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茗：我是如何为赵凤昌立传的

王汎森曾指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太过注意浮沉于全国性舞台的人物或事件，或是想尽办法爬梳庶民的心态，但比较忽略了‘中层’的思想文化史”。此言用于中国近代人物研究领域也非常合适。长期以来，该领域主要以研究高层、上层人物为主，近年来盛行“眼睛向下”，底层人物较受关注，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人物相对被忽视。其实中层人物有时能做到高层、上层人物做不到的事，发挥他们发挥不了的作用，赵凤昌就具有这样的本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层人物。

赵凤昌

从构思到写作

因为我曾做其私人档案《赵凤昌藏札》的研究，所以打算写一本有关他的专题著作。巧的是，常州市辛亥革命研究课题组策划出版《赵凤昌评传》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吕健先生知道我在研究《赵凤昌藏札》，就推荐我来写。

大概是2015年暑假，我接受赵凤昌评传写作任务。2016年初，根据课题组的要求，我拟出写作提纲。考虑到是通俗读物，提纲第一部分是《楔子》，从曾是民国元勋的赵凤昌去世时的冷清说起，引出全书内容，其下共分八章，分别是第一章《变局·制度·地域》、第二章《早年身世与幕僚生涯》、第三章《影响东南大局》、第四章《呱呱民国，于兹诞生》、第五章《为民初政争作调人》、第六章《编织私谊网络》、第七章《晚清历史记忆与书写》、第八章《婚姻与家庭》，最后是附录《赵凤昌简谱》。

这个提纲得到了课题组的高度认可，他们委托出版方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我签订出版合同，要求2017年初交稿。我以为自己对赵凤昌有一定了解，也掌握了些资料，该书又是通俗性质，应该能够如期完成，便签下了合同。但真正动笔写作，才发现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首先，人物研究不同于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有选择性，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可回避，而人物研究牵涉面广，有些内容无法绕过，必须面对。其次，人物研究需要对人物的一生有全面了解，并尽可能多地积累相关资料。第三，人物研究要有前期研究作基础，同时熟悉前人研究成果。对于这些，我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因而未能如期交稿，一拖再拖，直至2018年下半年才最终完稿。

这期间，我在搜集赵凤昌材料时，发现他没有留下日记及文集，更无自述传世，有关他身世和经历的最早记载来自他的身边人，如20世纪50年代，刘厚生著有《张謇传记》一书，其中多处提及赵凤昌；60年代，赵尊岳撰《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一文，主要叙述辛亥革命时期赵凤昌的作为和表现等。前者是赵凤昌的朋友，后者系其儿子，因此他们的著述被视为信史，广泛征引，而实际他们所写均为回忆性质，有的禁不起推敲，有的夸大其词，有的是事后之明，却以讹传讹，流传甚广，很有必要进行考辩，予以纠正。此外，赵凤昌收藏的私人档案《赵凤昌藏札》是研究赵凤昌的基本资料，以往研究用得较少，可算是新史料，但多为未经整理手稿，不仅字不好认，而且牵涉的时间、事件、人物在外人看来如云山雾罩，不易搞清，也需要作番梳理考订。所以，我决定改通俗的写法为学术的方法来写赵凤昌评传。所谓学术的方法，用杨奎松的话来说，“就是必须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和坚持学术对话”，“在写作中切实从研究出发”。

基于此，我决定从基础工作做起，编写“赵凤昌年谱”。如前所述，赵凤昌本身的生平资料极少，只能通过广泛查阅档案、报刊资料，以及大量阅读相关人物文集、笔记、日记、年谱、书信、回忆录等，从中寻觅赵凤昌的行踪，捡拾碎散的赵凤昌文献资料。长期以来，赵凤昌研究难以深入，重复研究较多，整体研究不足，往往都归因于资料缺乏。其实赵凤昌的资料不是没有，而是散见各处，不易发现、收集。经过一番“动手动脚找东西”，我发掘了许多有价值资料，有些还作了必要的考订，初步勾勒了赵凤昌一生的轮廓。

