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翔：要素分工新发展与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战略调整

引子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前,面临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亟待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总体来看,在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已基本实现自由化后,全球要素分工演进呈现出以“逆向创新”“、研发国际化”等为主要表现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全球经济规则正在从以往“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高标准化方向发展。面临上述变化,中国必须尽快实现六个方面的战略转变,即在行为方式上,实现从主动融合向积极推动的战略转变;在要素集聚上,实现从一般要素向创新要素的战略转变;在资源整合上,实现从单向引进向双向循环的战略转变;在产业领域上,实现从制造领域向服务拓展的战略转变;在开放政策上,实现从优惠政策向竞争政策的战略转变;在规则制度上,实现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的战略转变。如此,才能抓住新一轮全球要素分工演变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要素分工”的兴起,对假定要素不存在跨国流动的传统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形成了很大挑战,对国际贸易的基础、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和理论需求,此专著结合我国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践,对要素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对于明确当代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发展方向,并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做出了创新性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分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即同一产品的不同价值增值环节由于通常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从而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被学术界所津津乐道的全球价值链;二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即跨国公司以资本为纽带,带动技术等一揽子生产要素流入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从而与当地生产要素结合实现了生产的国际化。当然,上述两个方面通常相互融合而并非独立,典型表现如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加工贸易等。与以往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相比,国际分工出现的上述两种形式包括二者融合的“突变”,显然促使分工界限已经演进至“要素”,即一件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已不再完全由一个国家本土要素独自创造,而是多国以“优势要素”共同参与的结果。换言之,各国以要素优势而不是产品优势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本质上属于“要素分工”。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正是在全球要素分工快速发展背景下开展的。由于政治稳定、要素集聚能力强,中国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带来的战略机遇,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巨大发展成就。但总体来看,受制于中国自身要素禀赋及经济实力等现实因素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依托的主要是丰富廉价的普通劳动力优势,所能吸引和集聚的外来要素也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成熟技术乃至边缘技术,由此决定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层次在产业上表现为“中低端”并呈“粗放型”特征,开放发展的水平和层次还不够高。当前,基于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精准判断,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战略目标,意味着我国亟待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许多重要场合多次强调,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顺应全球分工演进大势,实施正确的开放战略至关重要。因此,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必须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并据此做出适时的战略调整。那么当前全球要素分工演进具有哪些新形势和新特点?这些新形势和新特点能否为中国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带来新机遇?适应新形势和把握新特点,中国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应做出怎样的战略调整?本文拟对上述几个基本问题做一粗浅探讨。

二、全球要素分工演进的新形势和新特点

本质上看,国际分工的演进和发展,主要由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推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要素分工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国际生产分工技术、通信信息等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的全球推行。更确切地说,技术进步为充满全球扩张野心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基础条件,而贸易和投资壁垒的降低则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世界经济进入到深度调整期,此间的突出特点是,前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分工深化和前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形成的动力机制已基本衰竭,正在等待新科技革命崛起和全球经济新规则的形成及普遍推行。虽然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可能引发的产业范式变革还未成为产业化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的分工深化也还未完全显现,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新规则同样尚未实质性形成并进入普遍推行阶段,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进步中,看到新的生产力因素正不断涌现的大趋势,可以从如火如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协定的发展中,看到全球经济规则的新一轮调整和高标准化发展趋势,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下面临的改革。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球要素分工的步伐不会停止,必将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以及全球经济规则的新一轮调整而进一步深化发展。概括而言,当前全球要素分工演进已经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形势和新特点。

