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彭小莲的老电影记忆：胶片的温度（下）

编者按：6月19日上午10时许，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彭小莲自1982年起即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近年来，她发表于我刊的中篇小说《入住癌病房》、非虚构作品《记忆的颜色》《胶片的温度》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我们重新选载她的部分作品，以为纪念。

胶片的温度（下）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5月号）

文｜彭小莲（文内图片均由作者彭小莲提供）

疯疯癫癫的青春

原以为数字替代了胶片，不要再花钱购买胶片，不要拿去冲洗，不再担惊受怕等待着冲洗后的结果，直接在监视器上，就看见了成片的效果，不仅可以没有压力地一遍一遍地重拍，拍到满意为止，更重要的是，我认定拍摄成本可以大大地减缩。我们原来用三百五十万拍摄胶片电影，算是低成本电影，现在可以扎扎实实用这钱拍数字电影了。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2007年完成我最后一部胶片电影后，十年间，拍摄成本涨了几倍。一部八九百万投资的电影，被称为低成本。置景、助理、民工的费用涨了三倍，制片说：“其实，人工涨得是有限的，尤其是创作人员，十几年来基本没有怎么涨，是演员涨了。涨得匪夷所思。”连用一个新人，经纪人开出来的条件，都是住超五星宾馆，要有单独的房车，每天的伙食不跟剧组吃，要二百元的标准。明星，那就完全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我看着制片，我们站在泥泞的外景地，他把我拉到一边跟我抱怨：“导演，你让我怎么做预算？我们住的地方，根本连五星级宾馆都没有，不要说超五星了。唯一一个五星级的宾馆，每天要从这里开车过去一个小时，那她堵车怎么办？上路的时间，就算在工作时间里，她的合同规定，一天不能超过十二小时。”“你解决吧。”我低着头往前走，我真的不能面对这些问题。我把自己扔在摄制组里，我拿着盒饭，坐在随便什么桌子前，把它吃了。盒饭的质量越来越差，摄影在现场开骂了：“主任，我跟你说清楚，明天再吃这个东西，我当着你的面，把二十客盒饭全扔了，我带我们的兄弟去饭店吃！你看我敢不敢？”喊声那么响，像金属片刮过玻璃的尖厉的声音，我重新避开他们，朝远处走去。不要以为你在搞艺术，你面对的就是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拍戏前，成天在找钱，拍戏的现场依然是因为钱的问题犯愁。现场大家都不说话，那种静谧里面有一份愤怒，我看见那空气里飘浮着躁动，似乎随时都会爆发。我走远了，我什么都不想听见，阳光咄咄逼人地照在我的脸上，走进灼热的阳光里，那热浪扑面而来，我像被扇了一个巴掌。我把手上的矿泉水从头浇了下来。我不愿意听到这些事情，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空间，让我想想怎么把光影设计得更加漂亮！

没有设计！

脑子里依然装的是垃圾，我还是问制片：“为什么换了一家卖盒饭的老板？”

制片又是一脸的苦恼：“现在都在查营业执照，上税太高。原来那家关门了。”

……

都说现在拍戏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设备也先进了，只是物质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影片质量的提高。连同我自己都不由自主地衰退。记得第一次独立拍戏的时候，我们用的是Arriflex 2，连3型都不是。一开机，马达声冲着你来，我们没有监视器，就是在摄影机的取景器里，看一下起幅/落幅，知道大概的镜头运动和画面构图，三脚架还是木质的。就这样我们开拍了。现在想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判断镜头的好坏、光影的处理、调度的设计，还有演员的表演。我们就这样拍摄!那时候年轻啊，都是大场面，都是运动镜头。

我和摄影、美术一起骑着自行车在上海的弄堂里找景，从早上骑到晚上，从内环骑到外环，从徐家汇骑到虹口体育场，看着落日在石库门的弄堂深处往下走，我们停在弄堂的转弯处找机位，可是很快太阳被房子遮挡了。那时候，上海还没有那么多的高楼；那时候希尔顿刚刚在打地基，我们让演员穿过那里的工地。那时候，摄制组每天拍戏再晚，都是回家住。清早四点半的时候，我骑车在没有人的衡山路上往上影跑，高兴啊，心里充满了阳光，忍不住会在路灯照着的大街上大叫一声“早——上——好！”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拿着基本工资，所有的时间就是在讨论剧本、讨论拍摄、讨论电影。直到三十年后的一天，我和退休的制片，在电影院里看着回顾展，看到《我和我的同学们》的时候，我们都被自己的努力感动了。

制片说：“怎么拍了那么多场景，那么多景点啊？

“你看看，‘四明村’的光，还是等到了。”

“‘阳春面’家的这场戏是在五号棚搭的景。”

我们用三十四万完成了影片，卖了一百八十个拷贝，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上影建起的职工楼，有我们的贡献。周传基老师拿着片子在电影学院作教材，他只给予了最简单的一句评语：“中国的篮球，终于在故事片里‘动’起来了。”

胶片记录了我们的记忆，个人的经历；还有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的追求。

不说了，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回忆，人总是生活在今天的。我背起C-300，背着三脚架去华东医院采访宗英阿姨了，我依然被自己的想像打动着，我想，我要拍一个电影叫《告别胶片》。

 

那是2012年的夏天，宗英阿姨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她很高兴在她没有防备的时候，我突然杀进来了。她说，如果我提前告诉她要来采访拍摄，她会紧张得一夜睡不好。“我们像做游戏一样，你随便聊，现在是数字的年代了，忘记这个摄影机吧。”但是，我还是会带着场记板，我让宗英阿姨自己打板，她笑了。这是她记忆中最有价值的细节，只要那个打上板，她就留在胶片上了。但是，这一次，她是打完板以后和我聊天。

 （黄宗江与黄宗英在上海）

“十六岁的时候，大哥说，剧团里有工作，你可以来试试。我立刻就来上海了。我和大哥就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头，那个亭子间和我现在的这个床这么大。我就在他的床前铺了一个褥子，睡在他的脚下，他要起来就站在我床上了。我就觉得这个亭子间跟我脑子里想的、看小说里写的亭子间不一样，不是亭子，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在两个楼梯之间的房子。但是我还是觉得挺浪漫的！早晨，大哥说，我到剧场去了，如果有人叫‘黄宗江’，你就下去，告诉人家我到剧场去了。后来我就在那儿等，果然听见有人叫，‘黄宗江’，我就赶紧下去，结果只看见有人拿着篮子，叫‘黄宗江’，我看着他，他就说：‘侬要几块？’我不知道做什么好，他就撩起篮子上的小布帘，我看见是‘黄松糕’，我说我也没带钱，就回房间了。晚上，我学着上海话跟大哥说，你叫‘黄松糕’啊？我们笑得好开心啊。

