因时，除了考虑礼制因素外，墓葬本身的结构也是需要注意的重点。这两座墓葬后期在早期的双室墓之前续建了新的甬道与前室，可能与早期双室墓的甬道、过道低矮变形有关。他还分析了该墓地周围发现的大型东汉墓葬，提示须关注墓地位置的特殊性。

南京博物院左骏先生作了补充，他指出目前出土金珰的墓葬多属女性，以后研究中需注意到这点。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的南京师范大学潘晟教授等学者还认为，早期文献中关于纪瞻墓位置的记载不能轻易否定修改，应该考虑到墓主身份的其他可能性。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佘永通先生以“南京上坊孙吴墓覆顶石内纹饰形象及其寓意探究”为题，从覆顶石内残损纹饰形象的辨析、残损纹饰外围的装饰、覆顶石内整体构图的寓意三方面进行了报告。

2005年南京江宁上坊发现一座孙吴晚期的大型双室砖墓，其前室的四隅券进式穹隆顶有一块覆顶石，覆顶石内侧中央雕刻有方框，发掘简报认为方框内纹饰是某种神兽纹。但通过实地考察及反复辨别，他认为覆顶石内侧纹饰更接近人面，虽然其五官已经漫灭，但仍可分辨出双耳、双臂、下颌胡须以及顶部发饰或方角等特征。关于所塑造的人面形象，他根据衣着的表现手法及相关记载，认为是“羽人”。

随后，他讨论了覆顶石残损纹饰的外围方框，认为当墓顶封死后，墓室即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密闭空间，于是覆顶石内雕刻的方框便起到了象征天窗的作用，而非用以装饰的藻井。他通过爬梳文献并结合考古遗存，发现汉晋时期藻井的装饰有荷莲、日月等纹样，且均为圆形图案，与藻井构成所谓“外方内圆”的结构。对比来看，上坊孙吴墓仅一方框、一羽人的构图方式显然与此存在很大的差别。

接着，他探讨了覆顶石内侧图案的寓意。他认为覆顶石内羽人面部大而两臂甚小，这一点除与《山海经》中的相关描述相符外，还显示出一种羽人从天窗外探进墓内的立体表现力。结合羽人的仙人属性，那么它所表现的就是一种羽人从窗外探进头来接引墓主人升仙的含义，同时也是孙吴统治者崇信方士术数、追求长生的一个侧面。

评议人吴桂兵先生高度赞扬了佘文的切入角度与丰富的文献材料，并提出了几点意见：一、以上坊孙吴墓覆顶石内纹饰所处的空间位置而言，希望能在汉晋考古材料中找到更多例证，进一步搜集材料，以考察其间的联系；二、文中虽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但未作仔细梳理，与论证主题之间欠缺一定的关联性；三、除却纹饰本身的形态，文献叙述中可能构成的场景组合也十分重要。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祁海宁先生则表达了与吴桂兵先生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就描述“该纹饰究竟是什么”而言，文中逻辑链条非常完整，若再增加其他材料，可能会稀释本文论证的主题。此外，他对文中关于藻井、天窗的系列表述也给予了高度认可，并打趣道，部分观点将来完全可以补充到完整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去。

第二场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徐良先生以“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舞人及相关问题分析”为题进行了报告。

徐良说，他通过出土西汉玉舞人的类型学分析发现，刘贺墓所出玉舞人制作年代约为西汉中期偏早，多出现于诸侯王一级的墓中。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海昏侯刘贺墓玉舞人不是大多学者所断定的战国古玉。众所周知，广州西村凤凰岗西汉墓M1玉舞人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的同类器，常被视作刘贺墓玉舞人为战国古玉的主要依据，然这几例玉舞人是否为战国遗物，仍有待商榷。由于这类翘袖折腰的玉舞人，皆出于汉墓，战国墓葬则不见，故有学者指出，玉舞人是汉代玉组佩的创新。由于玉舞人并非刘贺墓仅见，故此器和李夫人“妙丽善舞”无必然联系。关于刘贺墓玉舞人组佩的复原，徐良依据其上、下皆有穿孔的事实，并结合河北满城窦绾墓等汉墓玉舞人的复原情况，认为玉舞人并非发掘者所推定的组佩末端的配饰，其下可能还有玉觽之类的构件。

他进一步讨论了海昏侯刘贺墓玉舞人的来源，认为可能是昌邑旧物。根据《汉书》与《葬律》简的记载，列侯丧事不但有法律、制度的约束，并有专人现场监督，“葬过律”会受到免爵除国的惩处，海昏侯墓仅以琉璃席敛葬，而非彰显宗室身份的玉衣，可知并无逾制之举，故可排除海昏侯刘贺僭越使用这类玉舞人随葬的可能性。刘贺墓中出有不少携带“昌邑”年款的器物，契合其家族曾受封昌邑王的经历，由此考虑，刘贺墓中玉舞人可能也属于昌邑国旧物。

