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诞辰百年︱陈子善：琐忆1980年代与黄裳先生的交往

黄裳（1919.6.15—2012.9.5）

今年6月15日是黄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济南凌济兄是“黄迷”，不是一般的“黄迷”，而是十分入迷、近乎痴迷的资深“黄迷”。他起意编一部《榆下夕拾》作为纪念，并为黄裳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史料。因我与黄先生有交往，他要我写些话。当然，这是义不容辞的。

我拜访黄先生，向黄先生请教，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但是，我那时自以为记忆力强，不记日记，以至到了年过七十的今天，许多交往细节早已不复记忆。值得庆幸的是，三年前，陆灏兄摘示黄先生1980年代日记中关于我的若干记载，正好可以据此追忆当年面聆黄先生教诲的一些情景。以下就照录黄先生相关日记，并略作回顾和考释。

1982年

11月22日：“得陈子善信（郁达夫集编者），复之。”

11月24日：“下午陈子善来访，谈有关郁达夫事。渠为文集编者之一，以《郁达夫忆鲁迅》小册相赠，谈至五时始去。”

这应该是我首次打扰黄先生。先写信求见，黄先生当天就作复，我第二天收到，第三天就登门拜访。那时平邮信件真快，如在今天，就非快递不可了。首次求见，话题就围绕郁达夫。郁达夫是黄先生很感兴趣的文坛前辈，他晚年还写过关于郁达夫《忏余集》的长篇“拟书话”，对达夫的名文《钓台的春昼》《迟桂花》等都有精到的品评。因此，那天下午在黄宅“谈到五时始去”，黄先生一定也是谈兴甚浓。

《郁达夫忆鲁迅》是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的一本小书，收入达夫所写的关于鲁迅的长文短制，胡愈之先生题签，1982年1月花城出版社初版。

1983年

5月15日：“发陈子善信，约期来取郁达夫题《湘弦别谱》拍照。”

5月18日：“上午陈子善来，谈半小时去。以郁达夫题《湘弦别谱》一册借之拍照。他谈到了一些问题，朱自清、徐志摩等日记都被删节后重印，结果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删落了。主要的正是对时人的评论，这是可以写一文的。”

7月5日：“陈子善来访，还来书二本；又赠达夫资料二本，复信谢之。”

这三段日记都与我向黄先生借《湘弦别谱》一事有关。应该是首次拜见黄先生时，他主动提及藏有郁达夫旧藏《湘弦别谱》，我才半年之后斗胆去信索借。线装《湘弦别谱》一册，清朱绶自刻词集，黄先生认为是“罕传佳本”，又系“风雨茅庐中出者，更可珍重”。我不研究词学，但那时我与王自立先生合编的《郁达夫文集》还在陆续出版中，急需有意思的书影作为插图。《文集》前几卷中，责编疏忽，竟选用了一种盗版本书影，闹了笑话，后来《文集》重印精装本时才抽换。《湘弦别谱》既是达夫旧藏，封面又有他亲笔题签，无疑可作别具一格的书影之用，所以才贸然开口，没想到黄先生一口应允。黄先生藏书多，好不容易检出后通知我去取。我拍好照归还时，黄先生不在家，是师母接待的。奉呈的“达夫资料二本”，极可能是《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册（与王自立先生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1982年12月）。黄先生还特别复信致谢，老一辈讲究礼数，由此可见一斑。可惜《湘弦别谱》书影《郁达夫文集》未能用上，后来用在1995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的《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中，总算没有辜负黄先生的一番美意。

关于“朱自清、徐志摩等日记都被删节后重印”事，应是我告诉黄先生，朱自清日记整理发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1963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刊出王瑶先生“选录”的《朱自清日记选录》；1981年《新文学史料》总第十期起又连载陈竹隐先生整理的《朱自清日记》。虽然陈先生已在她的《前言》中说“我把日记中纯粹属于个人生活记载的若干文字删掉了”，虽然两位都是“选录”，所选有所不同本在情理之中，但当我把王选本与陈选本加以对照，发现1933年1月28日全天和1月29日一大段总共将近一千二百余字日记陈选本未录时，我仍感到惊讶。我向黄先生表示了自己的困惑，黄先生认为“这是可以写为一文的”。后来，1998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初版《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刊登的朱自清日记中，这一千二百余字仍未恢复。