“我们都是走着去剧场，因为坐电车也要几分钱。大哥说，你到那儿去见见我们的头，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就到那儿去见了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三个头。吴仞之说你就先跟我登记道具吧，我说好！回家我问大哥，什么叫道具啊？这又不是和尚庙，又不是尼姑庵的。大哥说，你看过剧本没有？我说我看过剧本啦，剧本里怎么没写什么叫道具。他说，哎呀，道具就是舞台上的床啊椅子啊桌子啊什么的，这叫大道具。耳环啊簪子啊，就叫小道具。我说哦，让我登记这个。第二天我去了，吴仞之就交给我两个练习簿，拉着我在台上一边走一边说，我就一边很快地记下来，记得很乱，到下午三四点钟就记完了，我就在后台，看那个化妆，我看人家修的那个笔尖啊，有两三毫米长，我说这不是要断么？但是它都不断，扁扁的。我又看他们拿衣裳，叠衣裳，衣裳拿下来之后就拿熨斗熨，熨平了挂起来，我想这个一上一下地熨，我也熨不好。反正对戏剧团里的事儿，都想学着做，唯独我没想过做演员。登记完道具，我看自己写得乱七八糟的，我又买了相同的两个本子，晚上回到家里，在那个亭子间里，还有一把椅子，我就在那儿恭恭敬敬地用笔写上‘大道具’。特地去买了一管尺，好打格子。后来还写小道具，写得很繁琐。到两三点钟我才睡。

“我‘开夜车’之前，跟大哥说，明天早上起来你叫我啊，第二天早上他也没叫我就走了，后来我醒了，看我写的东西，觉得挺高兴的。我就到剧场里去了，交给吴仞之。吴仞之说很好啊，很清楚嘛。他说那你明天跟我登记效果吧。我又愣了，我也不敢问。我回家又问我大哥，我说效果我怎么登记啊？人家笑了人家哭了，我怎么知道啊？他说哎呀，幸亏我写信叫你早来了，你要是考剧团你都考不上了。效果就是做出音响的这个家伙，比方说，打雷是铁板摇来摇去，你就填‘铁板’，铁皮板；下雨就是黄豆在笸箩里头筛来筛去，你就登记‘笸箩、黄豆’；枪呢，你就登记‘枪炮’。我当时也想，幸亏来了，我也甭考试，我就进了真正的剧团了，也很高兴的。我又去买本子，因为他拉着我去登记的时候，我写的字毕竟是乱的，我就很认真地登记，很认真地做一些工作。我把这两件事做好了之后呢，黄佐临就跟我说，现在让你做‘understudy’(临时演员)，你到‘提示洞’，就是有一个提示口去看戏，看所有女演员的戏，她们的台词，她们的走位，她们的身段你都要提示。谁倒下了，你就去代戏。

“他还说，你可以到楼上的灯光台去看戏，我就到灯光台去看戏。不过我看戏总进戏，总忘了记谁的台词，谁的地位，谁在做什么。我看戏老跟着哭，跟着笑，跟着鼓掌，就是这样，我就是很用功地跟着看戏。当时剧团正在演《蜕变》，我很激动的，因为我是从沦陷区来的，很久没有听到过，要喊口号啊，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汗毛都立起来了，浑身激动得不得了，觉得自个儿到了孤岛了，到了不受日本人控制的地方了，在租界里头。我那时候还不太认识孤岛和英法租界的关系，我就觉得我们是自由的。后来，我不是第一次拿到工资吗？给我十六块钱，我老是拿一个大饼三分钱作为基数来算我会不会饿着，所以我就觉得十六块钱也很多了，还给我澡票，洗澡的票，因为演戏总要出汗啊，到澡堂里去洗澡，我那澡票都留着，就跟人家换粮票。那时候一块钱有一百分。三分钱一个大饼是很便宜的。

“给我十六块钱，我就不敢寄钱回家。到10月1号，《蜕变》满两百场，给每个人补发一个月工资，又给我十六块钱，我跟团里说，我还没有演过戏呢，说是黄导让给的。哎呀，我又很高兴。我就给我妈妈寄了十块钱，因为我临走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二十块钱，我大姐给了我二十块钱，就是怕我到时候还没有工作呢，还得吃饭呢，我这十块钱就是说‘放心，我有钱吃饭了’。

“我就在那儿看戏，后来10月10号，是当时的国庆节，演员马军（音）和梅珍（音）要结婚，就是梅珍的戏得让我代演。梅珍的戏是演《蜕变》里头的‘伪组织’，就是小的那个姨太太。我就觉得很有把握演这个戏，这个戏上去就是撒泼撒野，我觉得比文戏好演。黄佐临就拉着我，就在台上走了一遍，我晚上就上戏了。我上戏，我在后台候场，我想哎呀糟糕了，我没有排练让我什么时候上去啊。知道吧？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上场。这时候就有人在后边把我‘’地一下推上去了。

“我一上去，真是没想到，脚灯那么亮，亮得台上的人我一个也看不见，我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口说话，看着已经觉得下边有些冷场了，我就把我的台词往外倒，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反正是‘老鬼’他们一说话，我就闹，结果我都搞不清楚怎么了，他们就拽我，拽我，我就跟他们反抗，反抗，我就不走，在那儿撒赖，我就坐在地上，我的绣花鞋也掉了，我就拿起绣花鞋拍那个地板，他们就把我拽下去了。台底下还发出了掌声，我心里很高兴，我想我头一次上台还有掌声。但是我已经下来了，我很懵，因为我不知道打乱了人家，是不是把戏给打乱了。这是第一次上场。接着又上场我就看得见灯了，看得见人了，就是说适应了。我演的‘小的’一共上场两场，两场之间呢，我坐在那儿，愣在那儿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这样代戏行不行。结果那个蛋炒饭也冷了，我也没吃。黄佐临来了，站在我身边说：‘明天还是你上。’哎呀，我就放下心来了，我就开始吃那个冰冷的蛋炒饭。冷的蛋炒饭是两毛钱一客，葱花蛋炒饭是两毛五，蘑菇面是功德林的，一碗面上来上面满是蘑菇，是三毛。我一般是吃两毛钱的东西，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儿。