第一,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已基本实现自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后化身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积极推动下,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乃至消除的“边境开放”措施得到了巨大发展,即基本实现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这一制度保障作用下,全球贸易增长实现了有史以来的高速增长成就,而以FDI为主要表现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也得到了巨大发展,甚至超过了贸易的增长速度。由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幅度削减乃至消除,“边境开放”措施的作用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或者说,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贸易和投资促进作用的边际效应已经不大。从这一意义上说,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已经基本实现了自由化。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基本实现自由化,并非是说已经没有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空间,而是指就“边境开放”措施所能推动的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作用空间和边际效应已十分有限。毕竟,经济全球化无论如何发展,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都不外乎是其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必将反映在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在规模和频率方面的进一步提升,只不过这一提升需要有新的生产力作用因素,也需要有新制度作用因素。当然,已经实现的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的自由化,尤其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既有经验和现实状况看,主要还是一般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具有“边际产业”转移特征,因而以资本为纽带而向全球转移和扩散的技术,也大多是成熟技术乃至边缘技术。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商品尤其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主要还停留在一般性生产要素阶段,创新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仍然不足。

第二,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正成为新一轮要素分工新趋势。针对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现象的有关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定型,即产业和产品不同价值增值环节分布于具有不同优势要素的国家和地区,所形成的既有分工程度,在原有技术和生产力作用下进一步细化和深化难度加大[3]。换言之,依托原有的一般性生产要素流动所推动的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已经难以引致新一轮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而要实现上述突破,实际上从要素分工层面看,就是要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原有的一般性生产要素,向创新性生产要素的拓展和延伸。令人欣慰的是,创新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已经出现了曙光,并必将成为要素分工进一步深度演进的重要发展方向和趋势。比如,有些研究指出,伴随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变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也在进行相应调整,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变化就是基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逆向创新”,正成为许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要战略抉择之一。所谓“逆向创新”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将更多的创新活动置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而将其取得创新成果向全球扩散的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模式。毫无疑问,与以往中低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梯度转移不同,“逆向创新”必然要求甚至说以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为主。尤其是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开始重视人才国际化战略等新动向和新举措,体现的正是“逆向创新”的需求和表现,体现的正是要素分工向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转变的表现和结果。此外,犹如研发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快速推进,无不说明了要素分工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性生产要素向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拓展和深化。

第三,适应创新要素跨国流动的全球经济规则正在形成中。如果说,世界贸易组织(WTO)包括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在推动全球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和削减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从而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和必要的制度环境和保障体系,进而促进了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迅猛发展的话,那么这种以扩大“边境开放”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要素分工进一步向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演变新趋势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当前WTO如不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可能就会面临破产风险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什么众多国家和地区抛开WTO而商讨区域贸易协定,从而推动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向高标准化方向发展的原因。因为与一般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不同,创新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所要求的不仅仅是“边境开放”,即仅仅削减和撤出流动壁垒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为其提供适宜性的运营环境,这就需要开放也必须随之延伸至“境内开放”。也就是说从创新性生产要素流入地角度看,必须为其生产经营活动更确切地说为其创新型活动,提供更加优越的制度环境。这是因为越是创新性生产要素,对制度环境所决定的交易成本就会越敏感,对制度环境所影响的创新氛围就会越看重。显然,制度环境的优化和设计安排,已经不是“边境开放”而是属于“境内开放”问题了。实际上,“境内开放”不仅是因为创新性生产要素对其所在地制度环境较为敏感的现实需求,更是在全球生产分工条件下,实现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价值增值环节“无缝对接”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逆向创新”战略下,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全球扩散和全球化生产组织,必然要求其国内规则制度等与国际高标准对接。从这一角度而言,所谓的“境内开放”实质上就是要形成与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体系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制度,这也是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调整和完善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趋势。

第四,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进入到重塑和调整发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分工的快速发展虽然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和推进的,从而发达国家实际上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也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种政治稳定、基本条件具备、战略得当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伴随全球要素分工的演进,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就是明证。这种变化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巨大变化和调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发达国家由于处于“重灾区”而发展中国家表现相对良好,从而使得世界经济重心进一步呈现“东升西降”的变化。当然,犹如前文分析指出,此间由于全球经济进入到深度调整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发达国家实施了产业“高端回流”和“重振制造业”的计划,而发展中国家同样期望能够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中能实现率先突破,从而在某个或某些领域占据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制高点。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的“重振制造业”和产业“高端回流”,还是正在孕育中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都将对全球产业和组织范式带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即将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重塑和调整发展的新阶段。这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表现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之一。

