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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 彭小莲：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2019-06-19 14:4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6月19日上午10时许，中国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彭小莲，1953年出生于湖南，成长于上海。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其主要作品包括《上海纪事》《美丽上海》《上海伦巴》《假装没感觉》《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她凭借电影《美丽上海》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她用影像与文字，以客观、坦诚的态度，回望过去的历史，记录下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沧桑岁月。

“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便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彭小莲，知名导演。作品有《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等。2001年完成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遗作《满山红柿》。2003-2009年完成纪录片《红日风暴》。另有《他们的岁月》《回家路上》《美丽上海》《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等文字作品。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文 | 李宗陶

春天，懒洋洋来了。

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锻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笃笃定定向这边走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自信在，终归是好看的。

年轻时，她是美的。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总招人回头。几十年后有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板笔直，一头白发，脸上有皱纹，却那样抢眼。“我都走过去了，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然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4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照片了。她细心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居然请经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生出几缕可疑的刘海，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然后，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来。

一个正宗上海女人。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吧：“原价120多(美金)，打折，24块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

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她那个嗓门，简直是咆哮。”不仅咆哮，还有国骂。一个导演，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有次给大学生做讲座，她一手拿瓶矿泉水，一手抱罐薯片，大讲如今大学怎样烂、怎样扩招收了许多钱，又对学生不负责任，导致现在的小孩子素质都差得要死——这些“小孩子”听着听着，使劲鼓掌。

彭小莲“吃相难看”，莫非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3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会跟男孩子打架。

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给她的另一份礼物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够了苦头。她最好的女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一样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而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纪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6年后，纪录片一问世，震惊了电影界。

图为小川绅介

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那是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小集体，却在现实面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确实有人会选择极度贫困。

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拿一份钱。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过的，放弃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世道已经让人难有真正的快乐了，那就尽量给自己找点乐子吧——这是彭小莲的逻辑。概括这世道，她斩钉截铁、言简意赅：“一泡污(沪语，屎)一样！”

写不出来和不记得了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有师生之谊。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成为新四军24军副政委、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3个月后，接到通知去收尸的女儿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

30年后，当彭小莲为父母写《他们的故事》而不得不复述这个场景时，她不断写着、改着，最终是用一片纸、不到200个字夹在书稿里交给出版社的：“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彭小莲与母亲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解放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独自拉扯5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江西插队9年，彭小莲显得既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留下来，她“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动都不动，因为白天干活太累。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彭小莲不属于被“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感召的那一群，而是被一刀切政策赶出上海的。那个小村子让上海知青开了眼：“晓得乡下穷，没想到这么个穷法！”因为潮湿，睡的木板床床脚常能长出小蘑菇。她得了关节炎。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常常瘸着腿走路。

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了下来，不必再下田干活。《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于是，这出戏煞是好看——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胀，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些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后来，她获得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关鸿说，插队时，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肖关鸿说，这样的情节符合她的性格。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9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我们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

淮海路还是那条淮海路，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幻内容。

在她小时候，那是一条优雅的阔马路，穿过一片法国梧桐就是母亲所在的上海市电影局，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主管单位。

12岁，这条马路突然变得像舞台一样，随便哪个角落都有小分队演出，有人在糊标语，有高音喇叭和苍蝇一样四处乱窜的少年。布店不卖布了，食品店也不卖吃的了，橱窗里全是领袖巨幅肖像，柜台里摆满领袖著作和印有他头像的徽章。

后来不对了，彭小莲常常看到污泥和小石块在空中“嗖嗖”地飞，有一天，它们准准地打在……打在母亲的太阳穴上。

15岁，母亲被关起来了，哥哥姐姐要么被抓，要么发配外地，彭小莲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马路上，昂首挺胸，说说笑笑。在有些人眼里，那就是女流氓了。25岁，当返城知青彭小莲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见树干或电线杆上贴着许多小条子：对调——某地调上海，或者调换房子。母亲执意要她扶着，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亲已经到原单位去过了，逢人便讲：“你知道吗？我女儿考上大学了！”

如今，在从前电影局的位置耸着两家国际品牌旗舰店，常卖限量版货品。三楼是一个club，京城出版人张立宪在此会友，看了看价目表说，“咱们来几盎司啤酒。”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橱窗里甩到一眼，一根围巾颜色真舒服。进去一看4000多，还有一只包么3万2。我朋友就讲，人，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回家吧，一张碟一本书，日子也能过充实的。”彭小莲说。

今天的淮海路是谁的？这种戆问题，她是懒得去想了。

不要说淮海路，就是家门前这条小马路，几十年里好像也没有停歇过。早些年红卫兵在这里冲进杀出、烧线装书、打老年人，火光映红了每家的窗帘。

图片来源网络

后来，一些门面房悄悄改头换面，改成店面了。再后来霓红灯装起来了，也是红艳艳的。

1990年代初，彭小莲刚从美国回来，她的英文在家门口新开的酒吧前派了用场。有个外国胖子搂着中国女孩占了整个人行道，彭小莲推着自行车过不去，用英语说“你让开”。正因语言不通谈不拢价钱的外国男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请求中介，彭小莲要求支付翻译费，胖子说“No”。