1985年

9月11日：“得陈子善信，复之，赠《珠还记幸》一册。他说最近在北京三联服务部欲买此书，已售缺了。不料此书销路如此，过去曾为书价太高而担心，可见自有读书，不计较此种事也。”

黄先生著《珠还记幸》1985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厚达五百二十四页，价三元两角，在当时算较贵的书，所以黄先生对此书销路有点担心。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此书大受欢迎。我在北京未能买到，只能厚着脸皮向他讨书。为写此文，检出他三十四年前送我的这本《珠还记幸》，前环衬有他的钢笔题签：

赠子善同志               黄裳   一九八五，九月。

《珠还记幸》前环衬题签

更出我意外的是，书中扉页之后还夹有一通黄先生9月11日当天复我的短信，多年来我无数次查阅此书，竟一直没注意到！现把此信一并照录如下：

子善同志：

    信悉。

    小书一册寄上请  哂存。此书竟在京售缺，亦出意料。

    您说国内有些学术刊物发表评论我的散文的文章，我因孤陋，未见，有暇盼以目录见示，感甚。

    匆祝

刻安

当时什么刊物发表了谁写的评论黄裳先生散文的文章，已无法记起，但黄先生的嘱托，想必是办理了。

1986年

4月4日：“得陈子善信，告台湾《联合文学》（86/2）二卷四期转载我的散文六篇，题为‘书卷墨痕——黄裳散文六篇’……”

4月13日：“寄陈凡、陈子善、俞平伯信。”

4月29日：“下午陈子善来谈，赠《联合文学》（16期）一册，有选我的散文六篇。赠以《河里子集》一册。谈至五时许去。”

这三段日记都与黄先生散文在台湾转载一事有关。台湾大型文学月刊《联合文学》创刊于1984年11月，诗人痖弦主编，编辑委员为梁实秋、夏志清、陈映真、余英时、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等，阵容强大，至今仍是台湾屈指可数的文学杂志。《联合文学》创刊号就刊出“作家专卷”，较为全面地推介作家兼画家的木心，后又辟有不定期的“大陆文坛”专栏，在转载黄先生散文之前，转载过作家魏金枝、陈白尘、仇学宝、张弦、李存葆、贾平凹和学者冯友兰等的作品。1986年2月《联合文学》第十六期“大陆文坛”栏刊登了以“书卷墨痕——黄裳散文六篇”为总题的黄先生六篇新时期创作的散文，即《珠还记幸》《我的端砚》《如梦记》《诚则灵》《“雅贼”》《“危险的行业”》。难得的是，专辑之前，还有一则以“编辑室”名义加的按语，不长，照录如下：

老作家黄裳在散文创作之外，也是知名的版本学家和藏书家。因为特别喜欢“旧”，到了“破四旧”的“文革”爆发时，自是在劫难逃，抄家后发放“干校”“劳改”。近年复出后，执笔为文，免不了涉及“文革”，但鲜有直笔，多寄托于旧时文物、故人翰墨的怀念。笔触含蓄内敛，每在平淡中另有所讽。另有一些短文，对“文革”的愚民政策，晚近的文物失落，都在可能的尺度里，委婉地抗议。本期所刊诸文，选自黄裳一九八五年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

《联合文学》“书卷墨痕——黄裳散文六篇”

从文笔的老到推测，这则按语很可能出自痖弦先生本人手笔。这是黄裳先生的作品首次进入台湾，黄先生想必是高兴的。“一九八五年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为《珠还集》，1985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初版，六篇散文均收在此书之中。此书我记不起得之何处，但2004年秋拜访黄先生时，请他在此书上补题：

此香港印本，与内地本不同，亦版本异同之一事。

    子善兄藏

《珠还集》补题

4月29日黄先生日记中所记的赠我的《河里子集》系散文和杂文合集，1986年1月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初版，为黄先生晚年所出集子中开本最小的一种。那天下午又“谈至五时许去”，可见黄先生又一次谈兴甚浓。

《河里子集》

1986年

7月22日：“寄俞平伯、钟叔河、陈子善信，为编知堂集外文事。”

