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斗争、石油食利和认同危机：阿尔及利亚的转型困境

阿尔及利亚曾在中东北非威权国家陷入动荡之际保持了稳定，但当年迈的老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再次寻求第五任期时，阿民众的不满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游行示威活动，直接导致了布特弗利卡提前下台。民众抗议活动仍在持续，要求前政府相关人士下台并彻查腐败，有人甚至提出彻底革除旧体制的口号。

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

这个旧体制被认为由一群阿军队和官僚集团高层所组成，他们在幕后掌管着阿政治的运行，并且企图再次指定总统接班人。布特弗利卡作为革命元老也是这个集团的一员，自从在1999年被军方推举为新总统人选之后一直连任至今。同第三世界的其他“独裁者”相比，布特弗利卡是较为民众爱戴的一位统治者，这主要源于他对国家稳定发挥的关键作用和他本人的魅力。19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经历过频繁的政府更迭，随后上台的布特弗利卡一直起到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很难找到比布特弗利卡具有更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平衡能力的人选。布特弗利卡本人数次公开表示希望阿国能够实现平稳过渡，由年轻一代来交接他这一代老人的权力。事实上，他早已成为了旧有体制延续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因此即使坐在轮椅中被传逝世多次仍无法退休。

随着他的下台，阿政治进入了高度不确定的时期，这也为国家转型提供了可能性。与其他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类似，阿尔及利亚政治体制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难以协调精英矛盾和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压力，在变革时期容易发生政治动荡。在阿尔及利亚流传着该国存在一套独特体系（Le système）的说法，这个体系包含几大矛盾：不同统治集团派系之间的矛盾、公有和私有经济领域的矛盾、阿拉伯语群体和法语群体的矛盾、柏柏尔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与占主体地位的阿拉伯民族的矛盾以及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群体的矛盾，大致概括出了阿尔及利亚的转型困境。

革命叙事神话背后的精英斗争

日后被认为领导了独立战争的阿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民阵”）是阿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涌现的一支后起力量，它一方面试图吸纳其他民族主义组织，成为民族主义革命的统一阵线组织；另一方面又采取高度集权化和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对内压制不同民族主义革命势力的声音，试图领导抗法斗争。1956年召开的民阵大会确立其由阿尔及利亚民族革命会议和一个联络委员会领导，而两者都由大量军人成员组成，战前其他民族主义公民社会组织的影响力被边缘化。虽然大会还确立了政治压倒军事的路线，但民阵的军事斗争路线本就依赖于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的力量，在组织上就无法做到真正独立于它的军事组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反而成为了其前台组织。在民族革命运动走向激进军事斗争的道路上，民阵最高权力逐渐被军人成员所把持，这也是军队在阿政治中影响力的根源。

在民阵加速军事化和集权化的过程中，多远包容的内部声音逐渐被扼杀。被尊为“阿国革命设计师”的民阵高层成员阿布纳·拉马丹（Abbane Ramdane）就主张包容不同民族主义运动组织的声音和反对内部集权化。他曾经为民阵奔走笼络不同民族主义派别立下汗马功劳，但他在内部斗争中很快失势，并于民阵大会次年被同僚所暗杀。在这之后的独立战争岁月里，民阵并没能解决缺乏制度协调精英内部斗争的问题，造成了愈演愈烈的各自为战和派系斗争，类似拉马丹的历史一再上演。

当时的民阵内部有着被称为“国内派”的革命区领导集体和被称为“国外派”的游击队成员两派。1958年成立的阿国临时政府主要由“国外派”成员组成，同时还吸纳了不同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其领导人是拉马丹的顾问本优素福·本赫达（Benyoucef Benkhedda）。阿临时政府实质上只是一些革命组织势力的松散联合体，无法代表和掌控全国革命势力，因此注定会被高度组织化的民阵取代。此时的民阵行政机关联络委员会则由克里姆·巴尔克萨姆（Krim Belkacem）、阿布杜勒·哈菲德·布素夫 （Abdelhafid Boussouf） 和拉赫达尔·本托巴尔（Lakhdar Bentobal）三名“国内派”的革命区军事领导人所主导，这三人被称为“三人执政集团”。由民阵“三人执政集团”创立并领导的临时政府总参谋部并不承认临时政府对军队的领导，甚至不愿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本·贝拉作为海外游击队的重要领导人为了夺权公开与临时政府对立，主张将临时政府改组为政治局，他为此争取到了总参谋部的支持。临时政府则以解雇胡阿里·布迈丁上校作为反击，而布迈丁是布素夫的手下，这直接引起了民阵的反弹。