三、新趋势下中国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战略机遇

客观而言,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之后,尤其是当前“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受阻,整体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和严峻。但是在风险和挑战中同样蕴含着机遇。尤其是本文前述提及的几个方面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为中国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和认识。

第一,在基本实现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自由化流动后,奠定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基础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步伐,从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出发,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从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作为率先启动,逐步向东部沿海、沿江、沿边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不断扩展,对外开放范围得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得以不断深化。尤其浦东开发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为了加入WTO而在之前做出了巨大努力,包括进行的各种国内改革,以及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重要的是,加入WTO后为履行入世承诺,进一步大幅度削减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扩大“边境开放”方面实现了突破性发展,从而顺应和契合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基本实现了商品和一般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长期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所表现出的“大进大出”、加工贸易迅猛发展并占有重要地位、外资的大量利用等典型特征,就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发展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流动型开放经济的生动写照。由于顺应了发展大势,抓住了发展机遇,虽然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还不够高,但在中低端层面上确实取得了快速的规模扩张效应,并带动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目前,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各种规模性指标如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利用外资额、外汇储备等均稳居世界前列,经济体量已成为全球第二,形成了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并具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国内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等等。应该说,这些物质性基础条件是在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中取得的,也必将成为迈向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坚实基础。

第二,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为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提供了微观基础条件。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一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不仅取决于自身拥有的要素质量和层次,同时还取决于能够利用到什么样层次和质量水平的全球要素。实际上,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具备了跨国流动性,因此,一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优势,不完全归本国企业所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同样可以通过FDI或者外包等方式加以利用;同理,本国企业所能利用的要素也不再局限于本国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同样可以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利用全球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要素分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实际上就是利用了我们的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优势;而从我们自身角度看,则是通过“引进来”解决了发展初始阶段面临的资本和技术不足约束,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发展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者。但正如前述分析表明,由于受到自身要素质量和层次,以及所能“引进来”的要素质量和层次的影响,中国开放型经济虽然在规模上实现了快速扩张,但仍然面临着效益不够好、水平和层次还不够高的问题。应该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充分印证了要素质量和层次对开放发展水平和层次的决定性作用。当前,在中国亟待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关键阶段,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全球要素分工从一般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向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40年改革开放中国有着宝贵的成功经验可以汲取。在前一轮全球要素分工发展中,我们正确地把握了机遇,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要素新一轮演进和发展进程中,只要战略得当,就能像以往大量引进外资和成熟技术一样,通过吸引和集聚更多的先进和创新性生产要素,推进开放型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第三,高标准化的全球经济规则重塑和调整,为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带来战略机遇。如果说全球要素分工是生产力和产业组织范式在全球内的具体表现的话,那么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制度规则和体系则代表和反映着国际生产关系。平心而论,现行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在协调各国经济关系、推动贸易和自由化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推动以往经济全球化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但是,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毕竟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构建的,从而更多代表和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考虑和关注不够。尤其是伴随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现行国际经济治理规则和体系由于未能“与时俱进”,从而已经难以适应全球新一轮要素分工发展的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受阻,实际上是国际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所致。为适应以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为主要表现和特征的新一轮全球要素分工发展的需要,目前,新一轮的高标准全球经济规则正在形成之中。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总体环境可谓是复杂、严峻和多变,但其中“不变”的是高标准化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和调整。这种发展趋势显然为中国争取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的形成和制定中,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而提升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可以在积极推动规则调整和完善中,争取到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从而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创造更加适宜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第四,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重塑和调整,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带来新机遇。众所周知,中国在前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是以“低端嵌入”的方式加入到全球分工体系。这种发展模式和路径虽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甚至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续性。甚至在实现价值链攀升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中,还面临着“低端锁定”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封锁”的风险和困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频频挥动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发起了对中国等多国的贸易摩擦,本质上看就是一种产业链发展的排挤战、一种技术发展的排挤战。因此,如何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一战略目标,显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绝非朝夕之功,必须久久为功。换言之,在既有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模式和路径下,实现突破性发展可能会面临许多障碍,但是,当前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的重塑和调整,可能为中国实现新一轮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和新机遇。因为在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40年开放发展积累和形成的一些新优势,突破以往“低端嵌入”的发展路径,突破以往主要通过“引进来”的单循环发展模式,突破以往作为“被整合者”和“被利用者”身份而被动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的局限性,通过着力打造和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而实现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跃迁。我们应当看到,全球经济和分工格局重塑和调整带来的外部被动之“破”,为中国培育和利用开放发展新优势从而提升分工地位的主动之“立”,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四、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战略调整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要素分工出现了诸如上述分析指出的新形势和新特点;与此同时,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进入新阶段,亟待迈向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从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看,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把握国际分工演进带来的战略机遇,是取得开放型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过去40年中国通过不断扩大“边境开放”,以开放和积极的姿态接受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的扩散,依托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和优惠政策等形成的成本洼地效应,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到制造业领域,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形成了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大进大出”的生产和贸易格局。总体来看,这种发展战略和路径模式的选择,由于适应和契合了全球要素分工特定阶段的基本趋势特征,因此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面临经济全球化和要素分工出现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原有开放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也需做出相应调整,如此才能在进一步适应新形势和把握新特点中,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具体而言,新阶段中国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需要实现如下六个方面的战略转型。