8月7日：“下午陈子善来，长谈，商编印知堂集外文事。又知海外文坛诸事。孔罗荪刘白羽等在巴黎与海外学人争论梁实秋评价事。又说柯灵近撰一文论梁实秋，将在港报发表云。”

从这两段日记可知，至少在1986年7月之前，已有编辑知堂集外文之议。此事是钟叔河先生提议的。钟先生嘱我参与，更希望得到俞平伯先生和黄先生的指点和帮助。一定是钟先生或我先向黄先生提出，所以才有黄先生7月22日给我们三人的信。而到了8月7日，我又造访黄先生，与他进一步讨论此事。

在此期间，我向钟先生推荐并作了增补的《知堂杂诗抄》书稿也已编竣，这可由我写的《知堂杂诗抄·外编后记》落款“一九八六年夏于上海”为证，时间上完全吻合。记得黄先生知道此事，很高兴。一次拜访他时，他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知堂著《过去的生命》1933年11月北新书局三版本给我，说：你弄的《知堂杂诗抄》是旧诗，老人还写过新诗，我有好几本，这本就送你。这册《过去的生命》前环衬上有黄先生的钢笔题字：“鼎昌 一九四二年五月卅日”，十年浩劫中被抄没，封面、前环衬和扉页上钤了三方“文汇报藏书”钢印，改革开放后才发还。

《过去的生命》前环衬题字

8月7日日记中所记的另一事，指1986年春法国汉学家于儒伯在巴黎主办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与会的孔罗荪、刘白羽等内地作家与香港学者梁锡华就抗战初期梁实秋提出的所谓“与抗战无关论”如何评价发生争论，在港台和海外文坛引起较大反响。孔罗荪先生是文艺评论家，当年就是批判梁实秋的主将之一，后长期担任上海作协书记。1976年2月以后，我作为后辈曾与他在上海师大中文系共事过一个短时期，多次一同挤公交，聊天。“四人帮”倒台后，他调回上海作协，1978年4月调往北京文艺报社。但我那时孤陋寡闻，还不知道历史上曾有过这场争论，也就失去了就此事向他请教的机会。黄先生应该认识孔先生，所以，我当时把巴黎研讨会的消息报告黄先生。而柯灵先生“近撰一文”则指他1986年7月11日完成的长文《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引言》，文中对如何“撇开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梁实秋关于抗战文学的那段有名的话提出了新的看法。

1986年

9月15日：“去四马路旧书店看书，……遇陈子善君。他买到我一册《新北京》，为签名于册首。又得转来钟叔河一信，商编知堂集外文事，坚请撰序。”

这次在福州路上海旧书店见到黄先生，真是巧遇。更巧的是，我刚买到他的散文集《新北京》，1951年1月上海出版公司再版本，列为“散文新辑”之一，售价四角。此册是图书馆的剔旧书，书品一般，但机不可失，当场请黄先生签名，他在前环衬大笔一挥：“为子善同志题  黄裳  一九八六，九，十五。”记忆中黄先生那天没有买书，他是大藏家，虽然兴致不减当年，独自逛旧书店，但今非昔比，一般的新旧书刊自然不入他的法眼。

《新北京》前环衬题字

当天日记中还记下一件重要的事，即我转呈黄先生一通钟先生的信，钟先生“坚请”黄先生为正在编辑的《知堂集外文》作序。

9月21日：“得陈子善信，嘱转函俞平老提供知堂为其诗所作跋文。发俞平伯、陈子善信。”

9月27日：“得俞平老信，告五十自叹稿及知堂跋已佚。”

我不知从哪里得知俞平伯先生藏有知堂为他的“五十自叹稿”所作跋文，于是央请黄先生代为设法，黄先生即致函俞老询问。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俞平伯全集》也只收录了他的《六十自嗟》八首），黄先生对我有求必应，至今令我感铭。

10月21日：“得陈子善信，附来钟叔河请问知堂诗钞疑误诸字，尽所知复之。”

10月22日：“得陈子善信，即复之。”

此两段日记应都与《知堂杂诗抄》书稿有关。钟叔河先生收到我寄去的《知堂杂诗抄》书稿，审稿时发现“疑误诸字”，嘱我转信向黄先生请教，黄先生“尽所知”作了答复。《知堂杂诗抄》1987年1月由岳麓书社初版。