1962年，刚刚获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就陷入了临时政府和国外游击队以及总参谋部之间的内战之中，最终本·贝拉等“国外派”在总参谋部和部署在边境的国外游击队支持下很快取得了胜利，并创立了政治局来代替临时政府。本·贝拉这位长期流亡海外的人士就这样和一群“国外派”掌握了新生国家的权力，并让政治局任命了一批亲信，其中包括了新任国防部长布迈丁。布特弗利卡正是在独立战争期间作为布迈丁的手下走上的仕途，他们与一同驻扎在摩洛哥边境小镇乌季达的其他“国外派”战友被称为“乌季达集团”。

官僚体制建设的落后和国家能力的薄弱在独立后很快暴露出来，民阵完全无法真正发挥一个执政党的作用，也不能独立于战时形成的军队势力，精英之间缺乏一个协调冲突和分配资源的正常制度渠道，结果是统治精英很快再次陷入内部斗争之中。历史经验告诉本·贝拉他的权力很可能随时被其他人夺走，于是他利用新政府各派系之间互相制衡，同时打压异议人士，并进一步强化政治局的作用，将它作为实现自身意志的工具，他甚至曾计划让政治局绕开议会直接出台宪法。在这种独裁趋势中，官僚体制中很多人不是被捕入狱就是选择离开，其中包括了携公款潜逃的政治局总书记和议长等众多高层人士。这场内部清洗的结果是实权政治势力只剩下本·贝拉自己以及布迈丁和他的“乌季达集团”。

布迈丁时代的发展型国家

虽然本·贝拉是布迈丁上校的盟友，但他的日益集权使布迈丁为代表的势力感到了威胁，尤其是在他准备革除布迈丁上校的亲密盟友和时任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时，布迈丁上校终于在1965年发动军事政变，宣布解除了本·贝拉个人崇拜式的专权统治。布迈丁旋即宣布阿尔及利亚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解散了政治局和议会，建立了乌季达集团掌控的最高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和听命于自身的行政机构部长委员会。布迈丁政府还取缔了民阵之外的所有政党，而执政党本身也完全被架空为了一个社会动员组织，主要作用是联系工人和群众。反对布迈丁的革命元老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拘押，至此军队的影响力完全渗透到政治领域每个角落，政治制度发育趋于停滞。

随着政治生活的日益去政治化，政治发展全面让位于经济发展，阿尔及利亚走上了注重绩效合法性的威权专制道路。作为缺乏本土资产阶级和相应企业管理技术的后发国家，布迈丁政府采取了当时普遍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具体政策完全掌控在能源与工业部长贝莱德·阿卜杜萨拉姆（Belaid Abdesselam）和计划部长哈米尔·阿卜杜拉·豪加（Kemal Abdallah Khodja）手中。布迈丁政府借鉴了戴高乐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发展政策，优先发展石油和重工业，通过全面国有化石油产业反哺重工业，并逐渐降低石油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二战后发现石油的阿尔及利亚是名列世界前茅的石油和天然气大国，石油工业在布迈丁时代大规模扩张，占据了80%的国家经济总量，并由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SONATRACH）这样的超大型国有集团所管理。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这样的能源型国企不仅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事实上也控制了军队维系政权的经济命脉，它也因此享有一系列超越普通企业的特权，例如它从未被审计过。同时，掌控能源国企使阿政府获得了较高的政策自主性，例如阿卜杜萨拉姆可以让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为工业化项目筹集资金，而不需要财政部的拨款支持。

布迈丁政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官僚体系建设，任命了大量受法国教育出身的技术官僚和专家研究制定政策。这些法语说得比阿拉伯语还好的“国外派”官僚在全国推行能源行业国有化，并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和改革教育体系。1965年至1975年间，油气行业的人均GDP翻了十倍，包括矿业、重型机械和化工业在内的重工业体系初步建立。得益于新建学校数量的增加，教育率大幅上升，同时法语化的教育系统带来了实用的知识和技术，提升了阿国的整体教育水平。然而与此同时，在进口替代保护主义政策下的轻工业仍然落后，这使非正式经济开始萌芽。农业改革企图在不触及土地再分配的情况下将农民划入合作社，这种做法几近失败，使阿尔及利亚的整体粮食产出无法跟上人口增长速度，造成粮食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这些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到了沙德利·本·杰迪德（Chadli Beh Bemdedid）总统时期被进一步强化，对阿国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