“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不是10月10号人家结婚我上场了吗？上场了，这个《蜕变》就一直演下去了，后来就是到了12月8号吧，珍珠港事变，日本人就进了租界，黄佐临就说到楼上排练间去，有些话跟大家说说。我们就去了，我们都挺严肃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结果我到了排练间，地毯都卷起来了，我就坐在那个地毯上，我还记得那个大贝司的影子就照在我的脚上，整个人都是很静的，不说话。黄佐临就说：‘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这个剧团宣布解散。每个人发一个月的工资，各奔前程吧。’我们就散了。散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各奔前程，黄佐临过来跟我说，你和宗江、石挥，住到我家里去。于是，我们就住到‘卫乐园’1号黄佐临的家里。我们住在底楼的客厅和饭厅里头，我住在朝北的饭厅，小窗户底下有张很窄的小铁床，黄宗江和石挥睡在那个钢丝床，搭床睡。黄导演，真的是我一生的领路人……”

 

宗英阿姨每次对着镜头，就像面对着我，放松地跟我讲她的故事，她年轻时候的困苦，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笑话。他们都那么穷，可是说到年轻时的往事，脸上依然散发着光彩，那种幸福似乎刻在她每一条皱纹里。当她不再年轻的时候，所有的回忆变得那么绚丽斑斓。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一天，他们会有这样的幸福感吗？那种穷困中的幸福! 那种没有任何杂念的向往，那种热切的渴望，让他们的青春变得如此美丽。

穷，真的不可怕。记得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和一批画画的留学生认识了。那天，阿橘说要到我的住处洗澡，他们房子里的供暖设备坏了。我说，没问题啊。可是当我的门铃响了，打开门一看，她竟然还带来她的两个室友一起站在那里。我说：“我以为就你一个人！”两个室友是男生啊。我那小屋虽然坐落在曼哈顿西格林威治村McDougal街上的公寓里，街面上永远是那么热闹，酒吧和咖啡馆都是彻夜彻夜开着，公寓对面的地下室，都是艺术品商店。晚上，楼下的爵士乐可以把房子震得颤抖。可我是一间三十平米屋子，浴缸、厨房和卧室连在一间屋子里。男生怎么洗澡？

阿橘说：“轮流洗澡，不洗的，去楼下喝咖啡！”

我们大笑着，全部冲下楼去，让阿橘第一个洗。纽约的咖啡是可以免费续杯的，所以，我们在那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幻想着杜尚可能也在这里坐过，看着咖啡馆墙壁上的屏幕，那里在放卓别林的默片，我们说着说着，就去看默片，接着我们开怀大笑；那杯总是冒着热气的咖啡，把我们都喝醉了。这没有关系，一直聊到远处的火烧云升起来的时候，街灯亮了，我们依然坐在咖啡馆里。每一个从楼上下来的人，只看见头发还是湿的，上面冒着热气。最后，大家赶着上课去了，书包里放着做好的三明治。那时候我们都很穷，每一分钱都是认真算着在用，努力把打工的时间缩短，想把时间用在读书上，那一堆英文书，够啃的。

阿橘已经走远了，突然大喊大叫着往回跑，“哎呀，带给你的小首饰差点忘了，给你。”她把自己做的宝石蓝的石头戒指戴在我的食指上。“Cool！”我还没有说话，她先叫了起来。纽约的冬天，想到他们的时候，总是觉得透着温暖。地上的地铁盖上，散发着热气，从那里还会传出地铁开过之后的轰鸣声。那种“穷困”用最亲密的方式，最让人心烦意乱的形式，渲染了我们的生活。格林威治村，总是那么喧闹，那么疯疯癫癫的样子。我们穿梭在那里，我们和街上的人一样，随时可以在那里放肆地大笑。

 

一个“80后”孩子要去纽约了，她问我：“彭老师，银行只让每个人一年汇两万美金出去。你那时候，怎么办的？”我说：“我们都是打工读书，谁给我们寄钱？我们还要给家里寄钱呢。”“那你怎么交学费？”“拿的奖学金。”一代人的差别，即使我们都说着中文，依然不能理解我们读书的情景。就像，要住超五星宾馆的新人，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第一部戏是如何拍出来的，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五星级宾馆是什么样的。也许物质上的贫困，给予我们更多的空间，我们会去寻找物质以外的快乐。不要说，什么都不要跟年轻人说，如果那些美好的回忆成为说教，我一定会把那些穷困时的欢乐留给自己，留给我们一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朋友。那种欢乐，是一种对完美的互补，那一直可以续杯的咖啡，是我们人生旅途的纪念。纽约，于我有着无穷尽的想往，就像宗英阿姨，住在那个亭子间里，她认识了上海。

拍摄过程

《告别胶片》的剧本完成了，可是它再也不是我背着C-300就可以去拍摄的东西，故事片，它需要投资。我和我的小制片花了整整四年时间在找投资，第一次洽谈的时候，投资方没有看剧本，她说：“我挣了钱，需要回报家乡，你让我投资，不管你拍什么，里面都要讲一点有关我家乡的故事。”

“需要多长的片段？”

“头尾有一点就可以了，就是要有归来的意识。”

我也没有听懂什么是“归来的意识”，投资方匆匆结束了会议，答应了投资额度。不错，我们开始了第一步，那就把男主角改成，是从老家来的，他的父亲是在老家的乡镇上放胶片电影，所以男主对胶片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是跟着父亲，摸着胶片，看着胶片电影长大的。想到这里，我的屋子，似乎弥漫出一种冲洗胶片的草酸药水的味道。我低头努力想像着那个老放映室，想像着他从小跟着父亲看电影的感觉，我甚至设想了，他用数字摄影机拍摄了女朋友，拿回家放给父亲看，父亲已经辨别不出哪是胶片哪是数字了。正在拆除的放映间，那笨重却依然擦得铮亮的放映机，被人卸下来了，唯有父子之间对胶片电影的热爱，让他们完成了一次相互的理解。朋友给我寄来了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的碟片说：“你或许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启发。”

