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训诂须通人情

严复喜修饰

《光宣诗坛点将录》拟严复为“玉幡竿孟康”，有赞语六字云：“锦囗珠，美无度。”予曩作《笺证》，仅注出“美无度”三字之古典，于所阙一字及所蕴之“今典”，皆不能得之（中华书局本，702页），殊可愧也。

按，汪赞之语，实本郑孝胥《几道见和留髭诗易韵答之》：“窥君珠饰帽，绝叹美无度。”自注：“几道帽檐常缀以珠。”（见《海藏楼诗集》卷六）几道为严复字，严与郑故交好，其名屡见《郑孝胥日记》中，郑此诗所写，自必不诬。据此，亦可推知“锦囗珠”中所阙之字，必为“缀”或“饰”。又吕美荪《葂丽园随笔》“严几道”条云：“几道喜以美玉饰冠，虽逾中岁，渥颜不衰，亦若其文章之美也。”亦可为证。《水浒传》第四十三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云：“邓飞道：‘我这兄弟，姓孟，名康，祖贯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只。……因他长大白净，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起他一个绰号，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据陆林辑校《金圣叹全集》第四册，800-801页；汪辟疆所读《水浒》，为金批本）所以拟严于孟，即以一“善造船”、二“好肉体”故也。

《葂丽园随笔》又记张謇、朱祖谋之爱涂脂抹粉云：“余寓其濠阳小筑三日，每晨六时即与共食，尝见其（指张謇）颊上雪花膏堆集，如春雪之未融，又画眉宽出眉际，盖天明即起灯下为之也。”（“张季直殿撰”条）“归安俗妇女多不施脂粉，以素面为美，而男子无老少反用之，（朱）侍郎晚岁居沪，粉痕脂晕，犹不去手也。”（“畺村词人”条）严复之“锦缀珠”，视此瞠若乎后矣。

训诂须通人情

比读《史记·项羽本纪》，得一字之确训，日晡无事，聊复一说之。羽于临死前，在乱军中邂逅熟人吕马童，不知为何故，心血来潮，而忽欲作人情，将己头送故人（王仲瞿《住穀城之明日谨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弦致祭于西楚霸王之墓》所云“枉把头颅赠马童”，指此）；马迁叙此事云：“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面”，即面向之意，惟于此处，作此解为欠通，而应作“背过面去”。其故何也？盖马童与羽为相识，揆之人情，不免面皮难看，且前文羽既与之问讯，呼之为故人，则无论如何，在马童总不可略无心肝，直瞪视乎羽也。故决非“直面”，背过面去，乃人情之所宜有耳。又后文羽之头，亦非为马童所取，取去羽头者，乃马童所指以云“此项王也”之王翳也，此亦见马童中心有所惭，所以不能力争之耳。

此一情境，马迁以寥寥数语，乃将之尽数写出，其文笔之佳绝，虽此种细处，亦可见也。此无他，以能深体人情故也。班孟坚作《汉书》，此节全抄《史记》，若孟坚自作，殆无以办此。

惟考史汉之古注，此“面”字之训，却有三说：一，张晏云：“以故人难视斫之，故背之也。”此以面即是背，颜师古附和之；二，如淳云：“面谓不正视也。”不正视，是云斜视乎？如淳此注，实有欠明清；三，宋人刘攽云：“面之，直面向之耳。”清人方苞、沈钦韩及洪颐煊等，皆同此解。诸家之说，具见《史记会注考证》470页、《汉书补注》31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及王叔岷《史记斠证》290页（中华书局本）所引，王氏亦以第三说是，盖以人多者胜也。

而据前云云，知张晏注为确诂，所以小颜同之，云“如（淳）说非也”，其理解力故自佳。可怪者乃读书极博之刘贡父，古既早有胜解，而偏不肯从，而撰此无谓之新说，以示“其愚不可及也”。不仅此也，尤为可怪者，乃后来附和贡父之错误解释，在三说中为独多，而补注、考证之作者，并皆不能按断，此又何贵乎补注、考证也？

按“面”即“偭”之古字，偭有二训，一曰向，一曰背，二义相反，古之所谓“反训”者是。“武王有乱臣十人”，“乱”训“治”，“乱臣”即“治臣”，其一著例也。《离骚》云“偭规矩而改错”，王逸注云“偭，背也”，班、马所用字，政同于此。甚矣，刘、方、沈、洪诸君之多事纷扰也。

杂评诸家文

陈寅恪文虽冗，其中却有精思，其文字，如“单抽一丝，缭绕成章”，古人评孟东野诗语，可以移用之也。其文之气至绵邈，如《倚天屠龙记》中金毛狮王夜于海船上暗听张无忌之气息，虽极细而长而不断，又如《老残游记》所描摹之黑白二妞之歌，所谓游丝能入空际也。陈氏文为典型阴柔之文，气质极近王静安，惟王气不及其长耳。陈援庵、余季豫之为学，皆绝顶外家拳，故其所述作，皆为极劲悍之文，苏轼《方山子传》所云“精悍之气，见于眉间”，二家文章，殆可借此语形容之。予读余季豫书，每于不经意间，恍若其为援庵作；而读陈援庵书，又每于不经意间，恍若其为季豫作；即此足证二家精神上之相接近也。钱默存之文字，与陈寅恪为相反，陈单抽一线，钱则铺叠而出，其所到之处，并皆触处生春，纷乎花叶相杂，而字句却极精致，气质类乎汪容甫，而较容甫为广大，容甫较为狭耳。揆之常理，陈氏单抽一线，文字必省净，而陈却反之，乃冗之极，而亦以此冗故，乃使人不觉其单；钱氏铺叠为之，文字本易臃肿，但却于庞杂之中，而一使归之省净。此二家文字之相反也。钱之文字，予才读一二行，即立知其为钱，据此亦见其风格之迥出也。凡人之精神强，风格必特显出，无精神即无风格，二者之相依起，如影随形，此文家之一通例也。若章太炎之文，最为坚緻密栗，气味醇厚，而无一毫之杂气，此经师之文也，在近代诸家文中，无人可及，自为一大宗师。刘申叔之文，较之为晓畅明澈多矣，却无甚风格，而不能成家，其精神不足故也。黄季刚之文，虽浸淫于选学，却正如太炎之评，颇近于枯槁，亦以生意不足故耳。其中岁病酒而死，殆亦以此乎。吕诚之之文，质纯而较涩，其精神气味，有近于太炎处，而逊其坚緻，其肤理较疏，又不能发越，然其白话文却佳，意度最为博大。读吕氏文，每嫌其批评语太少，而所引材料太多，故时急欲观其自下语，虽少而快意，因快意又复嫌其少；读今人之文字，则又每苦其饶舌，而深愿其钳口，只引古书为愈也。此又一相反事也。钱宾四之文字，较吕为清通可诵，其文言至佳，为极有精神之文，盖其心本外慕，欲跻身于第一流，又能振刷精神而为之，故文境亦随之，而白话却多腐语，盖暮年位置既高，遂尔自放，有以致之欤，故读之亦不无取厌也。其为学功夫、精神，并不能及吕氏，而文字则较吕为激扬，能动乎人心，得名亦大盛，吕则终身在野鸡大学，又不甚喜交游，无第一流人相砥砺，其气遂未能激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