通过石油租利分配收买人心也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当政者的选项，石油食利经济开始成为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形成了在中东地区普遍的食利国家体制（rentier state）。国有化后的石油公司为基建项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大量资金，全国新修了一批学校、医院、工厂、水坝乃至高速公路。同时，政府也得以为民众提供从免费教育和医疗保险到食物和交通补贴乃至免费住房等一篮子福利。此外，法国人撤出阿尔及利亚时留下的大量地产(“biens vacants”）成为了另一项重要租利收入。这些殖民时期的地产坐落于城市核心地带，具有很高经济价值，它们由阿政府专门成立的一个部门来管理和分配。

在缺乏政治参与的高压环境中，大范围石油租利分配支撑了当局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平等话语，但租利的分配方式则进一步固化了原有的等级化和地方化的社会结构。与当局有着紧密联系的革命军人可以享受到相应的福利特权，包括法国人留下的最好房产都由高层军人和官僚所分得，而等这些人和他们的关系户分得福利之后才轮到普通人。因此，通过和掌权精英建立侍从主义和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成为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途径。阿尔及利亚的地方主义在殖民时期就很显著，法国人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造成的地方主义在独立后依然盛行，同一地区的群体很容易形成相应的社会政治势力。分配特权强化了地方主义带来的裙带主义和侍从主义结构，使阿尔及利亚社会更为分裂。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布迈丁政府自称社会主义，并将独立战争称为“农民革命”，但占人口70%的农民则几乎完全被排除在了分配体系之外，当局没有对无地农民和小农进行土地和房产的再分配，也没给予相应的福利和就业扶持。城市中更好的福利水平使得农民开始大规模移民进入城市，加大了城市的资源分配压力，令房产价格大涨，同时导致失业率和贫困率飙升，社会矛盾加剧。这种情形和当局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平等和包容背道而驰，到了70年代已成为严重动摇当局威信的问题。错位的租利分配政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为日后的动荡埋下了祸根，1990年代内战中的大部分伊斯兰武装分子就是农民。

失败的自由化政策及其后果

布迈丁时代高压下的发展模式暂时掩盖了内部矛盾，但石油食利体制的建立并没有平息精英矛盾，由之而来的社会压力则逐渐令阿国转型问题复杂化。石油危机前后，阿统治阶层注意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低效和由之而来的社会问题，而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已开始融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国家都开始走上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乌季达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倾向于继续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要求自由化的两股势力。以阿卜杜萨拉姆为首的官僚集团获得了布迈丁的支持，而以内政部长阿迈德·迈迪里（Ahmed Medeghri）为代表的老革命派系日益不满自身权力被阿卜杜萨拉姆所削弱，同时也不满布迈丁绕过身边亲信直接执掌具体国事的做法，如在对外关系中自行其是，毫不听取他人意见等行为。正如一再重现的阿尔及利亚历史，迈迪里随后被暗杀，这使“乌季达集团”作为统治集团几乎名存实亡。虽然清除了内部异议人士，但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令布迈丁政府不能无视，在1976年开展的全国对话中，各地民众表达了对社会生活中普遍的腐败、糟糕的生活条件和低工资水平的不满。此前一直被压制的柏柏尔人和伊斯兰等民族和宗教认同问题也开始浮现为显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布迈丁试图改革官僚体系，他将阿卜杜萨拉姆的工业和能源部门拆分成三个部门，阿卜杜萨拉姆被指派为新拆分出来的轻工业部部长。

随着1978年布迈丁离世，民阵的唯一总统候选人本·杰迪德接手政府。本·杰迪德也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老革命之一，他的上台让军方可以放心延续其政治利益，又在表面上认可了民阵的政治地位。阿尔及利亚至此开始进入“民选”总统前台执政、军方幕后听政的政治模式。彼时统治阶层内部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化两条路线之争依然存在，而本·杰迪德是自由化路线的支持者，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想借肃清布迈丁的经济政策遗产树立自身权威。历史表明其后的政策令阿国深陷食利国家的恶性循环，政治稳定将更多依靠租利分配来维持，石油经济成为了影响政治稳定的关键，而革命历史和“人民意志”这些革命叙事神话的作用将在现实的反差中加速褪色。