没有任何启发！

倒是看完片子，我在问自己，怎么两个女人的对话，变成了一个父子情深的故事？从原来的初衷，我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可是黄宗英的对话无法移植到投资方的家乡啊！为了钱，我们一次一次失去自己，失去自己最初的愿望，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个拐角上就走岔了，回头的时候，完全找不到方向。我们有千百条理由为自己的改变作解释。我和小制片背着剧本继续找投资。

投资方还是没有看剧本，她说，寻找家乡的故事必须占据整部影片四分之三的长度。天哪，那不就意味着要给你家乡拍一部戏吗？这中间来来往往，半年过去了。现在是需要一个写成投资方家乡的戏，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呢？不能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啊。毕竟那些老电影，必须是在上海表现的，怎么也移植不过去。怎么早不说呢，早说，从头就不跟你们合作了。我和小制片坐在咖啡馆里商量，她的手机微信不断，她就是低头族，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和我讨论，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只有放弃，当初投资方的信誓旦旦，权当是一次免费的时间消耗，没有人会拍一部什么关于“两个女人的对话”这类电影。你想说的，是观众想看的吗？

 

春天快到了，我还是去病房看望宗英阿姨，没有戏拍的日子，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时而还是会背上我的C300。宗英阿姨说话的语速慢了，但还是能一点一点对我回忆往事。

“接受电影剧本《家》，我们觉得它还是进步的，因为它跟封建作了斗争。我还是很喜欢演《家》的，因为我在那个梅表姐的身上，找出来一个跟以前人家演得不同的人物。以前人家演《家》，都把梅表姐演得很苦相，眉毛都是耷拉着的，还皱着眉头出场。我就想演一个微笑的梅，因为我想人家已经结婚了，我又去人家家里，我要是一副苦相，不是有点儿第三者的味道了？我觉得这不太好，还是应该装作欢喜的。所以我就梳我童年时候的双鬏，把脸显宽，胖胖的那样，后来又去了他们家的时候，我也是微笑地找他们，所以我对自个儿演的还是很得意的。”

“那为什么你都演了那么好的戏以后，又去当作家，搞写作去了呢？”

“我写作就是那时候我演戏，演戏……我演戏就老演不着戏，心里特别苦恼。说我长得不像工农兵，那我也没什么办法，我长得就是不像工农兵，也不能改变长相啊。后来就有一天，在两千人的电影局的全局大会上，局长袁文殊就在大会上宣布，黄宗英从演员剧团调入上海文学研究所任编剧，我一听，‘’一下子我的头就胀了起来了，我说那糟糕了，要白吃人民的小米儿了，我怎么写得出剧本来呢？就是因为我写了一个剧本《平凡的事业》，写托儿所保育员的，小孩子的故事，就要把我培养成编剧？其实就是培养，也不跟我商量，你就让我在剧团里头待着嘛，我写写剧本又当演员，还可以是一个多面手，我一点儿负担都没有，我没戏演么我就写，现在把我调到那里当编剧，非交本儿不可，太紧张了。我就这么样子做了编剧。”

“那后来你怎么会想到要去农村了，怎么去写邢燕子了？”

“那我作为编剧，就必须要下生活。我觉得哪儿远，我去哪儿；哪儿偏僻，我去哪儿；哪儿苦，我去哪儿。就这样子，好像还可以遮一遮我写不好的弱点。”

 

《告别胶片》搁置了，我觉得宗英阿姨的这段去农村的话，也不能改进剧本里，因为没有很深的前置背景的交代，这话变得那么空洞，没有人相信一个女演员会希望：必须要下生活，我觉得哪儿远，我去哪儿；哪儿偏僻，我去哪儿；哪儿苦，我去哪儿。

那女人对生活的追求是什么呢？难道，宗英阿姨告别胶片，是因为长得不像工农兵？现在谁又愿意长得像工农兵呢？似乎能跟她对话的女孩，现在没有了。那她们俩以什么样的命题对话呢？没有人愿意像她那样去追求在亭子间里的一份浪漫。剧本没有改出来，我们还是拿着《告别胶片》在那里找钱，可是小制片又对我说：“赶紧把那些‘家乡’戏删了，现在谁要看农村的戏？都在往城里跑，还是往回找吧，就是写两个女人的对话。”

那就是一个现代的女孩希望做演员，当明星，这是符合今天年轻人明星梦的状态，对，让这样一个乡镇的女孩到大城市里“漂”吧。我刚开始下笔修改，小制片又来电话了：“片名一定要改，人家都说这像一个纪录片的名字，要商业点，一定要商业。”“等本子改好想吧！”“不急，不急啦。你想找的女演员怀孕了，明年出本子也来得及。”

 

钱，还没落实，两年时间过去了。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每见一个投资方，首先是听对方给你上一课：“我们是做生意的，投钱的目的，就是挣钱，你觉得你的片子能挣多少钱？”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既然是谈生意，我也可以坦白地说：“我们这个是低成本，我不敢保证能给你挣个上亿的收入。”我停顿了一会儿，已经气不打一处来了，心说可以挣上亿，我还找你投资吗？倾家荡产，我自己投了。“但是，我拍的片子，从来没有让投资方赔钱，保本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一部低成本电影。”“明星是谁？”

我不说话了，让小制片去忽悠他们吧，说什么呢？既然是低成本谈什么明星？不，没有明星投资不谈。我们都是红着脸去见投资方，然后黑着脸走出大门。

生活颠倒着过，我不愿意想钱的事情了。仅仅两年的工夫，机器都从C-300改成5D-Mark2了，不仅便捷，关键是出来的成像已经接近胶片的感觉了，因为是用照相机的镜头在拍摄。不要跟我讲钱，够用就可以了。我宁可把钱扔进去，慢慢记录宗英阿姨讲述的人生，她真实的历史。这钱，实在让人烦恼。有钱未见得能拍出好电影，但是没钱是断然不能拍电影的。

 

