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罗索鲁的《火车大巴扎》，一窥浓缩的当代印度社会

喜喜

正在漫无目的的刷着手机，我突然被一篇著名外媒的文章吸引了目光。该文章以对谈的形式采访了旅行文学作家保罗-索鲁，在文末还不吝赞美之词，称其为现代旅行文学教父。而我的朋友尼佬则是这么评价该“教父”的：保罗·索鲁是真正的旅行作者，几乎两年一本游记，是真的游记，是那种一串串的，流动的，相隔而又互相联系的碎片组成的游记。

保罗·索鲁，美国人，1941年出生，大学毕业后投身旅行工作，先在非洲马拉维的丛林学校担任和平团教师一职，又在乌干达大学担任讲师。1968年，他前往新加坡大学任教于英文系。期间，他将自己写的短篇故事及为报章杂志撰写的文章结集成册，并写下了数篇小说。1970年代早期，索鲁与家人移居英格兰，随后迁往伦敦，居住多年。这段时期，他写了几部评价甚高的小说及多篇广受欢迎的游记类书籍。他的代表作有《老哥塔巴尼亚快车》、《火车大巴扎》《旅行上瘾者》《骑着铁公鸡》《暗星萨法里》等。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书正是鼎鼎有名的《火车大巴扎》，源于某购物网站的一个在线二手书店。虽然乘坐火车一直是我钟爱的旅行方式之一，但仅限于一些短旅旅行，且多集中在国内。而一个美国人跨越欧亚几个国家的旅行所闻，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马上下单购买，拿到后我就迫不及待的开始读了起来。

这本书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索鲁乘坐着火车，从伦敦出发，穿越欧洲，横贯亚洲，到达日本，再沿着伯利亚铁路线返回伦敦。这趟旅途历经七个月的时间，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书里描绘出的见闻栩栩如生，他通过和人的交流，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吸引人的故事。

“一本真正的好书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理论，也再一次得到验证。我从翻开起，就无法放下。纵观全书，不仅没有所谓的景点描述，也没有任何“干货”可供读者参考。也许在一些行业编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本琐碎的流水账，但是作家索鲁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他“流水账”般的情节就如一场流动的盛宴浮现在我的眼前，每个人都被演绎得有模有样。放下书后，我仍然无法走出那一个个故事，在脑海里回味着每个对话和细节。

印度永远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国家，也是一个永远有无数故事的地方，索鲁的这趟旅行自然也不例外。他用了六章来描述在印度的火车经历，虽然时隔近40年，但当我读到这一部分时候，回忆我在印度的旅行经历，仍有着强烈的共鸣。

令人不舒服的“外国游客优先权”

我印度之旅的第一站是首都新德里。在市区主要景点转了一圈之后，我便坐着摩的前往德里火车站购买前往阿格拉的火车票。还没到达火车站，我内心就十分忐忑，早就听其他驴友说过在印度搭乘火车劳心劳力：在车站购票和打架有一拼，车站扒手很多，火车经常变换进站的站台，印度人民从不对号入座……

到达车站后，我发现这里要比我预想的要大很多，同时也更加无序和混乱。在售票大厅，我迷茫地跟着人海在售票窗口前移动着，好不容易快排到我时，却发现有人插队，我相当反感在公共场合不遵守规则的行为，当即向前一步大声呵斥这名印度大叔的不文明行为，只见大叔边左右摇晃着脑袋边说着“Acha、Acha”。

虽然才来印度几天，但这句话我却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人们日常的口头用语，意为“好的”，且还表示听到了并赞同。我以为大叔知错就改要去队尾排队，结果他仍旧呆在原地，扭过头继续对着窗内喊着什么。其他印度人早就见怪不怪，我也只好翻了个白眼退回到队伍中。

好不容易轮到了我，我赶紧递进去填好的包含姓名、目的地、车次、护照号等信息的表格，却被工作人员扔了出来，随后他用浓重的印度口音告诉我：“上楼、右转，外国人办公室。”

我拿着表格，迷茫地上了二层，终于在走廊尽头找到了名为“新德里火车站外国人订票办公室”的房间，推门进去后，发现比起售票大厅的混乱，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室内安静极了，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背包客分散在各个角落填写着表格，遇到困难，还会有志愿者来帮忙答疑，而工作人员也在高效工作着，如果遇到车票售完或者无座的情况，他们还会耐心查询系统，并为游客提供第二套方案。

在《火车大巴扎》里，索鲁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不过在四十年前，没有什么“外国人订票处”一说，他全靠本地人的“帮助”才顺利买到了车票。索鲁自己去排队买票，却被告知需要等待，能买到票的几率嘛，大概为98%。但是距离发车时间仅有两个小时的时候，仍旧没有任何消息。这时，一名热心的本地人告诉他，印度火车会给一些重要的宾客和高级官员留出一些包厢，以防他们临时出行。但是索鲁却诚实地告诉他，他既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来自西方的贵宾。这名本地人却拉着他和一名工作人员说道：“这位是来自美国的著名作家，却对我们的火车系统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希望能帮助他顺利拿到车票，改变他的看法”。这名工作人员接过索鲁的护照，大笔一挥，两分钟后，他不仅顺利拿到了车票，还被分配了一间豪华包厢。

