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官员送礼：明清之际在华天主教士的礼物策略

方济各会士石铎琭的第一次送礼经历

1677年底的一天，晨光熹微，风飘进方济各会在福建宁德的教堂中，平添了几分清冷。这天，青年会士石铎琭 [Pedro de la Piñuela] (1650-1704) 早早地便起了床。在仆人的帮助下，他换上干净的文人装扮，带着早已置办好的包裹，缓缓向教堂门口走去。嘎吱一声响，略显破旧的大门刚被轻轻推开，清晨的光晕便被迫不及待地涌进来。石铎琭迈开右脚跨出大门，冬日的冷气使他不禁一哆嗦。转过头来，望着浸在晨光中神坛上的天主像，这位青年教士闭上眼，虔诚地划了一个十字，然后快步向大街走去。

石铎琭自1676年与同伴傅劳理 [Miguel Flores] 入华后，他们便一直和利安定 [Agustín de San Pascual] 在宁德及其周边地区传教并学习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不久之前，利安定带着傅劳理去了山东，于是，宁德地区乃至整个福建省的教务都落在了石铎琭肩上。这位青年教士表现出了与其年龄不符的异常成熟，在接管教堂后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拜访当地官员。这在以礼仪著称的中国十分重要。

尽管已经在脑海中反复预测过拜会的场面，走在街上的石铎琭还是不由感到一丝紧张。毕竟，这是这个来自十万八千里之外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年轻人第一次与中国官员见面。他害怕自己讲不好中国话，也担心弄错拜访官员时的各种礼仪。确实，如果将视角往后拉个三十年，看看在礼仪之争中的颜当 [Charles Maigrot] 和铎罗 [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前者 “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却敢在康熙面前“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而被这位帝王怒斥；后者不仅反对中国习俗，而且在给康熙的奏折上，“抬头错处，字眼越分，奏摺用五爪龙”，结果被驱逐出京，后来死在澳门，我们或许就能或多或少地体会石铎琭现在面临的压力。

此时的石铎琭自然不会知道三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但他心中明白，经历明清鼎革和三藩之乱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相当不信任。自己孤身一人在福建，可谓四面楚歌。若此次拜访能够顺利，或许有助于缓解局势。但若出了岔子，那必定是万劫不复。正想着这些，府衙气派的大门已经出现在了眼前。他定了定神，驱走了这些胡思乱想，再次闭上眼，在胸口划了个十字。当睁眼迈出第一步时，他明白，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

厅堂上，双方礼毕茶罢，石铎琭发现，宁德的军政官员似乎并无敌意，反而对高高瘦瘦、长着大胡子的自己很感兴趣，这让他稍感放松。当官员向他提问时，他深吸一口气，迅速在心中整理了一下自己不久前刚在穆阳跟师傅万济国 [Francisco Varo] 学会的中国词句，然后慢慢地让它们从唇间溜出。他小心地控制着话语重音，以免怪腔怪调。官员们听了，抚掌大笑，石铎琭趁机打开包裹，献上准备好的各种异域礼物。众人又是一阵惊叹，纷纷收下，不住地观赏、把玩，连最客气的官员，也收了3件。看着大家的反应，石铎琭明白，自己成功了。

果不其然，几天之后，大家纷纷前来回礼，并参观教堂，有的官员甚至还向天主像行礼。主宾之间免不了又寒暄一番，官员主动打听了关于天主教的一些事，并询问了石铎琭与女信徒的相处方式。年轻的石铎琭一一回答，给到访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名还派人邀请石铎琭赴宴饮酒，被石铎琭以自己是方外之人婉拒后，又送来了各色干果，以示慰问。此后，尽管形单影只，石铎琭在官方的庇护下，顺利传教。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礼物策略

后来，石铎琭在写给上级的信中，谈到了自己拜访官员并送礼的做法。他请求上级在马尼拉帮他置办物品，他强调，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教士便不能携带礼物前去拜访城中的主要军政官员，就不能获得庇护，教堂就会受到居民、士兵或者巡城人员的各种骚扰，传教士就会陷入无尽的麻烦。如果想前往新的地方开教，礼物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在一个毫无天主教根基的地方，单凭传教士一人之力，注定一无所获。