“那时候人家都自己回乡啊，我想我这个乡还是不能回，一回去（就是）‘黄三小姐回来了’，我就找了一个离故乡远一点的地方，叫‘乐清’，‘快乐’的‘乐’，‘清洁’的‘清’。到了那里，到县里报到以后，就有人陪着我走十里路，到了一个叫‘丁岙’的地方，‘丁’是‘甲乙丙丁’的‘丁’，‘岙’是‘山岙’的‘岙’，就是很偏远山区里的地方。我就觉得像走进桃花源里似的，因为那里有一股泉水，有一条小路，就到了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就跟人隔着一个板壁，住在楼上，一个板，我就觉得住在那儿挺好的，晚上听着隔壁的小孩儿咳个不停，好像百日咳似的。第二天我就拿点儿止咳药给那小孩儿吃，小孩儿一吃第二天就不咳了，他从来没有吃过药，所以特别灵。邻居遇人就说来了一个医生。第三天就有人来找我去给人家接生，我说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医生，他说你不要客气，我说我从来没见过生孩子，我不是医生。我没有去接生孩子，但是后来我就背了一个药箱跑到其他村里给人家看病。我们不远的村子里有一个阿姨，她不能劳动，因为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疮，她竖不起脖子，我就给她涂了那个鱼石脂软膏，把那个脓拔出来了，脓拔出来以后我又给她贴了消肿的膏，第三天她就能够劳动了，所以人家就觉得我是黄医生。还有人把无线电拿来让我修，我说我不懂啊，他说你是大学毕业啊，我说我不是大学毕业，我念过书可我不懂得怎么修无线电。那时候我是山村里头第一个下去的学生，人家就对我挺好的！给了我很多蒸熟的山芋干，让我劳动的时候吃，说我吃的饭太少了，劳动干不动的。

“头一天，跟着他们一块儿去砍柴，等我走到有柴的地方，大伙儿都已经弄好了大捆的柴禾，预备下山了。我就胡乱抓了一点儿，捆了一捆，我也下山了。下山以后，到我们家那个房东那儿，房东拿了一杆秤，说称一称，结果一称只有七斤半，后来全村都传出来，说七斤半姑娘，来了个七斤半。我在那儿挺快活的，给大家开民校，教识字，开识字班，总之我觉得挺开心的。”

“你那个时候写东西了吗？”

“嗯。就开始写东西。写了《你追我赶》，写两个队在那儿竞赛，写粮产，产值是过千斤，后来千斤不算数了，两千斤、三千斤、五千斤都不算数了，就空在那儿，最后在拍的时候到底是几千斤，就填上去。半夜里跟人家一块儿，把快要成熟的稻子往一块儿挤，就是破坏生产，不是我破坏的，就是那时候整个的生产都在那儿破坏，就是……”

“就是‘大跃进’。”

“就那个意思。”

“怎么不写这个？写那个把快长熟的挖出来，再种到其他田里的事情啊！”

“那不能写！这都是真的，再种到其他地里去以后，真能让小孩儿站在上面。”

“那么什么时候挖，怎么种的，你能把这个过程跟我说一下吗？”

“都是半夜里头，就说积肥，把路上的草也积了，树上的树叶子也积了，就是晚上就把我叫去，拔这个稻子，我又不明白为什么拔这个稻子，就跟着他们拔，拔了稻子就跟了他们拚命往快收割的稻田里插，插完了之后大家伙儿都回去了，我就回不去了，因为是晚上，我看不清楚怎么样回家，我就在那儿转啊转的，想是什么一条路，结果看见有个灯光，我就跟他们说，我回不去了，你们帮忙把我送回去，他们说你刚才就在家门口，我说我现在已经不认识家了，他们就把我送回来了，就说我半夜自己找不着家了，反正尽闹笑话。”

“那后来把麦子都插在一个田里面，小孩儿能站在上面吗？”

“小孩儿能站上面是别的村儿，我们那儿没站上去，我们那儿就说多少斤多少斤，其实拔出来的已经不能再长了，挤到那里头的也不能再长了，就是破坏生产，全国都那么做。”

“好可怕哦！”

听宗英阿姨讲故事，似乎在她缓慢的叙述里，我总有那种慌慌张张的感觉，我害怕，哪怕是简单的故事，那一份诚实里面，她的欢乐里，都让我觉得害怕和紧张，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走过那样的岁月，那种紧张变得抽象、急速，在我的身体里收缩、纠结着。

 

现在剧本终于找到一个新名字，叫《浮生梦影》，我们用它申请了电影基金的拍摄扶持。没有人再问你准备回收多少票房，我们已经把立意、主题人物、故事搞得更加完整，片名确定以后，让我再一次找到要表达的方向。很快，扶持基金批下来，加上小制片公司的投资，接近目标不远了。于是，我们继续努力着。终于在四年的努力中，一部低成本的投资落实了。但是，宗英阿姨完全变了，她不愿意说话，她拒绝了中央台、凤凰台的采访。夏天，我又往华东医院跑，我说：“宗英阿姨，我钱找到了，马上要拍戏了。你一直说，你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浪漫的梦想，希望像法国女演员萨拉·伯尔娜一样，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即使坐着轮椅，还是上台演出。我这次是，让你在九十二岁的时候，还出现在银幕上。”

可是她淡漠地对我说：“没兴趣！”

“不可以的，你必须答应我，我准备了四年了！”

“知道了！”

这大概就算是承诺。小阿姨说：“你面子真够大的！”

 

一部精致的低成本影片开拍了。我们把钱省下来，在摄影棚里，扎扎实实搭了一堂“钉子户”破败的石库门二层小楼。为了拍摄到漂亮的外景光影，我们在那里死等阳光。华东医院不许我们进去拍摄，我们联系了隔壁的戏剧学院，把他们的大花园当作医院草坪。校方只允许我们周末拍摄,不能影响学生上课。等了一周又一周，每个周末，都不见太阳。不行，想像中的宗英阿姨，就是穿着红色的小碎花衣服，坐在一片碧绿的大草坪的树荫下读书。逆光把她银白的头发照亮了，她是在那样的阳光里遇见了我们的男女主角，她告诉他们什么是她的幸福。

拍摄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可是周日从来就没有出过太阳。我们又去找了永福路52号，老上影的花园，决定太阳一出来就抢拍，不等周末了。可是外联制片给黄宗英的小阿姨打电话，对方就是不接。制片说：“导演，你自己去联系！”等我打过去的时候，才知道宗英阿姨感冒了，吊针一周，刚刚开始恢复，小阿姨也不敢帮助我们把宗英阿姨从医院偷偷地带出去。但是，摄制组进入最后的杀青阶段，怎么办啊！制片决定让大家偷着溜进华东医院，在宗英阿姨病房对面的小会议室偷拍。

摄制组开会讨论。

我说：“大机器实在进不去，就用5D拍摄。”

摄影一下跳起来大叫：“这是拍电影吗？我不拍!”

