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债务经济学｜交易与债务：两大货币研究传统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受到基于交易的货币本质观和货币研究传统的耳濡目染，以至于被“现代货币理论”（MMT，可参见本专栏第一篇文章：《货币与债务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的“历史”与“现代”》，2019-05-17，澎湃商学院）这种基于债务的另类本质观和传统的“异端”货币理论“颠覆三观”。为了正视和思考MMT这股思潮，我们需要放开视野，了解思想史上有关货币本质及其理论纷繁复杂的研究传统。笔者“货币与债务经济学”专栏的第二篇文章，试图厘清和对比两大由来已久且针锋相对的货币研究传统。作为对货币理论总体思路和框架的扼要梳理和介绍，这两篇文章会显得比较抽象和枯燥。后续的文章，笔者将在这些理论背景之下向读者介绍具体而有趣的货币和债务思想，希望它会是一段“先苦后甜”的美好旅程。

一、货币本质观与货币研究传统

货币问题可谓是经济学当中最为艰深且最富争议性的研究课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货币本质截然不同的理解。

货币的本质是货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对“货币是什么”的一个基本界定。从历史上看，有关“货币”的真实起源已无从知晓。因此后人是根据自身对“货币是什么”的界定去辨识货币，去推断货币的产生和演进；而反过来，这种“杜撰”的历史又被动用起来为这套货币理论辩护。可见，货币本质观决定了对货币相关范畴的理解，包括货币的起源、演进、职能和作用以及货币经济的性质等，从而形成了相应的货币研究传统，这些传统在历史上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

在经济思想史上，大体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悠久货币研究传统。

一种是“基于交易”（barter-based）货币本质观的主流货币研究传统。这种主流交易传统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经门格尔（K. Menger）系统阐释（又被称为“门格尔主义”（Mengerian）），以“货币金属论”（Metallism）为典型理论。该传统在之后得到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杰文斯、米塞斯、阿尔钦、诺斯、萨缪尔森、清泷信宏和布鲁纳等）的支持以及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沿袭和发展，并被写入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成为深入人心的“常识”。

另一种是“基于债务”（debt-based）货币本质观的非主流货币研究传统。这种非主流债务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图，经克纳普（G.F. Knapp）和米歇尔-因内斯（A. Mitchell-Innes）系统阐释，以“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和“货币信用论”（Creditism）为典型理论。该传统更为各色边缘经济学家（如明斯基、凯恩斯、勒纳、古德哈特、雷、赫德森、加尔布雷思等）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非主流学派所继承和发扬，并得到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支持。

二、两大货币研究传统扼要对比

1.货币的本质

主流传统将货币视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的媒介，即人们普遍接受且都愿意拿来做交换的特定商品。该商品还充当着“一般等价物”（价值尺度），起着表现和实现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有许多不同的商品充当着这种交易媒介，如牛、贝壳和盐以及贵金属等。

非主流传统则坚称货币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债务。货币不可能在未同时创造一种债务的前提下被创造出来。作为一种债务，它以权力机构确立的记账货币表示，因而从本质上必然与某种权力机构相关联。并且，由于债务具有等级结构，作为特殊债务的货币同样具有质的差异。国家法定货币因“税收驱动货币”机制而处于债务金字塔的顶端，意味着社会的最终支付手段。

2.货币的职能

由于主流传统将货币的本质看作一种特定的交易媒介物，因此，“交易媒介”便自然而然地被界定为货币最根本的职能，作为货币的定义和存在的根据。而交易当中等价交换的要求，使得货币这个媒介也可用作价值的尺度。并且，作为一种商品，货币交易媒介的职能又可衍生出其价值贮藏手段的职能。

非主流传统因从债务角度来辨识货币，因而抽象的“记账单位”功能被视为货币的首要职能。成为信用论者研究货币的出发点。作为记账单位，（记账）货币首先得以量度债权和债务，然后作为支付手段，货币（物）能够清偿债务。交易媒介职能是伴随且依赖于最初的记账单位的职能而产生的，而价值贮藏则是以债务的形式来实现。

3.货币的作用

按照主流传统，货币的产生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演变和经济范围的扩大。但是，一旦货币出现之后，只要它运行正常，接下来货币变量的变化对基本物物交换的比率就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经济过程就会像在物物交换经济中那样运转。因此，货币被称为“外衣”或“面纱”，（至少在长期来看）是中性的。