本·杰迪德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全面的“去布迈丁化”。首先是在组织人事上将“国外派”的技术官僚团队全部换成自身信任的本土阿拉伯语官僚，这扰乱了原本统一连贯的工业化政策。经济自由化总设计师阿卜杜勒哈米德·卜拉希米（Abdelhamid Brahimi）是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革命，也是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卜拉希米在1988年骚乱之后却被当做替罪羊革职并流亡国外，他随后开始指控布迈丁和本·杰迪德的腐败并转而支持伊斯兰主义。被布迈丁废除的总参谋部也被重新组建起来，军方在政府中的权力得到了巩固，为听政体制打下了制度基础。

作为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拨乱反正”，新政府开始限制国有企业的特权，将原来70多家巨型国有企业拆分为了400多家公共经济企业（EPE），本·杰迪德将自己亲信和派系成员安插进这些企业，此举加重了裙带主义。新政府还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品和农产品需求，自70年代末的油价上涨给了政府刺激这种需求的能力。然而，阿尔及利亚的产权保护制度相当薄弱，整个经济仍受政府高度管制，长久以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比起投入风险大的制造业等产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进行一些赚快钱的投机活动，如房地产行业或与国企合资获取收益。民营经济因此没有获得显著发展，也没能培育出可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产业，更无法吸纳快速增长的年轻劳动力。在布迈丁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开始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除了国有和政府部门之外极度缺乏可以吸纳他们的产业，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社会闲散人员，进入非正式经济领域谋生，不少人在日后选择了加入伊斯兰武装团体。作为对发育不完全的国有和民营经济的补充，非正式经济快速发展起来，消费品的黑市走私猖獗。据阿统计局估计，非正式经济曾一度占到阿国经济规模的一半以上。农业的发展依旧没能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阿尔及利亚的粮食进口依赖飙升至粮食总消费量的70%，在石油红利刺激下的进口需求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在本·杰迪德政府“为了一个更好生活”（“pour une vie meilleure”）的政治口号下，当局推出了旨在专门解决布迈丁时代消费品不足的“反贫困项目”（PAP），为进口消费提供大量补贴，此举旨在获得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支持。大型商场在阿尔及尔等市核心区域拔地而起，商店里从国外进口的奢侈品和廉价消费品一应俱全，民众的消费欲望一时间获得了释放。“反贫困项目”虽然拉动了整体消费并提升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但挥霍了大量的石油红利，使阿尔及利亚错过了继续投资工业项目发展自身工业体系的机遇，同时扩大了外债规模，更加深了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在经济领域依然高度管制的环境下加速自由化，结果是消费品的分配和经营仍然由与政府相关部门有裙带关系的企业所把持，这些裙带势力更通过掌握的进口资源为自身进行利益输送，由此带来的社会不满与日俱增。总体上，自由化改革后的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增长并不见起色，人均GDP反而从1970年代的8%左右的增长率下滑到了1982年的2%。

国家认同问题的回潮

本·杰迪德政府还放松了先前的社会控制，直接促成了反对群体如柏柏尔人文化运动和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出现，最终演变成撕裂社会的问题。柏柏尔人曾经是阿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重要力量，民阵领导人拉马丹和巴尔克萨姆都是卡比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但柏柏尔人在国家建构过程中一直被主体地位的阿拉伯民族边缘化，同时也面临伊斯兰主义群体的敌视。本·杰迪德政府的阿拉伯化政策更加剧了民族对立，导致柏柏尔人在民族国家内部获得承认的愿望愈发强烈。卡比尔山区的柏柏尔人为维护自身语言文化权利成立了柏柏尔人文化运动组织，他们于1980年在卡比尔地区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和罢工，抗议当地政府禁止一名当地作家就柏柏尔诗歌发表演讲。虽然随后被当局镇压，但此事件引发了被称为“柏柏尔人之春”的柏柏尔民族政治觉醒，演变成了影响整个北非地区的一股新兴政治风潮。