“你不拍就不拍，我没有别的选择，随便什么机器，即便是PD-150，只要能拍摄到黄宗英和我们的演员在一起，就可以了！”转身我跟副导演说，“我们先混进医院，把会议室陈设一下。”

副导演问我：“反打镜头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着还是关着？”

“是偷拍，必须关着。”

他蔑视地看着我：“你拍吧，比电视剧还不如。”

我完全失控了，在摄影棚的走廊里大叫：“你们都不要去拍了，都可以滚，我就一个人，我就用5D把戏拍了！”

制片说：“导演，不急不急！晚上开会。”

没钱、没人脉，还想拍戏？谁都不敢去医院找院长通关系。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着电影训练，由老上影一批退休创作人员组成的，有职业拍摄能力的专业团队。制片想了很多办法。他先去医院，摸清了可以在急诊室那里开进器材车，然后带上五个民工，拿着器材从员工通道，走到住院处，从后面的货梯上楼。两个男女演员在汽车里化完妆，就坐在电梯口的凳子上，他们即使穿着戏服，但那是生活装，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低头在那里看手机。化妆师偷偷溜进病房给宗英阿姨化妆，同时替代了服装师为她换上衣服。

我在微信上向副导演道歉，虽然他依然挂着脸，我们毕竟一起出发了，我们的道具在会议室陈设。接着撤离，外联制片已经跑到住院部的大门口接应大家。他进进出出，门房的保安死死盯着他看。制片主任的光头，让人家多看了他几眼，已经吓得逃跑了。外联制片胆子大，他走向保安，客气地说：“兄弟，侬阿是认得我？”

保安说：“不认得！”

外联制片说：“那侬盯着我，看什么东西？”

“啥人看侬了。”

接应完成以后，外联制片赶紧跑到护士台稳住护士小姐，他说：“老太太拍了一辈子的胶片，看到的都是胶片摄影机，今天，我们导演说，要让老太太看看，现在的数字摄影机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摄影带着镜头箱和摄影机、三脚架，已经潜入会议室了。照明带着灯架和灯具开始打灯，安排妥当，录音带着设备进来了。最后，让小阿姨扶着宗英阿姨进会议室坐下。这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黄宗英了，她自己说的话，完全记不住。我不断提醒她，她重复着，一次又一次被她断句，真的记不住了，给了她剧本还是不行。她不能说完很长的句子。外面护士台的护士在大声说话。

录音急了：“赶紧让制片叫他们安静啊，否则我的同期声不能用了。”

摄影对着我叫：“导演，不要给黄老师排戏了，可以了可以了！抓紧拍啊！”

大家都高度紧张，现在不是抢光，现在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怕给人家轰出去。男女主角还没有和宗英阿姨对戏呢。我虽然紧张，还是努力做出镇静的状态，我知道，我一定要拍到宗英阿姨和我们男女主角在一起的镜头。

2016年9月30日下午2∶40，我们终于拍摄完成了这场戏。

2016年12月23日，黄宗英急病上手术台，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住着。

或许是宗英阿姨给我的承诺，她会帮助我完成这部片子；或许是我在完成自己的承诺，让她不是七十岁，而是九十二岁时出现在银幕上，让她最灿烂的微笑定格在电影里！

 

她对我们的男女主角说：“我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他一生坎坷，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

（黄宗英、赵丹主演的电影《幸福狂想曲》）

向死而生

宗英阿姨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在她自己的文章里说：“《望长城》摄制组总制片郭宝祥同志和我恳谈：‘和于台长研究了，为关心你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年纪了，是否考虑不去罗布泊。将来航拍时，可以在飞机上出现主持人形象。’”

“我动情地回答：‘让我去吧。我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罗布泊。’”

接着四辆新型的越野车，六辆军用大卡车——十七位解放军干部战士，向杳无人烟的地理禁区挺进。想到那个场面，想到宗英阿姨雪白的头发，却挺着腰板坐在那颠簸的大吉普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视节目不好看了，因为这些理想主义者都不复存在。收视率，娱乐至上，把视觉的最后一点精神的呈现抽取了。黄宗英是那种带着激情的知识分子，又是作为一个演员出场了；她是把舞台作为她最终挑战的地方，她不能随便屈服，整个生活不论是写作还是表演，或者是主持，现实就是她的舞台，她不肯随便退却下来，她的挑战就是面对镜头。用她自己的话说：“探险，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这种心态仿佛与我的年龄和外貌越来越不相称了。”

是的，当黑发变成白发，当皱纹撕裂开眼角的皮肤，宗英阿姨还是那样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似乎她从来就不觉得自己会衰老。七十岁的西藏之行，因为高原反应，她昏迷了三天三夜，病危通知出来了。尽管她奇迹般地苏醒了，但是因为大脑缺氧，严重影响了她的记忆力和说话功能。

 

片子终于做后期了，我重新踏进宝通路449号。不记得多少年没有走进这里了，我们再也不需要制片组的车子送我们，我们不再是捧着一大盒一大盒沉重的样片和混录声带进入电梯。仅仅一个硬盘，这就是一部电影的全部，背着书包就来了。厂里看不见什么人了，空空荡荡的大楼显得破败，从后门上去的小门装修过，电梯还是那个常常出故障的老电梯。到了六楼以后，却面目全新，醒目的大牌子挂着：上海电影数字中心。清一色的“70后”、“80后”、“90后”的孩子，一张面孔都不认识了。但是，毛弟说他记得我，因为他刚进厂时，就是帮着做我最后一部胶片电影的配光。现在他是数字中心的调光师了。这也是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配光”改成说“调光”。毛弟经常纠正我，因为配光是胶片的概念，数字叫“调光”。

南艺的教授来看片子，走出混录棚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说：“没有想到从那个小破门走进来，里面是这么先进的设备，好厉害啊！”