有此研究积累作基础，对我写作赵凤昌评传帮助很大：首先，树立自信心，不盲从他人说法，包括被视为一手资料的赵凤昌亲朋好友的说法。如前述最早介绍赵凤昌早年身世的是其朋友刘厚生，随后赵凤昌儿子赵尊岳、孙女赵文漪也偶有披露。尤其作为赵凤昌直系亲属，赵尊岳父女所论略微详细、具体些，被很多人奉为至宝，深信不疑，可与赵凤昌家谱一比对，则露出马脚，颇有不相符之处。因为赵凤昌家谱是他亲自参与编纂的，收有他所写的双亲及兄弟回忆文章，其中偶有提及其早年生活，虽一鳞半爪，也弥足珍贵，可惜赵尊岳父女没有看到，所述遂与事实有出入。而与赵氏父女有亲戚关系的钱听涛、杨小佛在写赵凤昌的文章中沿用了他们的说法，还有误解的地方，又扩大了不实成分。其中杨小佛是赵凤昌外孙，与赵凤昌生活过一段时间，更引人关注，有多人通过采访他以了解赵凤昌生平，但从发表的访谈文章看，内容与杨小佛所写大同小异，失实的地方有过之无不及。名人后代多数不是历史从业者，缺少求真求实的意识，所以对他们谈论的家史应该慎重，不可盲目相信。

其次，更便于了解已有研究成果，并经综合比较，对之进行修正、补充，形成自己看法。如无论是清人笔记还是后人研究都有说到赵凤昌曾任张之洞幕府总文案之事，但根据清代官方档案记载，尽管他是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深受器重，却只担任文巡捕兼“办理督署笔墨事件”而已，并无总文案头衔。此外，针对学者指出赵凤昌策划东南互保是叛逆之举及其有关东南互保的回忆“意在自我表彰”、并不可靠等说法，我不敢苟同，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在庚子年间，赵凤昌凭自己的判断和能力、身份与地位，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官绅做了一件既保护自身安全，也有利于国家更有利于清朝的事，可以说是公私兼顾，一举两得，不必以忠奸之辨去衡量。而他关于东南互保的回忆录有回忆录所存在记忆不准确等共性问题，却无有些回忆录突出自己、贬低别人甚至有意作伪的弊病，其内容基本属实，较为可信。还有学者批评立宪派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是恭维他，“不免流于皮相之谈”，我通过查阅当时报刊及知情人的文集、日记等，发现大家众口一词评价他“翊赞共和，厥功甚伟”，因此提出自己的观点：“民国产婆”的外号虽是赵凤昌友人戏赠，但恰如其分，实至名归。

第三，在与已有研究保持对话的过程中，发现其问题和不足主要有这么几方面：一是挖掘史料不够，致使赵凤昌研究创新性、学术性较弱，未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二是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赵凤昌与东南互保和辛亥革命部分，尤以辛亥革命时期为多，其他方面相对较少，或付诸阙如，颇有重复研究之嫌；三是缺乏全面系统研究，不仅难以对赵凤昌作整体客观评价，而且也无法获知他为何能从一个普通幕僚华丽转身为上海城市精英，从而东南凡有大事总能见到其身影。有鉴于此，我将赵凤昌放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力图以长时段的理论来关照其一生，通过全面论述其生平及其事迹，呈现其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其中，赵凤昌的游幕生涯、甲午机遇、晚年生活以及晚清记忆与历史书写等，发前人所未发，较具特色。

赵凤昌手迹

修改定稿

由于过了合同规定交稿的时间，我所写赵凤昌评传尚进展不大，常州市辛亥革命研究课题组很是着急，从2017年起不时催稿。这让我压力很大，每次催稿之后，我都十分焦虑和愧疚。2018年2月1日我将初稿发给课题组。但因为自己出手慢，而时间紧迫，初稿并没有按照提纲来写，全书框架是这样的：除第一部分《引子》外，其他六章分别是：第一章《赵凤昌生活的时代》、第二章《早年身世与幕僚生涯》、第三章《影响东南大局》、第四章《共和建国佐群贤》、第五章《从在场到退场》、第六章《历史记忆与书写》。与提纲相比，少了《编织私谊网络》《婚姻与家庭》两章。