第一,在行为方式上,实现从主动融合向积极推动的战略转变。过去40年开放发展,如前所述,主要是一种被动式发展。即虽然是中国自主选择了对外开放,或者说自主选择了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但一方面是作为“被整合”者而融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另一方面,是作为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接受者,按照既有制度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合作。这种方式虽然有助于中国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但是却难以迈向高质量、高水平和高层次的开放。换言之,新一轮高水平绝不可能是一种被动式开放,绝不可能是简单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之中,而更要体现出主动性特征。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阶段,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中国更应该坚定地拥护和倡导贸易自由化,更应该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和体系中的合理成分,从简单融入向积极推动的角色转变。这不仅是中国迈向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需要,也是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中国使命和担当。应该说,经过40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国际经济学意义上的小国,转身为一个“巨型”开放型经济体。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要性,还是从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和可行性角度看,中国都需要也有能力从以往主动融合向积极推动转变。也唯有如此,才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彰显“中国榜样”,贡献“中国力量”。

第二,在要素集聚上,实现从一般要素向创新要素的战略转变。利用外资政策调整总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基于适应特定发展阶段所需要进行的政策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积极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并逐步完善外资政策体系,在扩大开放领域和吸引外资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可以说,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利用外资显然不是简单的资金跨国流动,如前所述,而是以此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包括技术、管理、营销等狭义和广义层面的各种生产要素。前一轮开放发展中,我们抓住了全球要素分工演进中一般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不断增强带来的战略机遇,吸引和集聚了大量外资,并且引进了相对我们所处发展阶段而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等。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而一直以来作为“牛鼻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显然应该走在前列。为此,在以利用外资等为表现的吸引和集聚全球生产要素角度看,在引进和集聚战略上显然需要从一般要素向创新要素的转变。应该说,这种战略转变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现实基础和条件。这不仅表现为我们自身要素质量和层次的不断升级,比如在微观层面上看人力资本日益丰富等,以及在宏观层面上看则体现在市场化环境日益趋于完善等,而且同时还表现为当前要素分工的演进新趋势,即创新性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日益明显的趋势,为中国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也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为此,中国以利用外资为纽带而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必须实现从以往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乃至招商引智等转型。这也是中国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必由之路。