片名又改了。发行方说《浮生梦影》太复杂，不是“80后”、“90后”能体验的，一定要改名字。怎么改呢？初稿的剧本里有一句歌词：“如果可以，请你假装还喜欢我，给我一个拥抱。”就顺着这样的思路，单纯、明确，那就叫《请你记住我》吧。剧组里的朋友都不喜欢，那么苍白、直接，索然无味；但是发行方说好，就这样确定了。我把守着最后的防线，没有本质的争议，我首先学会的是妥协，我总是跟自己说：妥协是智慧。《请你记住我》，是记住老电影，记住让中国电影辉煌的老电影人。

 

故事片里出现了纪录片、穿越、老电影还有现实生活，那一对与赵丹和黄宗英对应的男女主角的故事，他们的电影梦和他们的爱情。影片开始，就是宗英阿姨对赵丹的回忆：“我第一次见赵丹，他扣子也扣错了。袜子一边一个颜色，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孩子，没人管的大孩子，我那时跟他演戏，很有距离，但是也很默契。等到临走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不能离开你，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一下子，脑袋就‘嗡’地一下，‘嗡’起来了。”

现场听她说话，我们忍着笑意，要把她的声音干干净净地留在镜头里。七十年过去了，所有的回忆依然有画面感，就像我看着赵丹和宗英阿姨在《幸福狂想曲》里的剧照，他拉住她的手深情地看着，她羞涩地转过脸去。我把剧照放在银幕上，宗英阿姨的回忆成了画外音，大家再一次体验着她脑袋“嗡”地一下发昏的时刻。

他们结婚了。“那时候，我们就在顺德里36号租了一间前客堂，那个前客堂是没有窗户的，开了门就是人家晒被窝、洗马桶的，他们就愿意跟赵丹说话，后来赵丹演《乌鸦与麻雀》的‘小广播’形象就是从邻居里面得到的启发，他就不上桌吃饭了，拿着碗在地下蹲着吃，他说‘小广播’也好，武训也好，都是不上桌吃饭的。后来成立《鲁迅传》摄制组的时候，当然是要找赵丹演鲁迅。”

“为什么是当然呢？还有其他老演员呢？”

“反正就觉得赵丹合适。”

“他已经不回家了，在那个淮海中路150号，有一幢房子是电影局的宿舍。北京已经调来了于蓝，演许广平；调来了于是之，演瞿秋白；调来了蓝马，演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就都调来了，很尊重的。赵丹呢，也给他一个房间。赵丹就在房间里挂了‘俯首甘为孺子牛’，我给他送了文房四宝，他就在那儿酝酿鲁迅的角色，穿着鲁迅穿的衣服，在服装里面找人物的感觉。

“瞿白音的爱人说，他们有一天走在马路上，看见有人坐在马路牙子上，走近一看，是鲁迅。还说他很顽皮的，说是人家来逮捕他，他就出来。回家了，他轻手轻脚地回来，开开亭子间的门，就说了句‘我回来啦’，把人吓一跳。他就挺顽皮的。”

“赵丹叔叔为什么要坐在马路沿上？”

“他觉得等车等得很累，何必站着呢。鲁迅也会坐下的啊！他一演戏就把我也给忘了。我就是最喜欢他把我也忘了的神情。”

 

《鲁迅传》的影片很快下马了，因为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一点一点往上递进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周民（周璇之子），周民戆得来不得了，人家写‘打倒反革命赵丹’，他就在旁边写‘赵丹是革命的’，他就写！我说民民，你离开我们这个家吧，你不是我们的亲儿子，他就是不走。我说你不走，我就打你，你走吧，你不要这样。他说，‘赵丹是我额爷，我就要保伊！’后来人家就打赵丹，他就把赵丹抱住，不让人家打，人家就打他，这个儿子一直是这样的。”

“他们怎么打赵丹呢？”

“被打是三天两头的。还有的事儿，关进去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天马电影厂的‘牛棚’里，跟王丹凤、朱莎、白穆关在一个小间里头劳动，做一种糊纸的劳动，这时就有一个管‘牛’的，他叫林进财（音），林师傅就进来了，说黄宗英早该去吃人民公社了，赵丹去吃人民公社了，你和小把戏要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好了。他就走了。这时白穆就跟我说，‘宗英，你从小在业务上还是挺顺的，没受什么波折，你从今往后啊，碰到什么事儿，你就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你就能够挺过来了。’他还说，‘今天早上一辆吉普车把赵丹搁到监狱里去了，你要想透了，你还有三个孩子，你要挺得住。’这时候我才知道赵丹被捕了。一会儿，有两个‘造反派’就来找我说，黄宗英回家去。一个人在前边儿带着我，一个人在后边儿押着我，他们都拿着枪，因为我们是电影厂的，道具都有木头枪，他们一个人就押着我走，从徐家汇，一直走到湖南路的那个家里。这个‘白穆哲学’对我后半辈子有很大的影响，我就这么挺过来了。”

“后面有人跟着看吗？”

“没有人跟着看，我又不像电影明星，我还是穿得挺干净，可是挺旧的。押回家以后就让我给赵丹收拾行李，我就找了最大的床单铺在地上，我找新的棉被，他穿的新的棉衣、棉背心、毛袜子、棉鞋。因为已经到了十一月了，上海有一个‘十一月里厢小阳春’，就是十一月里最暖和，马上就要冷了，我就知道他反正出不来了，我就给他拿最暖和的东西，我就压着腿往里头装，往里头打，然后打了一个很大的铺盖卷，他们就把铺盖卷拿去了。我又找了一个网线袋，给他拿了洗脸盆、漱口杯、牙刷牙膏、换洗衣服什么的。我忘了说这个，他头几天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罩着一个纱布，这么遮着。我说怎么了？他说‘青话’的造反派专门戴着手套往我的眼睛上打，说‘叫你还演戏，叫你还演戏！’我的瞳孔破裂了，他就给我一张周医生——我们的厂医开的病假证明，说瞳孔破裂，请假二周。哎呀，我很害怕，我想他要瞎了！我就让他赶快躺下休息，我说你眼睛疼不疼，他说倒也不像想像得那么疼，我就让他点眼药水。赵丹哭了，他说，‘他们打我的时候，手套里装了铅弹子，要把我的眼睛打瞎。我要是眼睛瞎了，就不能演戏了。我就是一个废人了。’我说，‘现在不要想演戏的事情，不要哭，这对眼睛不好！坚强点！’”