最后，他对海昏侯刘贺墓玉舞人呈现的舞蹈风格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件玉舞人“翘长袖”、“折细腰”的姿态乃是典型的楚舞风格，这无论是于文献，还是考古遗存皆能找出较多例证。

南京博物院左骏先生高度评价了徐良的研究成果，并用事先准备的PPT提供了不少背景资料，使大家就战国、西汉玉舞人的造型演变有了一个直观印象。随后，他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判断玉舞人年代时，应注意其器物组合情况；二是玉舞人本身纹饰所显示的线条处理方式与楚国晚期的玉器几乎一致。左骏先生评议后，王志高、祁海宁等学者就刘贺墓玉舞人的造型与线条处理方式所反映的年代矛盾与左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认为徐良论文的结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马鞍山市文物局栗中斌先生带来了题为“和县武庄村西晋永熙元年墓解析”的报告。2019年4月26至5月8日，文物部门对和县基本建设中发现的一座西晋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平面呈“吕”字形，由斜坡墓道、封门墙、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组成，前后室均为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出土器物有瓷、陶、铜、石制品28件套。他从墓室的穹窿顶结构、灯台的设置、铭文砖三方面对该墓的重要性进行了解读，介绍在对墓葬进行拆除复原的过程中，于甬道墓顶正中发现一块“张敦吉冢”铭文砖。他说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并借此对过往六朝考古田野发掘工作进行了反思。

左骏先生首先开始评议。他预备的PPT就穹隆顶顶结构、出土名物、铭文砖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材料，可以为解读墓葬信息提供新的启发。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祁海宁先生指出，这种前、后室穹隆顶结构且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比较罕见，是以后探究孙吴、西晋墓葬分期研究中无法忽略的典型墓例。此外，他还就栗文的讨论提了一点看法，认为这种前、后室穹窿结构是为了抬高墓室、彰显墓主身份，目前已知孙吴高等级的墓葬均是采用这一形制，因此建议在以后的研究中注意该类墓葬结构背后的等级因素。

南京大学吴桂兵先生提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问题：“张敦吉冢”铭文砖是否在顶部，甬道内是否可以看到？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指出，墓葬里一个小小的遗迹现象可能会涉及到礼俗观念，因此在对待这类铭文砖时，不能仅仅拘泥于文字表意，还需考虑其背后可能蕴含的丧葬观念。

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先生最后补充了两点看法：一，墓葬的位置颇为特殊，以往古历阳地区虽也发现一些六朝墓葬，但如这般典型的还是首次，可为探讨长江下游江北地区的六朝墓葬面貌提供一些信息。二，同意祁海宁先生对前、后室穹窿顶结构背后等级因素的认知，认为可结合铭文砖及文献记载，对墓主身份展开分析。

第三场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袁方女士的报告以“南京仙鹤观东晋高氏家族墓地”为主题，围绕“政区”“政局”“信仰”三个方面展开了阐述。

她首先讨论了高氏家族的侨籍与墓地选择问题。高崧家族籍贯广陵，死后却葬于都城建康周边，有研究者认为与他们作为侨民的身份相关。但根据对陈郡谢氏、平昌孟氏、颍川荀氏等墓葬的考古发掘，东晋侨民墓葬区、居住地与侨郡县地之间，存在着多种可能，未必具有必然联系。而从《宋书》《太平寰宇记》等记载来看，很难将李氏家族墓地所在的吕家山一带与侨魏郡、侨广平郡联系起来。如然，则“高氏家族葬于仙鹤山是因为广陵侨民聚居或者侨民集中埋葬于此地附近”的说法，恐怕还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那么，高氏家族的葬地为何选在建康呢？袁方从东晋政局变动这一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阐发。她认为在王导、何充等旧臣与外戚新贵庾氏产生冲突之际，高悝站在王、何一方，因此高悝的“纳妾致讼”及高崧辞去太学博士，都是在庾氏兄弟“任法裁物”的结果。然而随着庾氏势力的衰落，司马昱与桓温势力崛起，高崧的仕途再次步入正轨，故将高悝在建康风光大葬，既是向建康政治圈宣示高悝沉冤得雪、高氏家族重新崛起的手段，也是基于高氏三代均在建康为官、故乡广陵局势动荡下的政治考量。