本·杰迪德政府还企图利用阿拉伯语群体对法语群体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优势地位的不满，在教育系统和政府部门实行阿拉伯语化，以制衡法语官僚势力并获取阿拉伯语群体的支持。阿拉伯语化政策助长了蠢蠢欲动的伊斯兰主义势力，他们在布迈丁时代就不满社会主义道路理念，认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主义应该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伊斯兰主义者借机对本·杰迪德政府提出了更大胆的诉求：他们要求实行全国范围的宗教教育、限制女性教育和禁酒，一些伊斯兰主义势力还主张实行伊斯兰教法。更为危险的是，对现实感到幻灭的民众开始倒向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政治伊斯兰主义俨然成为了新体制的一种可行选项。

虽然本·杰迪德政府严厉镇压了这两股势力，但政治上日趋活跃的柏柏尔人运动和伊斯兰主义势力已使当局疲于应付。尤其是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和地下化的伊斯兰主义势力中出现了准军事武装组织，它们模仿当年民阵的游击战术针对政府开展武装活动。迫于社会形势，当局对伊斯兰主义者作出了让步，其中包括1984年新修订的家庭民事法，它规定女性须由丈夫和父亲监护，女性没有家中男性同意不能独立外出工作，也不能嫁给非穆斯林和提出离婚。阿尔及利亚妇女对阿民族解放运动做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这部法律不仅是对阿妇女权益的否定，更是对官方宣扬的社会主义平等话语的一次重大打击。正如当时推行官方主导伊斯兰化的埃及，本·杰迪德政府投其所好的做法壮大了政治伊斯兰主义，使其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阿尔及利亚民众游行要求所有与前总统布特弗利卡密切相关的政府官员离任。

外部冲击下的动荡

感到威胁的本·杰迪德政府重新拾起了民阵这个象征性的官方组织，颁布新法律规定成为民阵的党员是加入任何民间组织和国企的前提，以此吸引更多民间势力入党，扩大民阵的政治代表根基和合法性。这种做法并没有取得显著影响，这是由于政府对社会本身的控制已较为薄弱，同时人们更倾向于依靠裙带关系、地方主义等非正式方式获取资源。本·杰迪德本人一如其前任变得愈发专权，依靠其小圈子的顾问进行决策，将政治局一再缩减，而党内关键职位仍然由几个军方成员把持。到1980年代中后期，专制又低能的阿政治体制相对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已明显无法适应骤变的社会经济环境，随时面临在重大政治经济危机前崩溃的风险。

支撑石油食利国家泡沫繁荣的国际油价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一路下跌，跌到了1986年10美元每桶的谷底，美元亦随之大幅贬值。这场油价下跌很快引发了中东国家的动荡，埃及在1986年爆发了抗议削减补贴的警察安全部队兵变。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由此进入负增长的萧条期，捉襟见肘的财政使本·杰迪德政府被迫收紧了进口，生活必需品变得紧缺。受“为了一个更好生活”的消费主义刺激起来的民众期望却没有同步降低，消费紧缩使普通民众尤其是在消费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受到了打击，而与官方有紧密裙带关系的势力和个人则通过倒卖消费品获取了巨额的财富。政府削减补贴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全面上涨，1980年代中期开始，阿全国各大城市出现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改善住房和供水条件并清除腐败。本·杰迪德政府在无法使用石油租利平息民怨的情况下，只有诉诸武力镇压，由此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阿政党政治被当局严格控制而公民社会发育滞后的情况下，民众无法通过制度内的政治参与表达诉求，这让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得以借机大规模笼络民心发展自身组织。正如埃及穆兄会所做的那样，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利用他们发达的组织网络为普通民众提供各种生活福利，并在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宣扬政治理念，让普通民众获得了充分表达不满的途径，让他们在被阶层、族群、文化撕裂的社会中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并且看到了“更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或者说是当时唯一的一种可能。在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和民间组织的活跃下，阿尔及利亚社会快速滑向冲突，民众的不满集中爆发，酿成了1988年十月份的全国性骚乱。

1988年骚乱后的本·杰迪德政府进行了一段短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图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秩序，但很快在军方及其裙带势力的阻扰下被迫终止。1989年，阿尔及利亚出台了新宪法允许自由组织党派，并且抹去了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性质的表述。这场仓促开展的政治改革带来了政治生态的“百花齐放”，新兴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新兴政党的影响力往往不是来自于领导人个人就是他们的地方势力、家族宗派势力以及民族势力关系网，而不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因此无法成为全国性的政党与民阵竞争。