缺这两章主要是自己能力有限，加上材料不足等缘故。因为赵凤昌的私谊网络庞大，牵涉的人物甚众，有的材料少，不好写；即使材料多的，也要花时间去看，从中梳理与赵凤昌往来情况。而有关赵凤昌婚姻、家庭的资料更为缺乏，他娶有一妻一妾，仅妻子洪元珍有赵凤昌所写《原配洪夫人墓碑》收入其家谱中，但非常简略，全文200字出头，连她何时嫁给赵凤昌都没有交代；小妾周南则更夸张，只在赵氏家谱赵凤昌名下有一行字的介绍：“江西南昌县周汉臣女，生于同治七年戊辰三月。”所以没办法写。

然而，课题组却认真审阅我的书稿，提出一定让我补写上述让我有畏难情绪的两章内容。我抓紧改写书稿。大体分两步走，先是修改已有章节，如第五章中赵凤昌晚年生活和第六章《历史记忆与书写》。因为对于《赵凤昌藏札》我没能全部整理释读一遍，不敢妄作分析评论，只能做些简单介绍，无法列为专章，遂合并在第六章，标题也改成《收藏历史与历史书写》。在修改第一章时，考虑到人物传记应以时间为序，从人物的幼年写到成年，所以第一章先从赵凤昌早年生活写起，但其早年生活资料很少，遂将其家乡家世和婚姻家庭都放在这一章写，为此原来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也分别做了调整，将原第二章的调至现在的第一章，原第一章的挪到现在的第二章。对于第一章，这次修改的最大亮点是赵凤昌的婚姻家庭一节。前面讲过，有关其婚姻的资料缺乏，无从着手。幸运的是我看到了新出版的《杨小佛口述历史》一书，其中谈到赵凤昌曾为其妾周南编了一本纪念册，名为《周南遗爱》，现已捐给国家图书馆。我获知这个信息后，想方设法找来《周南遗爱》研读，尽管这本小册子离我的预期有些距离，但我还是尽量充分利用，以实例证明赵凤昌对其妾周南之爱超过发妻洪元珍。正因为此，他称周南为继配夫人。继配指原配死后续娶的妻子，周南并非如此，可见赵凤昌这么称呼是有意提高她的地位。

在完成上述修改后，我写最后一章《人际网络》。我认为赵凤昌之所以能从一个读书不多的普通幕僚咸鱼翻身，一跃而为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是有贵人相助和提携的。他的贵人就是两个幕主姚觐元和张之洞，因此首先写他与这两个幕主之间的互动，改变了其命运，奠定其人生转机的基础。由于赵凤昌后受革职回籍严惩，不仅断送了由幕而官之路，也不得不离开幕府另谋出路，这时的他再也不能事事、处处得到幕主的照拂和佑护，必须另找靠山或能够帮助他的人，这就是其次要写的“实权人物”。从移居上海开始，赵凤昌就利用张之洞幕僚的身份，积极结交江浙地区有身份地位和潜在影响力的人物，如端方、盛宣怀、张謇、唐绍仪、熊希龄、樊棻、宋炜臣等，这些人官、绅、商皆有，一时难以细分，故笼统称为“实权人物”。再次，写赵凤昌的幕府同僚，赵凤昌为人仗义，乐于助人，对于幕府同僚更是如此，所以在张之洞幕府中，他虽然深受倚重，颇有权势，但并未遭到同僚忌妒，相反相处和睦，关系融洽。而且他离开张之洞幕府后，很多同僚还与他保持密切联系，为他提供内幕信息或社会资源，加深人们对他无所不能、长袖善舞的感受和印象，扩大了其影响力。从辛亥革命时期起至民国初年，面对南北纷争，赵凤昌能够折冲樽俎，充当调人，除了他本与北方的原清朝官僚有联系外，更重要的是他也结识很多南方革命党要人，因而最后写他同革命党人的渊源和交往，与赵凤昌来往、接触较多的革命党人主要有蔡元培、黄兴、汪精卫等。至于赵尊岳在《惜阴堂辛亥革命记》所称孙中山屡至惜阴堂向赵凤昌请教的细节，因无确凿的史实依据，暂不采信。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有血缘、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综上所述，我认为业缘也就是幕缘对赵凤昌的影响最大，可谓造就了其传奇的一生。