第三,在资源整合上,实现从单向引进向双向循环的战略转变。开放型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既有“引进来”,又有“走出去”的双向循环模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利用外部生产要素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引进来”,而依托“走出去”整合和利用外部资源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还十分滞后。当然,这也是与经济发展所处特定阶段决定的。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关口,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形势和新特点,尤其是全球经济格局和价值链的重塑和调整,使得我们开展境外投资面临难得机遇,能否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成为影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新阶段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战略意义在于,有利于在顺应、适应乃至引领全球要素分工发展新趋势下,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可喜的是,近年来伴随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企业国际化经验不断积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正在加快,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外部环境的恶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造成了一定障碍,带来一定挑战,特别是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相比2017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因此,在全球经济格局和分工格局重塑和调整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风险、抓住机遇,从以“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战略转变,是当前理论和实务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四,在产业领域上,实现从制造领域向服务拓展的战略转变。中国前一轮的开放,从产业领域看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或者说,通过吸引和集聚大量一般性生产要素在制造业领域,实现了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开阔地”式的推进,相比较而言,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还比较低。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单足”跛行的特点,也是与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目标和要求不吻合的。目前,从全球要素分工的发展演变趋势看,正在从以往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拓展和深化,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向服务业集聚、全球价值链向服务业的拓展和延伸,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从产业流向看,服务业吸引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制造业的特征事实就是明证。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向服务业领域流动和集聚,由此推进的全球价值链向服务领域拓展,使得服务功能已经早已超越了作为制造业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黏合剂”的传统角色和地位,而是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的增值环节,甚至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比如研发、设计、营销、售后等。因此,服务业的竞争能力将是表征一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指标之一,依托服务业参与国际竞争毫无疑问也将是体现开放水平高低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此外,体现高水平开放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和引领。在国内服务业发展面临“供求双约束”条件下,借鉴以往发展制造业的经验和模式,通过扩大开放而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尤其是顺应当前全球要素分工演变发展的新趋势,无疑是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

第五,在开放政策上,实现从优惠政策向竞争政策的战略转变。如果说在前一轮开放过程中吸引和集聚一般性生产要素,我们可以依托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和优惠政策形成的要素成本洼地效应的话,那么在中国亟待发展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吸引和集聚创新性生产要素则需要转向竞争性政策。竞争性政策环境实际上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必须为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一个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实现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国内国际市场上自由有序流动。从优惠政策向竞争政策的战略转变的实质,实际上就是要顺应以创新要素跨国流动为新趋势新特点的要素分工演进新趋势,推进中国开放从以往的“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拓展和深化。因为唯有构建起法制化和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才能为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和保障体系,而法制化和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唯有达到国际化的水平和高度,或者说,唯有能够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的经济规则相衔接和相适应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才能适应跨国公司对统筹全球价值链的基本需求。所以从本质上看,新一轮高水平开放要转向竞争性政策,就是要在扩大“境内开放”措施上下功夫并取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就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国内外各类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尤其是创新性生产要素,提供宜商和宜居的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

第六,在规则制度上,实现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的战略转变。现行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标志着中国接受并遵守现行规则体系,在现有全球性制度框架内发展开放型经济,因此总体而言是现行规则体系的被动接受者。目前,伴随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和要素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如前所述,全球经济贸易规则也进入到重塑和调整阶段。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重要一极,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也意味着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地位和影响力相适应,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和治理体系重塑和调整过程中,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不能缺少中国声音。应该说,提高我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重塑和调整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表现,也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争取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现实需要;既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重要方式。正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当然,在全球经济规则体系上实现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的战略转变,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判断认为:“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但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本文转自：《经济学家》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戴翔,无锡太湖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审计大学政治与经济研究院教授。

本期责任编辑：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