被压制已久的伊斯兰主义迎来了机遇，具有强大政治号召力和群众基础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IS）脱颖而出成为了最有竞争力的反对党。伊阵声称“战争时期伊斯兰的、圣洁的民阵已经变成了和平时期腐朽的民阵，而伊斯兰拯救阵线才是当年真正民阵的继承者”。伊阵直指执政党民阵长期以来背离群众的寡头统治，并用革命叙事神话来塑造自身的合法性。伊阵主张减税降费、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自由主义政策，同时支持政府改革派未能完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反对国有公共部门在产业和商业领域的垄断地位，主张尽可能限制国有企业的特权，并终结军方及官僚的寻租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伊阵在组织上具有对军方的独立性，一旦上台几乎必将会结束军方幕后听政的体制。这些因素导致了在1991年首次多党派大选中领先的伊阵被军方取缔的结局。

1992年，企图挽回局势的军方直接武装政变推翻了本·杰迪德政府，用一个五人委员会取代了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并在全国施行戒严，大规模抓捕伊阵成员。被军方推举出来主持大局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领袖和老革命穆罕穆德·布迪亚夫（Mohamad Boudiaf）可能是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内战的领导人，他不仅打击伊斯兰武装，也坚持肃清军方腐败，结果于同年遭暗杀。布迪亚夫之死的幕后黑手众说纷纭，他的死直接使阿尔及利亚陷入了混乱的内战。布迪亚夫代表的政治改革希望影响深远，在如今的阿尔及利亚依然是一名受众人缅怀的政治人物。

在1992年至2002年的“黑暗十年”中，有超过十万阿尔及利亚人死亡，期间阿国更换了四任总统和八任总理。在这场军方、伊斯兰主义势力和民兵多方参与的混战中，国家彻底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阿尔及利亚国家建构的缺陷、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网络更加剧了这场灾难。此外，由于整个90年代的国际油价都维持在低位，军政府为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进行了自由化和去管制改革，结果让原本庞大的非正式经济更为猖獗，获取外汇也更为容易，为武装团体提供了物资和资金基础。在内战全盛时期共有五六支各自为战的伊斯兰武装力量，在军政府分化瓦解的打击下变成了更多失去政治目标的土匪型武装，它们不仅打家劫舍且同样腐败，因此逐渐失去了民心。军政府为了削弱武装组织的根基，运用当年法军对待革命武装的反叛乱战术，一方面收买笼络相关武装组织成员，另一方面威胁恐吓民众，其中不乏牵连平民的惨案。到二十一世纪初，国际油价又进入了上升周期，同时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响使阿尔及利亚得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将这场内战塑造成国际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同时，阿石油产业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在阿国内高度戒备的油田上开采石油，获取了丰厚的收益，加强了这些国家对维持稳定的要求。

旧体制的重建和挑战

这场灾难的赢家是军方，它在1999年推举了长居国外的布特弗利卡组成官方政党联盟参加总统大选获取权力，延续了自身的听政体制。布特弗利卡作为乌季达集团的一员是资深的老革命代表，在民间具有较高的声望，他也有能力统合不同派系的老革命政治势力，与军方一同重建旧体制。布特弗利卡上任后开启了国家和解对话，对部分武装势力人员进行大赦，对内战军人予以补贴，并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试图重塑革命历史权威，缓和了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数年后的“阿拉伯之春”中，曾经历过阿拉伯世界最为惨烈政治动荡的阿尔及利亚保持了稳定，正是由于民众仍然对那场失败的民主化变革心有余悸，而彼时丰厚的石油租利带来的补贴也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

在布特弗利卡时代有限自由的听政体制下，一些伊斯兰主义政党重新组织了起来，他们主张非暴力和议会政治，反对伊斯兰武装的行为，成为了“忠诚的反对派”。柏柏尔人参政意识也进一步觉醒，在当局一直以来试图歪曲柏柏尔人的诉求进而削弱其影响力的情况下，他们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等社会正义主张，取得了全国性影响。此外，世俗派反对党也支持柏柏尔人的诉求，与柏柏尔人党派共同积极参与阿国竞选和议会政治，对弥合阿国撕裂社会的体系发挥了一定作用。