（黄宗英扮演的梅表姐）

一次次，他们从死亡的边缘走回人生，即使在这最苦难的一刻，他们想到的依然是电影。向死而生！宗英阿姨是那么乐观，她在付出这一切时，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1960年代初，她说：“那时候赵丹已经病了，外边都在传，有一个摄制组烂掉了，导演演员都烂掉了。他就特别紧张，我说你紧张什么啊，他说，‘说的就是我’。我觉得他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对我是很忠实的，我不相信他有这些事。后来，宣传部里就让他写了材料，就让赵丹坦白，他和一个女的有关系。我心里虽然难过，但是我劝他，没事没事。我就骑了自行车把他的检查给领导送去了。我就跟领导说，都是党员，又都是优秀的演员，公开批判，恐怕影响太大。领导说,‘搁在我这儿吧。’就搁在抽屉里了。我就骑车回来了，我就记得街上的风，吹着我的头发，我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掉眼泪。我回家来了，赶紧把眼泪擦了。我就说，‘我给你交上去了。没事，你别紧张。已经干过了，就不要后悔了。后悔也没有用的。’”

有一次采访时，宗英阿姨特意跟我补充说过：“一夫一妻制是理想主义的，可是感情很难用制度控制。所以，我理解赵丹。”我们就坐在她的病床边，听着她说话，大张着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宗英阿姨，一个女人，多大的胸怀啊。

 

我们没有把这些采访都放进故事片《请你记住我》，我把录音重新整理记录下来，就是想记住他们那一代电影人的一切。想起韩天衡老师跟我们说的话：文学艺术跟科学技术是两个规律，科学技术是六亲不认，它采取的态度、它的规律本身是对过去的东西，采取彻底打倒的姿态，而且是摧枯拉朽地打倒！但是艺术不是，艺术讲发展，讲进步，讲四世同堂。从来没有什么，儿子出来就把父亲否定掉了，孙子出来又把祖父否定了。因为艺术不能这样！它必须要认真地借鉴传统，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记住传统，记住老电影人的一种精神，一步一步往前走。还能走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记住！影片结束的时候，我一直找不到这种向死而生的场面，我不知道怎么样能把戏推向精神状态的高潮，而不仅仅是让人物处于一种常见的戏剧冲突之中。已经在看外景了，大家对剧本的结尾都不满意。当美术找到了红砖雕花门楼的石库门房子的时候，我们赶到那里，只看见，弄堂里堆放着已经拆掉的老房梁，还有摞得整整齐齐的青砖。我们在房屋、废墟中行走，仔细看着那古老的建筑，你会有一份难以抑制的伤感，多漂亮的房子，它们却很快要化为灰烬。一步一回头，心里就是一个字，“痛”。

突然，我站立在一片瓦砾之间，我找到了影片的结尾，就是大型推土车开进来了，像科幻片里的大爪子，伸向屋子，把一栋一栋小楼轻而易举扒了下来。那倾倒的轰鸣声，像战争片里的爆炸，把世界晃动了。这就是影片的结尾。我越想越激动，回家就趴在电脑前，把它完成了。大家都说，现在的结尾站住了，把整个剧情像一张大网，紧紧地收紧了。可是，这只是文字上的东西，你怎么能拍到这样的场面？房子里，还有很多钉子户住在那里，谁说你可以把推土机开上去？外联制片，买了一条烟坐到拆迁办的临时办公室里，他和主任拉关系，打听推房子的日子，商量是否可以让我们拍摄。主任说，一点没有把握啊，有时可以等上几年，有时来通知说拆，明天就拆了。“哎，千万别明天就拆啊，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才开拍呢！”“可是，你们开拍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拆房子啊。”

 

把生活的最后记录留在故事片里，现实的力量远远超出编剧的力量！

等到我们去复看外景的时候，副导演吓坏了，原来确定男女主角第一次相遇的老房子前，只剩下雕花的门楼，门板已经被人家拆卸了，后面是一片杂乱的瓦片。制片急了，不是说不会马上拆的吗？他往拆迁办跑，让人家帮忙，找了三扇门板，又重新装了上去。但是拆迁办的人说：“你们赶紧拍啊，不知道哪一天又被人家拆掉了！”制片恨不得派人来守卫这最后的老楼。

终于谈妥给我们拍摄拆房子的那个场面。早上正准备吃了早饭去现场，突然摄影的电话来了：“导演，赶快过来，说好八点半拆房子，让我们拍摄。现在就在那里拆了，你赶快过来啊！”一看时间，才七点啊。我往大街上冲，可是这个时候，上哪里拦车？滴滴打车都不答复你。我急得给制片打电话，“组里赶紧派车过来啊，打不到车！”“不行，现在堵车，你赶紧去坐公交车……”我还没有听明白坐几路公交，突然看见堵在马路中央，停着一辆空车。我对着红灯就冲过去，在车流里面，愣是把那辆空车拦截下来了。

现场，大家戴着口罩已经在那里开拍了。顾不上装上监视器，看着大斗车开进弄堂里来。飞扬的尘土，张牙舞爪的大车，我们摄制组一行人都变得如此的渺小。当大扒子推向雕花门楼的时候，我用手机也拍下了这个场面。我把它用微信发给北京的朋友，帮助我找演员的导演。看见雕花门楼倒下去的时候，我听见微信上大声的叫喊：“哎呦，真拆啊！”真拆，我低下头，我努力掩饰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只有一个字，“痛”。

我们记录下这些，这就是电影，它最终还是通过影像拯救了事实，抵抗住了物质世界的时间。我们保存下了这难忘的一刻。老房子像我们的数字电影，一定有辉煌的时刻，但是再先进的设备，也不是绝对安全的。硬盘，一旦存储设备损坏，数据就会丢失。胶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胶片除了是拍摄格式，同时也是储存格式，而且正常情况下常规的胶卷可以保存数百年。宝通路449号最后一条胶片冲洗流水线，消失了。但是，那里的胶片保存着所有的电影。赵丹、黄宗英和老电影人，上海的老电影是永恒的！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5月号，转载自“上海文学”公众号：shanghaiwen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