而我也在半个小时后，买到了前往阿格拉的车票，从二楼办公室走下来，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没想到四十年后，这条不成文的规则依旧存在：如果你是一名外国游客，你就享有天然优先权。

火车晚点是观察印度的好机会

夜里11点，我仍旧堵在前往阿格拉火车站的路上，心急如焚。

阿格拉是我印度之行的第二站，参观完大名鼎鼎的泰姬陵，我要赶11点半的夜车前往下一站：以性爱神庙著称的克久拉霍。可惜出发前我低估了印度人民痴迷夜生活的程度，认为这个时间街上早就该一片寂寞。

11点20分，我终于到达了车站，好在车站规模不大，付了车钱后，我就迅速跳下摩的，背着大包向车站大门狂奔而去。

左脚刚刚迈进候车厅，右脚就差点被一个睡在角落里的人绊一个跟头。等我进入大厅才发现，地上早已密密麻麻的睡满了人，且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标配——羊毛毯打底，羊毛被蒙头，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呼吸匀称睡得正酣。那一刻，我领悟到了随遇而安的至高境界。

被困意感染的我也开始哈欠连连，分外期待火车的到来，我也能躺下睡个好觉，结果却被广播告知，火车将晚点一小时到达。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烦躁，但是也别无他法，只好掏出手机随意翻着朋友圈打发时间。一个小时之后，广播又响了起来，内容却和之前一样：火车将晚点一小时到达。我更加烦躁，开始漫无目的的在站台上溜达着，和还没睡着的本地人闲聊打发时间。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广播仍旧在重复之前的内容，这时我明白了，工作人员也不知道火车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进站，只好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往后推迟。绝望之际，我用光了手机最后一丝电量，拦下售卖玛萨拉甜茶的伙计，试图通过摄入一些咖啡因来达到提神醒脑的目的。

又捱过了三个小时，我终于听到了那声令人激动的汽笛声，这预示着火车终于进站了，我和身边的荷兰夫妇激动得击掌庆祝——在这场不靠谱的印度火车旅行中，我终于用耐心和毅力赢得了一分。

而索鲁自然也遇到了火车晚点的情况。他在包厢中被工作人员告知火车的引擎坏了，需要等待工作人员送来一个新引擎，重新安装后才能继续出发。

作为一名作家，他并没有加入其他人的“要是有政府官员在车上，引擎马上就能送到”之类的抱怨上，而是开始随意溜达，观察起车站的细节。把印度火车站称为“缩小版的印度社会”也并不为过，因为在这里能很好得反映出种姓、性别和阶级之分，那些挂着不同牌子的房间就是最好的诠释：二等车厢女性休息室、三等车厢入口、一等车厢厕所、蓄须者入口、素食餐厅、非素食餐厅、退休人员休息室……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在印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也默默接受着命运与生俱来的安排，没有人抗争，也没有人异议。

在火车站边上，索鲁看到人们用木头和塑料布搭建起的贫民窟。人们就大咧咧的蹲在铁轨边上方便，他们不仅不在乎火车上一些外国乘客惊讶的目光，还会边方便边和他们微笑挥手致意。

四十年后的印度，在著名的旅游城市铁道周围已经鲜见这样的贫民窟了，但是我却发现，在印度，人可以和所有动物高度共生。比如，不知道为什么铁轨边会有一只孔雀，走着走着就开屏了。比如，站台上突然就出现了一头神牛，甩甩尾巴，留下一坨热乎乎的粪便后神情自若地离去。就连马克·吐温也有同样的感受：印度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但人的生命不包括在内。

当然，除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旅途故事外，索鲁的这本书也和他的其他书籍一样，字里行间满是尖酸和刻薄，他就是这样，永远都在以冷眼看世界，那些被杂志和旅行书籍美化了的旅行故事，不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

他甚至不惧写出实情，丑化自己的形象：在包厢中刚刚掏出装有金酒的酒壶，就被印度人抗议：“烈酒不被允许出现在印度的火车上。”而索鲁则反唇相讥：“我还以为印度人都相信神灵呢。”（spirits同有烈酒和神灵的意思）一会儿，他又掏出烟斗来抽，印度人又抗议道：“上次一个英国人在包厢抽烟，我都吐了。”索鲁又“反击”道：“我可不是英国人！”

他也有柔软的一面。在南印一个小站的月台上，一名行乞的残疾女孩在雨中艰难而缓慢地朝着车厢挪了过来，索鲁在书中描写道，她残破的躯体上有张灿若明霞的脸，在雨中微微冒着热气。他赶忙把手伸进口袋，搜寻着现金，这时火车突然开了，他只好朝着铁轨扔出一把卢比……

在书的结尾处，索鲁突然煽情起来：“我已经走过欧亚，在半个地球上画出了一道长长的抛物线。纵然万水千山踏遍，开阔了眼界也开启了心灵，但它依然只是行者的归家之旅。”

纵然是职业旅行家，也会在旅途终结的时候归心似箭，只想回去做一名普通的丈夫和父亲：人只要一离开某个地方，心里就已经开始宽恕它了。

忠实读者如我，也已经在合上书的那一刻，开始怀念起他的旅行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