经过数十年的自由化改革，阿国经济结构80%以上依然由油气出口和小型服务业组成，油气占到财政收入的75%。民营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有超过90%以上的工业活动来自于家族开办的中小企业，并出现了一些具有实力的大型民企。然而，通过石油出口获取外汇再进行进口消费品的模式已经形成路径依赖，食利国家体制下的石油红利被用于再分配而不是更有效地投入到工业化项目中，从根本上阻碍了阿国的工业化进程。阿国不理想的营商环境也给企业发展增加了额外成本，企业往往只有和政府建立较强裙带关系才能发展壮大。此外，布特弗利卡时代依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依靠政府补贴生活，贫困率一度高达40%，而人口的快速增长也造成了严峻的就业和粮食等消费品供应压力。

正如有学者所言，布特弗利卡时代的阿尔及利亚政权事实上是一个由总统布特弗利卡的家族成员、军方高层领导人、政治人士以及“毫无仁慈可言”的企业家组成的“黑匣子”，这些人共同构建了这个“同一中心、利益交织”的统治圈。此次布特弗利卡的弟弟萨义德·布特弗利卡（Said Bouteflika）亦被逮捕，他被认为曾替布特弗利卡掌握政府实权，是该统治圈第一层的人物。第二层是支持布特弗利卡的军方派系与民阵官僚集团派系势力，此次就有两名被认为是布特弗利卡军方盟友的情报官员被逮捕，而一些包括阿前总理在内的政府人士也已被调查。第三层是围绕在布特弗利卡派系周围的侍从企业家，包括早先被控经济犯罪的哈里法和如今被捕的里布拉布等人。

已然倒台的布特弗利卡派系仅仅是旧体制的一张面孔，而它仍然有改头换面的能力。曾经是布特弗利卡盟友的军方代表加伊德·萨拉赫(Gaid Salah)将军公开表示“军民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伙伴”，他代表军方支持民众推动总统下台。通过彻底抛弃布特弗利卡派系，军方巩固了自身在民众中的合法性，并再次着手重塑旧体制，正如它在历史上多次所做的。类似的例子是在“阿拉伯之春”时宣扬“军民是兄弟”的埃及军队，但最后以流血镇压民众收场。接下去的局势走向部分取决于旧体制不同派系的政治均衡，但军方以及民阵缺乏可以扶持的总统人选参加下次大选，新人选很可能无法服众，进而恶化局势。

来自民众的压力与日俱增，这可能会刺激军方中的激进派，令军方改变操控策略走向打压，埃及“阿拉伯之春”的一幕有可能重演。民众虽还未直接反对军方，但将矛头对准了过渡总统本·沙勒赫（Ben Salah）、总理努尔丁·贝多伊（Noureddine Bedoui） 和宪法委员会主席塔伊布·贝莱兹（Tayeb Belaiz，已辞职）。这三人被戏称为“三B执政集团”，影射的正是独立战争时期的“三人执政集团”这个军事寡头团体。无独有偶，前总统布迪亚夫的儿子也加入了此次游行，他的家人发表声明反对军方干政，声称“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军方的军营”。经过“阿拉伯之春”的前车之鉴，阿尔及利亚民众变得更为理性，尤其是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也变得更为世俗化，不再将希望寄托于伊斯兰主义，这让这代人具备了成熟公民社会的特质，也是阿尔及利亚能够实现稳步变革的少数积极因素。

长期以来，阿国建立在革命叙事神话上的政治体制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协调内部精英斗争，军队干政更削弱了内部精英通过正式政治体制分配权力的能力，导致阿国政治缺乏稳定性。同时，优先发展石油和重工业的政策选择固化了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并造就了易受外部宏观环境冲击的食利国家体制。领导人偏颇的政策选择强化了这种食利体制，使租利分配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而是形成了一种制度赤字，与庇护-侍从关系下的社会经济不公一起动摇了政府的合法性。对于阿国民众，官方的革命叙事神话和经济社会情况之间的差距为寻求变革的政治动员提供了基础。如今阿国又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元老布特弗利卡做出了自己的历史选择，而军方和民阵的选择将更为重要。阿尔及利亚应抓住机遇，落实阿国家宪法中规定的还政于民、军政分离，下决心改变发展的制度性桎梏，促进本土工业发展和经济多元化，完成政治经济体系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