最后，她还以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的互动为切入点，对墓中出土的鎏金银鼎进行了重新释读。高悝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鎏金银鼎，以其出土位置，可以判定为高悝夫人所用之物，高崧的双亲或有服食丹药的行为。在此背景下，高崧上书劝谏哀帝勿食丹药的记载就颇具玩味，推想其父母因服食而伤及身体的行为，或是高崧进谏的主要原因。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祁海宁先生首先进行评议，他从自身学科背景出发，高度评价了袁方女士对于考古材料及文献资料的综合运用。随后，他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西晋时期广陵地区或可称为“南人”，但东晋时期是否依然适用；二、在探讨高悝与司马睿、王导的关系时，乡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三、与其纠结于高崧“南人”或是“北人”，不如关注他们是侨族，还是旧族。

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先生指出，因为牵涉到侨置郡县问题，东晋时期原籍、侨籍、宅地、墓地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在讨论相关概念及分析具体问题时须慎之又慎，不能妄下结论。

此外，南京大学吴桂兵先生就文章的写作思路谈了些感想，认为在讨论葬地问题时，应注意到分区及其择地背后的动机。

随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虞金永先生作了题为“安徽马鞍山‘天子坟’孙吴墓年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墓葬的发掘情况。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平面呈“中”字形，总长17.7米，由封土、斜坡墓道、排水沟、封门墙、甬道、前室、左右耳室、过道、后室构成，前后室均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出土器物有陶、瓷、铜、金制品等200余件（套）。

接着，他从纪年材料、形制结构以及出土器物三方面进行考察了墓葬的时代。该墓发现有“永安四年”的铭文砖，还有一件漆器残存有“永安三年”的朱书题记。结合墓葬形制结构的特点，特别是墓中出土的釉下彩青瓷三足樽，可以判断“永安”为吴景帝孙休的年号，“四年”即公元261年。因此，该墓年代应为孙吴永安四年前后。关于墓主身份，他提出了三方面的猜想：一是从墓葬规模等级看，其前、后室与双耳室的配置，小于上坊孙吴大墓，与有关学者归纳的孙吴侯级宗室墓葬一致，推测墓主是身份较高的宗室县侯；二是墓葬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这无论是从该墓二次建造的痕迹，亦或出土器物，均可看出一丝端倪；三是该墓发现的纪年材料与吴景帝孙休的卒葬之年不符，故不太可能是孙休的定陵，但根据相关线索，或是与孙休相关的宗室。

祁海宁先生高度评价了文章的价值，指出在相关资料发表前，这是我们了解“天子坟”大墓考古发掘状况最为详实的参考。在详细阐述理由的基础上，祁海宁先生认为以墓葬结构作为断代标准并不合适。另外，他也不太同意关于墓主人身份的推定，他认为“天子坟”大墓墓主是孙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先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墓葬形制与时代的关系非常模糊，在没有明证的情况下，目前有关墓主的探讨只是一种或然性结论，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更多应该注重方法的探索。

南京大学吴桂兵先生从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出发，对此类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应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考古遗存本身上去，充分利用现有材料，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无需作过多引申及阐释。

第四场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左凯文先生发表了题为“江苏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墓主新考”的报告。

江苏扬州邗江蔡庄墓的墓主身份，学界一般依据《吴寻阳公主墓志铭》《吴王仁遇墓志》，推定为杨吴寻阳长公主。左凯文先生认为两志的出土地点皆有疑问，因此其结论无法令人信服。根据近年扬州新发现的墓志推测，寻阳长公主的墓葬可能并不在蔡庄。此外，杨吴尊奉唐制，根据唐代永泰公主墓、淮南大长公主墓、《王大礼墓志》等材料，可知唐代公主与驸马一般同室合葬。邗江蔡庄墓与这一制度不符。

随后，他将杨吴、南唐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分为帝陵、次帝陵、高级宗室贵族、低级宗室贵族四型。对比来看，邗江蔡庄五代墓为次帝陵级别，墓主人或应是比长公主地位更高的宗室，而以寻阳长公主在杨吴宗室中的地位，逝世后使用此等高规格的墓葬，则不免让人感到困惑。

此后，他梳理了杨吴时期可能具有蔡庄墓葬等级身份的人物，认为邗江蔡庄墓墓主有可能是杨吴皇太后王氏，并从王氏的身份地位、享龄、墓葬出土器物、葬地位置四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其结果是，无论王氏身份地位还是年龄，都与蔡庄墓吻合，其位置亦与文献所载杨吴兴陵的位置相近，故很可能是兴陵的一座陪葬墓。因此，邗江蔡庄五代墓墓主很可能不是杨吴寻阳长公主，而是杨行密的侧室、杨吴睿皇帝与寻阳长公主的生母、皇太后王氏。