而根据非主流传统，货币作为一种债务，体现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它不可能是中性的，相反，货币因素对于解释实际经济过程是重要的。在货币生产型经济中，货币不仅不是经济生活的面纱，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决定部分，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真实变量。货币债务数量（可得性及其获得成本）和质量（等级差异）均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4.货币的起源和演进

主流传统从交易职能出发基于交易来推断货币的起源和演进。货币起源于私人部门，其演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是私人部门为克服物物交换所固有的交易成本而自发产生的反应。这意味着，基于物物交换的市场先于货币出现，货币必须合乎逻辑地产生于市场，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出于效率和效用驱使，货币从最初的各种商品货币集中到贵金属货币（铸币），最后发展到发达的信用货币。

非主流传统从债权债务关系当中，从记账单位职能出发去寻求货币的起源。货币起源于公共部门，是公共部门的一种发明（或集体意向性），用于量度债务，并实现将资源转移到公共部门的目的。因而，货币的诞生早于市场的发展，货币性构成是市场交换与货币化生产的前提条件。历史上首先出现的是类似当今的信贷体系，很久之后才出现铸币，而以物易物只是人们在使用铸币和纸币过程中意外诞生的副产品。

5.货币的价值

主流传统在逻辑上从货币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推导出其交换价值。货币作为一种商品，本身具有不依赖其职能的交换价值，其价值由货币商品的内在价值（货币材料的价值）决定。商品（贵金属）货币时期，货币的价值由这些特定商品（贵金属）的交换价值决定。纸币出现之后，其价值依然由其可自由兑换的金属的价值决定。而在当代，“法定不兑现货币”的价值也应当由背后与其相对应的各种商品的价值决定。

非主流传统在逻辑上从货币这种债务的交换价值衍生出其交换价值。货币作为一种债务，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其价值也并非来自表面上看来的商品的内在价值，而是来源于外在所赋予的普遍接受性以及相应的购买力。作为一种国家的产物，货币的价值来源于国家强制征税的主权权力。在信用货币时代，无内在价值的纸张成为债务的载体，是承诺接受纸币缴纳税收和相对于税收总额纸币发行的限制，才使纸币拥有了价值。

6.政策含义

主流传统从商品交易的视角来看待货币，主张货币数量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商品货币体系才是理想的。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消除通胀压力，为此需借助一些政策规则对货币的增长率严加控制。在信用货币时代，应借助通货管理方案力图使现实的信用体系“如同”以商品为基础的体系一样运行。国际货币体系同样是一个建立在纯粹市场基础上的中性体系，基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可放弃货币主权，加入区域货币体系。

非主流传统反对货币数量论，进而反对僵化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提倡相机抉择的货币管理原则。理想的货币体系是信用货币体系，应该内生地满足贸易的需要，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管理更像是一门“艺术”，它需要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进行协调配合，从而通过权变行动确保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均有等级结构的非中性的制度体系，因而应当坚持本国的货币主权，以保证国民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7.方法论

主流传统采用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在他们的想象中，人类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其与生俱来的习性便是以物易物，在这种市场交换活动中，每个人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同时还增进了社会福利。货币的起源和演进便是这种市场逻辑的结果，遵循的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线性货币演进路径。

非主流传统采用的则是一种制度主义的方法论，遵循着社会建构与组织的行为逻辑，并坚持以国家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在他们的图景中，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债权债务关系的集合，在这种关系当中，人们之间因各种债务形式发生关联，并最终与权力机构（国家）联系在一起。货币的起源和演进便与这种国家逻辑息息相关，遵循的是一种并非从简单到复杂的非线性货币演进路径。

三、小结

如下表1所示，这两种货币研究传统的鲜明差异，具体源自它们“不同的范畴概念和经济学方法”。对货币本质即根本属性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决定了它们对货币根本职能即存在意义的不同定义，同时也决定了它们所赋予的货币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基于各自所形成的这套相异的基本货币理论，它们刻画出有关货币产生和演进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货币历史。而这种“虚构的”货币历史，又同各自的货币理论图景相互支撑和强化，从而为各自迥乎不同的政策含义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并且，它们这些理论和政策范畴的歧见还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方法论上的分野，同时又被这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所“锁定”。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JL00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李黎力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