石铎琭还敏锐地注意到官员的偏好，他提醒马尼拉，不需要准备贵重礼物，而只需要一些中国没有的异域小玩意，便能和官员成为好朋友。这一意见是相当睿智的，明清时期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内外不通，除了一些使臣进贡外，官员很少有机会接触异域物品。虽然1567年隆庆开关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善，广东官员纷纷向前来贸易的商人索贿，但其他地区，尤其是内陆或者山区的官员，却没有这个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的到来，则为他们“开眼看世界”提供了一条新路。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石铎琭请求上级给自己寄来一些欧洲物品，比如眼镜、欧式盒子、玻璃等，以期满足官员的好奇心，从而博得他们的好感。

这便是明清之际入华天主教传教士所使用的礼物策略。不管是主要受葡萄牙支持的耶稣会士，还是主要受西班牙支持的托钵修会士（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等），都是这一策略的积极践行者。当耶稣会士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第一次尝试进入中国时，就与当时广东的海道和总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送给了后者一块齿轮表。后来，当罗明坚带领利玛窦 [Matteo Ricci] 再次进入中国，面见两广总督陈瑞时，礼物又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几次周旋，最终官方将肇庆的天宁寺划给耶稣会士，这是他们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落脚点。

1583年3月，形势突变，保护人陈瑞被黜，耶稣会士被迫放弃天宁寺，退往澳门。但是，他们经过休整，又马上采用同样的礼物策略，与新任总督郭应聘和肇庆知府王泮交上了朋友。经过多方努力，耶稣会士终于获得官方许可，留居中国开始传教。这是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尽管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之归因于礼物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异域礼物对于拉近首次接触的双方的距离，营造良好的氛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葡萄牙人本就是行贿老手。早在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就派遣使团来到中国，通过贿赂大臣江彬和太监宁诚，准备觐见明武宗。虽然不久之后，武宗驾崩，使团宣告失败，但葡萄牙人并不死心。他们徘徊在中国东部沿海， “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羁留人货，疏闻庙堂，反受其私赂，纵容停泊。” （《明世宗实录》，卷 363）到了1554年，葡萄牙人又故技重施，“违禁潜住南澳，海道副使汪柏受重贿从臾之。” （郭棐：《广东通志》，卷13）可以说，耶稣会送礼的做法，不过是对其前辈策略的一种延伸，得到了葡萄牙方面的大力支持。

而西班牙方面，尽管在方济各会士早期入华的尝试中，始终没有礼物的影子，但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们也开始重视这一策略。1581年，西班牙派遣了一支使团前往中国，携带厚礼，准备觐见万历皇帝。只可惜当他们于1582年抵达墨西哥时，由于种种原因，使团计划最终流产。半个世纪以后，1633年，利安当 [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 进入福建，后来辗转来到山东。他终于认识到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与官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1650年，当他抵达山东时，依靠彼时供职宫廷的耶稣会士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的引荐信，他拜访了当地的三名官员，并送给他们一些剪刀、西班牙纸、胸针、墨西哥肥皂等。正是在这三名官员的帮助下，他在济南建立起了方济各会在中国的第一座教堂。此后，以文都辣神父 [Buenaventura Ibañez] 和利安定神父 [Agustín de San Pascual] 为代表的新入华方济各会士，也继续坚持了礼物策略，与地方官员建立了友谊。

明清之际天主教事业及文化适应策略

传教士通过异域礼物来行贿地方官员，利用中国地方行政系统保障了传教事业的正常发展。这一礼物策略，本质上适应了中国的官僚文化，是明清之际天主教士文化适应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航海时代，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了在全球的殖民扩张活动。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两国横行无阻，很快在全世界建立了辽阔的殖民版图。然而，就在东亚，此前一直战无不胜的西方人却碰了一个大钉子。此时的大明王朝，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军事力量，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人竟一时无从下手。与西方殖民者感同身受的，还有天主教传教士。作为西方殖民扩张的宗教力量，传教士随着殖民者来到世界各地。1549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沙勿略 [Francisco Javier] 带领同伴成功进入日本，开辟了在日本的传教事业。但当他将目光转向中国时，却显得无可奈何，最终于1552年客死广东上川岛。此后，任凭传教士们如何努力，就是敲不开中国的大门。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文提到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时代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发轫于范礼安 [Alessandro Valignano]、完善于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成为传教士打开中国大门的一把钥匙。所谓“文化适应策略”，通俗来讲，就是主动学习和适应中国文化，而非强迫中国文化来接受天主教和西方文化。这一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各修会传教士纷纷效仿，(尽管程度各不相同)，保障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事业的发展。