“No w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Fuck you!”彭小莲推开胖子，从“中外交流”中间走过去了。

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另一桩烦心事是深夜云集的出租司机神出鬼没的方便。假如院门没有关紧，彭小莲很有可能踩着一坨大便，一脚高一脚低地爬楼梯。

“啊哟，踩到黄金啦，恭喜发财。”邻居，是派这种用场的。

这些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换一副样貌，但好像都长不了。凝聚很难，离散，倒像是一夜间就能完成。彭小莲呷一口咖啡：“与时俱进是个好东西吗？切！”

1991年，彭小莲跑到东京，为她的论文、纪录片《我的日本梦》收集素材。她想解决的疑问也摊给了小川绅介：在父辈的年代，日本人用枪炮都没有占领中国的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为什么现在，他们全得到了？

她第一个访问的，是从少女时代一起走过来的闺中密友阿橘，当时正跟丈夫住在东京6平米的出租房里，靠打3份工维持上学，功课是半夜里一边打瞌睡一边做的。阿橘后来考取东京大学研究院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她鞠了一躬。

阿橘听了她的爱国主义主题怒不可遏：“你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来给日本留学生做结论？你在美国拿着奖学金，你打过工吗？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生活吗？你有什么资格说风凉话？还要写篇深刻的论文，你给我省省吧！”

双方嗓门越来越大，最后都变成咆哮：“我操你妈！”

她们的友谊，好比潮水和沙滩，是在不断的冲击和拍打中加深的，但还是有措手不及的时刻。

她又访问了一个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他是“文革”时出生的，但不知刘少奇是谁。19岁到了日本，发现这一行钱来得快，又“不吃亏”，所以停不下来。不过5年光景，一个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轻人，聊到最后只是反复说着：“没意思，一点意思没有。”

在东京的大太阳底下骑着自行车采访，彭小莲像在沙漠中穿行。她常常在访问中失掉了主题，为闯入陌生人的命运而尴尬，要么，傻傻地跟着被访者一起哭泣。她常常觉得，时代慌乱得，令整个胸腔都挂不住那颗心。

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小川。小川说：“孩子给社会毁了。”

沉默很久小川问她：“毛泽东还是给了年轻人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你说对吗？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呢？为什么不把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

“我们什么都没有，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我们用什么来判断哪些是有价值的？”她说。

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有生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无极》很烂么？但你要相信，陈凯歌开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电视，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陈凯歌与陈红)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熟悉的朋友在她前面加上定语“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她一定会说：“辛酸辛酸，活在别人身上了。做了那么多年导演，还要去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是很难，好剧本难找，投资难拉，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前后耗时两年，最后黄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都不怎么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有调地念出来的，而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在《美丽上海》里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的观众能够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她的摄影搭档，就是在美国时的同学、台湾人林良忠(前不久经顾长卫推荐，为蒋雯丽导演的《我们天上见》掌镜)，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掺杂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的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直奔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做电影人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语言，是跟农民泡在一起6年才可能有的；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身体力行告诉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采访26个在世“胡风分子”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导演，并点出她身上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当时彭小莲正筹备拍摄巴金的后半生(后因种种原因停机)。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的未竞作《满山红杮》。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

《满山红杮》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作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给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8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借着这种能力和心底里痛彻的情感，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纪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1986年，已经当上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听母亲完整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6年。”资金有限，她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26个在世“胡风分子”，10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日报》上400多篇与批判胡风分子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关押过“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全都采录实景。

拍摄过程中，王戎、梅志、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绿原，一个一个去世了。

纪录片《红日风暴》截图

这份沉甸甸的资料，几乎是用父亲的生命和信誉换来的。年过八旬的“分子们”听说是彭柏山的女儿来拍，尤其看过《他们的岁月》之后，二话不说接受采访。

诗人孙钿的妻子胡丽娟操一口宁波话，慢吞吞讲出，为了带大7个孩子，她不得不三天两头去卖血。一次走得太急满脸通红，医生怕她身体出问题留她躺下观察后再定；大冬天里，她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小布衫，好让自己快点冷下来面孔不再发红，好马上去抽血，好买米买煤……两滴浑浊老泪慢慢积聚在老人眼里。拍摄者给了彭小莲一个微小的镜头：她的两只手握着胡丽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摩挲着老人的手背。镜头不能给得再多了——完成这个采访走出孙家，彭小莲整个面孔哭肿了。

作家王戎是接着氧气瓶出现在镜头前的。他讲着平反后25年的工资没处去要，“头发都白了，也没办法说理去。”讲到后来，没有言语声，只有老人生气了，从唇间“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摄像机没有停下来，一个漫长的长镜头。两个月后，王戎去世了。

也有个别思前想后不愿面对往事的。当牛汉拨通电话说服舒芜接受访问，舒先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看没有必要，因为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声都是彭小莲自己听的。她一遍遍听这些老者的诉说，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郁了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慢慢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但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还是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节选自《那些说不出的慌张》（三辉图书 | 商务印书馆 201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