杨奎松曾在一篇论述如何研究民国人物研究的文章中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写历史人物的故事，但是，对于打算从事人物传记研究的专业的历史研究学者来说，坚持用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恐怕是一项最基本的专业性要求”。写好《赵凤昌评传》第七章后，我认为自己这本书稿是用学术标准来写的，所以把书首的《引子》改为《引论》，为原来所写的内容起了个标题，并补充赵凤昌研究回顾和写作思路两部分内容。如此修改后，再附上根据我所编“赵凤昌年谱”修改的“赵凤昌大事年表”，整部《赵凤昌评传》书稿大致告成。

8月17日，我将该书稿发给常州市辛亥革命研究课题组，比自己预计完成的时间提前约半个月。课题组又写来评审意见，并催促我赶紧写后记。于是我赶快修改书稿，并补写后记，于25日发给课题组。27日，课题组发来对我《引论》《后记》部分的删改，供我参考，并请我再重新组织一下。我马上又进行修改，课题组很满意，认为达到出版要求，可以交付出版社。这对我来说，如释重负，至少不再为拿不出书稿而焦虑难眠了。

李志茗著《赵凤昌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

体会与感悟

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我发现了一些新资料，又多次进行修改。如《引论》就改了两稿，而附录《赵凤昌大事年表》在补充资料的同时，作了大幅删改，字数比原来少了1万多字，显得更为紧凑凝练，名字也改为《赵凤昌年谱简编》。2019年5月，《赵凤昌评传》正式出版。从承接任务到最终问世，前后历经5年时间，我当然有很多体会和感受，但最重要的是有关赵凤昌及人物传记研究方面，大体如下：

首先，人物研究主要建立在该人物个人资料的基础上。诚如学者所言，“如果精英人物研究的史料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研究非精英人物的困难就更不必说了。非精英人物，包括那些可能属于精英阶层，但非公众性人物者，数量虽多，其单个人物可供研究的史料却极其有限”。赵凤昌就是属于精英阶层但非公众性人物者，个人资料非常有限，不仅他本身没有自传性质的文字传世，有关他的报道和记载也较少，而且尽管他喜欢收藏他人往来函电，但对自己的似不注意保存，如《赵凤昌藏札》中仅收录他致16个人的函电，而他交往的有二三百人之多，一定还有不少函电散处他人手里。目前，我只在部分名人的档案中找到一些，其他则茫无所获，因此，赵凤昌研究还在路上，如果有新史料发现，势必需要再研究，予以补充完善，甚至要推翻原来的观点、看法。以赵凤昌的婚姻为例，我曾根据《赵凤昌藏札》认为其光绪十一年的婚事是与原配的初婚，后看到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周南遗爱》，比对两方面材料，发现应是重婚，即纳周南为妾，遂改正之前的看法。

