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与阿多格教授餐叙

今（2019）年5月下旬，有幸邀请到法国著名史学家阿多格（François Hartog，1946-）教授到“中研院”参访。他做了两次意味深长的讲演：“历史在西方已变成记忆之所吗？”（Has History in the West Become a Place of Memory?）和“迎向崭新的历史情境”（Towards a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均发人省思。

为尽地主之谊，我们特别安排两次餐叙，一次为素食午餐，一次为荤食晚餐。个人缘被安排陪坐阿多格之侧，遂多有交谈的机会。平心而论，餐饮品质一般，但居间的对话却是含金量颇高的学术交谈，或许值得一志，作为留念。

阿多格原以专攻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闻名，和个人年轻时的兴趣颇有相通之处。因此话匣一打开，双方便滔滔不绝，枉顾大部分的佳肴。虽然哈多格教授在两岸享有相当的知名度，但此番若非透过戴丽娟博士的推荐，失学已久的我还真不知晓此翁的大名。

戴博士本身的指导教授乃是当今法国历史记忆研究的表率——诺哈（Pierre Nora，1931-）。阿多格与他并驾齐驱，同为当今法国史坛的标杆人物。戴博士本人则不愧为乃师诺哈的高足，其法文著作曾勇夺法国海外科学研究院之Luc Durand-Réville大奖（2011），为史语所世界史的研究先驰得点，让同仁引以为荣。其实本所在历史记忆研究方面，已有人捷足先登，例如现任王明珂所长，虽学承有异，尤擅长撷取历史人类学相关的概念与资源，分析西南中国“少数民族”的聚散形态，其丰硕的成果饮誉学界，有目共睹。

阿多格虽已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退休，但目前仍担任法国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学术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后者乃是法国学术精英的养成所，也是我个人心仪已久的学术圣地。稍举数例，其重要性即不言而喻，若大名鼎鼎的萨特、福柯、德里达、布迪厄等，大师辈出，在西方学坛各领风骚、光彩夺目。趁此机缘，我便大胆请托阿多格教授向该学院领导者转达未来彼此学术合作的可能性。果不出其然，对方即表示欢迎之意，令人喜出望外。这是后话了。

首先，阿多格澄清他并未做过德国学者科塞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研究助理。之所以有此误传，乃是通俗维基百科所讹载（迄2019年5月31日犹为如此）。按，科氏以探讨“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著称。但阿多格教授并不讳言他的学说曾受到科氏著作的启发。

他乐意被归类为“反思性的史家”（reflective historian）。在人文学术界，他以阐发“历史性运作机制”（regimes of historicity）的概念闻名，而解放了兰克以降闭锁于文本里头固定静止的史实。于他而言，所谓的“史实”，乃系随着行动者或观察者当下立足点（presentism）而异，因此恒呈变动不居的状态。

回想在哈佛读书的情境，有次会议里碰到大家利科，他竟一时激动大骂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乃是“白痴！”（idiot）。当时甚诧异难解。阿多格则解释道：“他们两位的思想本来就南辕北辙，彼此对立的。”我们又聊到他评论过的历史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的《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里的夏威夷土著和库克船长。双方对他们的际遇，因为不同文化所导致不同的历史理解。天南地北，东扯西聊，很是畅快。

在座有人发问，谁才是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史家？阿多格沉吟了一下，回说：“依我之见，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法国史家莫过于布洛赫。”个人则以为，同为年鉴学派创导者的费夫雷（Lucien Febvre，1878-1956）应与其不分轩轾。惟布氏在二次大战因参加地下反抗组织，而为德军囚禁、枪杀的悲剧，更添学者的同情与注意。阿多格亦甚推崇年鉴学派第二代掌门者——布罗代尔的文采斐然。这点我倒是略感意外。一般理解布氏乃倾向（社会）科学史学，而殊少留意他行文的精彩之处。

既然是交谈，便有来有往，阿多格教授遂问我，所学为何？我答道年轻时曾疏理过十九世纪日耳曼史学思想——历史主义（historicism）。他立即直捣核心，问我如何处理兰克。由于多年前有位美国史学史名家伊格斯（Georg G. Iggers，1926-2017）也质问过同样的问题，我遂胸有成竹，照本宣科作答一番。按，兰克未曾有系统性史学的专著，他的史学概念影响虽大，却散布在断简残篇之间，或者其专著的序言等。东西不多，但要串在一起倒是煞费功夫。由于阿多格关注“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发展，我便凑合说起前一阵子也以兰克为出发点探讨了普遍史、世界史及全球史的演化。

我又说近年主要聚焦“孔庙文化”的研究。我遂稍作推衍道：迥异于往昔遵循恍兮惚兮的理论或教义观念，我聚焦“神圣空间”（holy ground）的观点，以呈现儒教的诸面貌，尤其是其宗教性格。我着意择取基督教的“圣徒”（saints）封圣制和儒教“圣贤”（sages）从祀制予以比较，阿多格果然兴趣盎然。

为了探索上述的问题，我曾在1997年赴巴黎，实地考察该地著名的教堂。例如：近日惨遭火吻的圣母院，造访尤频；所以一旦目睹电视转播的火势融融的现场，便感同身受，痛心异常。我又提到曾去参访圣丹尼大教堂，由于忘神过了开放时限，差点被关在地窖里面，和历代法国国王与王后的遗骸共度漫漫长夜。幸亏另有一对新婚的美国夫妇从地窖铁门呼天喊地，方惊动守院的神父前来开门，放出惊魂未定的我们，盖夜幕已低垂。其他陪客哄堂大笑。又另位法国学者好奇问我，为何研究孔庙？我便不厌其烦把过去缔结良缘的“佳话”重述一遍，复惹得众人捧腹大笑，全桌其乐融融。

阿多格对法国汉学不算陌生，也认识谢和耐和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两位均为当今法国汉学界的泰斗。或许因此之故，他对甲骨文甚感兴趣，以为是中国史学之源。遂安排他去参访史语所文物馆，并在甲骨文特藏区拍照留念。临别，院方还送了他一条绣有甲骨文文饰、别有特色的领带。

阿多格虽已将其著作版权交予大陆某一出版集团，但处理不易，颇有难产之虞。其实，“难产”即是荣誉。为权宜之计，我遂建议他试着找自己学生迻译，先出版繁体字版较有效率，俾便早日嘉惠士林；他觉得甚为可行。谨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