作为评议人的南京师范大学刘可维先生首先肯定了左文关注到前人研究的不足。随后，他对左文中若干材料的使用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近年新发现的墓志所载葬地与《寻阳公主墓志铭》所载葬地并不完全相同，需要关注唐代中后期“村”的扩大，以及村与里的关系。二是，唐代的确存在一些公主单人墓，需要进一步分析说明。三是，左文所引《资治通鉴纲目》中相关史料的史源问题。这些细致的建议和布满文字的PPT稿件，让与会者体会到了刘可维先生的治学严谨与深厚的史学功底。

南京大学历史系吴桂兵先生也坦言，该文的选题具有一定难度，因此无论是报告人的陈述状态，亦或文中的论证环节，每一步都可谓是步步惊心，并建议左凯文对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作出正确区分。

本期工作坊的最后一名主讲者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的渠雨桐女士，她围绕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墓主身份，着重讨论了两晋时期的后妃祔葬与祔庙问题。报告分为南大北园东晋大墓研究现状、两晋后妃祔葬情况、两晋后妃祔葬与祔庙关系三部分。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目前学界多认为是位于鸡笼山之阳的元、明、成、哀四陵之一，但墓主的确切身份仍存在争议，一种看法认为是元帝建平陵，祔葬者为明帝生母荀氏；另一种则判断是成帝兴平陵，祔葬者为哀帝生母周章太妃。渠雨桐就两种观点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成帝死时已进入东晋中期，与墓中部分器物的年代存在矛盾，因而推断侧室所葬之人并非周氏。关于元帝建平陵一说，她认为荀氏与元帝合葬不符合礼制。她以东晋孝武帝与王珣议论为郑太后“开墓位”一事为例，指出追赠为后之侧室，大多未曾祔葬（合葬）于帝陵，如东晋简文宣郑太后、孝武文李太后以及安德陈太后。因此，如果说在无例可循的情况下，成帝为了死后仅得豫章郡君封号的荀氏而违例开墓祔葬，显然是令人生疑的。

关于两晋祔葬与祔庙的关系，她认为，若依追尊人物身份的差别，可分为两种情况。若受封人为正室或续弦，在追尊为后的情况下，于礼可入陵祔葬或入庙配食。然若是追尊侧室，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一般仅于太庙附近别立享庙，如简文宣郑太后；或是祔于其他后庙，如安德陈太后与孝武文李太后，卒后祔于宣太后庙。但无一例外是均未入陵祔葬。荀氏立庙早于宣郑太后，且成帝“尊重同于太后”。在此情况下，成帝大动干戈开墓位将荀氏祔葬于元帝的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了。

评议专家刘可维先生首先对渠文中的内容与观点作了简要梳理，肯定了其文新的研究视角，即关注到当时祔庙与祔葬间的关系。随后，他提出几点意见：一是，没有关注到吴氏论文与王氏论文间一处关键性矛盾，即侧室与主室是同时建立，还是为祔葬而加建的。二是，有关祔葬与祔庙间的关系，这一点是本文立论的关键，需要进一步梳理史料。三是，本文完成了“解构”，但未能“建构”；不过，这也是本文的优点之一，即认识到当前有关北园东晋大墓研究资料的局限，没有盲目“建构”。

令人兴奋的是，在刚刚结束南京图书馆的公益讲座后，著名汉唐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受邀风尘仆仆地参加了本期工作坊最后两名学者的评议。他高度赞扬了青年学者勇于否定前贤的精神，认为学术重在讨论，至于对错则是其次。他说，他看到的本期工作坊汇报主题之专精、讨论之激烈、气氛之融洽，与一般研讨会颇不相同，有些出乎意外。关于祔葬墓，他认为其关键是侧室与主室是同时建立，还是为祔葬而加建，可惜考古报告并无相关信息，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了。他还从学术进步的角度，就学术研究中的“破”“立”问题作了高屋建瓴的阐释。

在评议讨论后，王志高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首先感谢八位学者的精心准备及四位专家的精彩评议，特别是齐老师的意外加盟与指导，自己更是收获颇多。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感想：一是感到“后生可畏”。主讲的六位青年学者虽仅是二十出头的本科生、研究生，但相关研究非常有深度，在前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可以自圆其说。这种学术精神，无疑是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必要素质。二是考古学论文写作，要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前提下，从考古学学科的特点出发，按照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来进行。三是，尽管否定旧说是学术创新的动力之一，但我们在评论前辈成果时，须保持一颗敬畏之心，须用词谦恭，用心谨慎。

会议最后，齐东方教授寄语我校文博系：希望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能够不忘初心，坚持研讨创新的思路，走出一条富有自己特色的学术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