其次，正因为自己是在有限的资料上研究赵凤昌，所以对他的研究不可能很充分，也未必成熟，《赵凤昌评传》只能算做一个阶段性成果。书稿开门见山地说“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较为重要的人物，虽未当过高官，但作为官绅之间的联系人，他隐居幕后，过问国事，影响政局”，已经对他做出总体评价了，只是比较笼统，没有贴标签。因为一方面，如傅斯年所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我没有掌握赵凤昌的全部材料，觉得暂不足以遽下具体论断；另一方面，赵凤昌是个具有海派风格的人，为人处事灵活多变，务实机敏，在外人的眼里形象不一，身份多样，很难定性，有人冠以“民国诸葛”“精神领袖”“山中宰相”等称号，其实过于拔高。因为充其量他只是民间智囊，而实际的政治运作比较复杂，他的建言建策多数是落空了，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第三，近代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变，陈旭麓说：“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掌握这个变的时代。”因此要把人物放在时代中研究，看他是否能感知时代之变，握住时代脉搏，做出回应和选择。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是一种时务。张之洞曾奏称赵凤昌“通达时务，于电线事宜及外洋军火，最为考究精细”，可见在幕僚时期，赵凤昌就接触西学，从事洋务。后到上海定居，中外交流方便，他对西方文化有更多接触，思想日益活跃，主张改革政体，实行宪政。武昌起义爆发后，与东南互保时一样，他先是力图组织自救，保护上海的安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人心和舆论都倾向革命，他立即顺应潮流，支持革命，转向民主共和。他和张謇联合其他东南精英一方面组织临时国会，邀请全国各省派代表参加，用民主协商的方式讨论如何建立共和政权，另一方面则极力争取袁世凯，希望他促使清廷逊位，实现政权和平转移。最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南北统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赵凤昌的贡献有目共睹，众口交赞，被誉为“民国产婆”。据上，面对近代中国变局，赵凤昌总能看清大势，与时俱进，从容应对，抉择正确，因此，他不仅一步步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一个普通幕僚转型为上海城市精英，而且过问地方和国家事务，影响政局，跻身民国元勋行列，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

第四，人物研究要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研究者既要对人物“应具了解之同情”，力求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理解其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同时又不能陷入太深，被人物所感动，从而失去判断力，一味地歌功颂德。有一位学者说：“研究历史人物，要做他的恋人、仇人和路人。所谓恋人，就是要与其处于同一境界,思其所思,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谓仇人，就是要搜集一切不利于他的材料，揭示他最隐秘的心态。所谓路人，就是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摆脱自己的任何主观，作为一个路过这段历史的旁观者即见证人，把他的一切都供述出来。”我深表赞同，在研究赵凤昌时，就尽量既不溢美，也不掩过，本着客观严肃的态度，予以臧否，如他策划东南互保、民元以后调和南北，均给予肯定评价，而对他游幕期间被革职回籍，则认为有他自身的问题和原因。

第五，人是群居动物，生活要建立在与他人互动交往的基础上，所以“研究个人时不能从单个孤立的人出发,而应该从他所处的社会网络角度入手”。赵凤昌年方弱冠，就远离家乡前往武汉游幕，开始了陌生的城市社会生活。为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必须广泛交往，编织私谊网络。尤其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中，凭借张之洞的信任，他有意“与在省寅僚广为结纳”，极力经营自己的关系网。移居上海后，他更是想方设法扩大朋友圈、人际关系网。其社交手段有饭局、投资、提供情报或帮助等，主要交往的除张之洞及原幕府同僚外，还有端方、盛宣怀、张謇、唐绍仪、熊希龄、宋炜臣、郑孝胥、黄炎培、陈裕时等，涵盖官、绅、商、学、兵各阶层，甚至包括革命党人如黄兴、汪精卫等。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社会嵌入性越强，其摄取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便越强。赵凤昌有意识地构建庞大的社会网络，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不仅信息灵通，见多识广，擅长出谋划策，而且长袖善舞，办事能力很强，因而备受上海官绅尊崇，享有较高声望和权威，使得他能够在清末民国的东南社会扮演重要角色，长期发挥影响力。

当然，对专业学者来说，人物研究也要建立在学术标准之上，这前文已有详论，不赘述。总之，人物传记著作看似容易，想写好很难。《赵凤昌评传》虽然出版了，但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不尽人意处，有待我继续努力，以期进一步提高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