除了礼物策略，所谓的“文化适应”还大致包括如下五个方面。首先，传教士努力学习汉语（官话）。他们不仅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语言学习体系（例如，1621年在嘉定建立专门的汉语学习基地），还编写了一系列的汉语教材和词典，如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的《西儒耳目资》，为后来的学习者提供便利。

其次，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他们纷纷为自己取了各具特色的汉名。如被称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原名Giulio Aleni，在取汉名时，特意选择了具有浓厚中华气息的 “儒”字。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Francisco Varo，取汉名“万济国”，显然符合中华文化“治国平天下”之意。另外，传教士还效仿中国文人，给自己取了文雅的“号”，如利玛窦号“西泰”，利安定号“惟止”，石铎琭号“振铎”，文都辣号“道济”，等等。

第三，传教士革新了自我着装，放弃了宗教服饰，改穿儒服。罗明坚、利玛窦入华初期，自称“西僧”，并接受中国官员的意见，穿上僧服。但不久之后，利玛窦便发现，当时中国的统治阶层乃是儒家文人，而僧侣集团则名声不佳，且日渐式微。于是，利玛窦在好友瞿汝夔的建议下，征得上级同意，蓄发留须、改穿儒服，对外自称“西儒”，与佛道划清界限。后来的各修会传教士也纷纷效仿了这一做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中国人用“老爷”或“相公”来称呼他们。

第四，探究儒家经典，学习并尊重中国文化。例如，耶稣会士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并将它们翻译成西文。对中国人祭祖、祭孔的传统，在不明显违背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耶稣会士则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将其当作世俗性而非宗教性活动。

第五，学术与科学传教。天主教士以汉语出版了大量介绍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科学和人文学知识的著作，以树立自身“博学”的正面形象，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例如邓玉函 [Johann Schreck] 的《泰西人身说概》 （医学），石铎琭的《本草补》（药物学），利玛窦的《西国记法》（脑神经学），等等。

传教士通过这一系列的变革，适应了中国文化特征，为成功融入中国社会奠定了基础。此后，一方面以耶稣会士为主，传教士建立所谓“上层路线”，利用自身魅力和公众形象结好中国统治阶层，以期获取天主教在华的合法地位，从而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皈化整个中华帝国。比如利玛窦、郭居静 [Lazzaro Cattaneo]、艾儒略、熊三拔 [Sabatino de Ursis] 等耶稣会士就与明朝著名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谊。汤若望、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徐日昇 [Tomás Pereira] 等还直接供职于宫廷，比如钦天监，深受皇帝宠幸，接近权力中枢。另一方面，方济各会等托钵修会，则长期坚持在民间传教，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期望皈化更多“普通”的灵魂。这两条路线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图景。随着教务的发展，天主教的影响力逐渐增加，入教人数稳步上升。1692年，由于耶稣会士徐日昇、张诚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和签订过程中的优秀表现，加上此前传教士的种种贡献，康熙帝最终颁布诏令，将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合法化，史称“康熙容教令”。至此，明清之际天主教事业进入巅峰期。

后来，由于传教士内部各修会之间对于一些中国礼仪，尤其是祭祖、祭孔的争论，再加上法国耶稣会士、巴黎外方会士等新兴势力的介入，中国皇权和罗马教权的博弈，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之间国家利益之争等等复杂的因素，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逐渐不可调和。18世纪初，中国礼仪之争大爆发，双方协商无果，康熙最终下令禁教。此后，雍正、乾隆等继任帝王继续执行严厉的禁教政策，天主教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最终转入地下活动。

可见，文化适应政策乃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定海神针。只有尊重中国文化，会通中西，找到天主教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平衡点，才能真正保障教务的繁荣和中西交流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