1987年

1月14日：“得陈子善信，欲照周作人书迹，系钟叔河信中所要求者。”

1月20日：“寄陈子善信。”

3月1日：“下午陈子善来，坐谈良久。见钟叔河信。他送来知堂集外文编49年以后剪贴稿约50万字，将尽力读毕之。”

3月2日：“整日读知堂小文，并作札记，校改错字。文章实在写得不坏，是上等的小品也。”

3月8日：“整日读知堂文，大致完工，计共用七天。”

这五段日记，继续围绕《知堂集外文》而展开。我把1949年以后的《知堂集外文》第一种书稿（即《〈亦报〉随笔》）送请黄先生审阅，黄先生用了一周时间读完书稿，认为是“上等的小品”。他还做了札记，因向钟先生推辞不获，开始为写序做准备。遗憾的是，黄先生最后仍未能命笔成文。拙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1988年1月由岳麓书社初版，书前只有钟叔河先生一篇序。同年8月，《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由岳麓书社初版，书前仍只有钟先生一篇序。

3月10日：“傍晚陈子善来，携来知堂文数篇。以《过去的足迹》一册赠之，并请代复印两篇杂文。”

《过去的足迹》是黄先生的散文自选集，198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送我的这本前环衬题字：“赠子善兄  黄裳  一九八七，三月”，黄先生为何时隔三年才送我此书？原来这是一册毛边本，印数一定甚少，黄先生大概刚刚检出。这是黄先生送我的第一本毛边本，也是我所获赠的现代作家的第一本毛边本。

《过去的足迹》前环衬题字

3月26日：“下午陈子善来，送来周作人《鲁迅在东京》稿一册，又佚文数篇，其中游云冈记及属名‘十三’两文皆非周氏所著也。”

6月10日：“陈子善来访，带来张铁荣赠《周作人研究资料》二册。”

在3月26日之前，我一定还拜访过黄先生，因为他在聊天时谈起藏有知堂《鲁迅在东京》手稿，我即向他借阅。3月26日这天是去归还。知堂这部手稿共三十五篇，最初连载于1951年5月9日至6月12日上海《亦报》（署名十山）。后编入1953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鲁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寿）。据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刘哲民先生回忆，1950年代初，“周作人为上海出版公司写了三本书，预先谈好，出版后都要退还原稿的”（刘哲民：《我和周作人交往点滴》，《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1996年7月），但事实上并未办到。这三部书中，《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手稿由康嗣群和师陀先生平分，而译著《希腊女诗人萨波》手稿也归了师陀先生，后由夏志清先生收藏。那么，黄先生所藏《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手稿应也得之于刘哲民先生，记忆中这部手稿线装一册，保存完好，令人惊艳。黄先生后来把这部手稿付拍，现在不知归何人所有了。

张菊香、张铁荣先生合编《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1986年1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之一。我1987年4月收到编者赠书，编者送给黄先生的这套应是同时寄我的。

1988年

3月24日：“傍晚陈子善来，畅谈知堂书编辑近况，又说编梁实秋、台静农集种种。”

这一年3月，1949年以后的《知堂集外文》第二种《四九年以后》已经发稿，同年8月岳麓书社初版。所以3月24日访黄先生时，“畅谈知堂书编辑近况”。而在编辑《知堂集外文》工作暂告一段落之后，我又起意编注《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和编选《台静农散文集（1947-1989）》，黄先生听我介绍后，都给予了点拨和鼓励。后来还专门写了《台静农散文》一文推介，认为台静农晚年散文“文字是淡淡的，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披着华丽的外衣，可是像一把吸饱了水的毛巾似的，随手披拂都是浓郁的感情的流溢。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

黄裳

黄裳先生日记摘录到1988年3月告一段落，我的回忆也到此为止。当然，到了1990年代，到了新世纪，我还多次拜访黄先生请益。但从黄先生1980年代的这些日记，或已能清晰地显示他老人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那时的郁达夫研究、周作人研究、台静农研究等学术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这不但可以他十年以后为拙著《生命的记忆》所写的序为证，也可以1980年代这些三言两语的日记为证。而从这些片段日记中，至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

一、黄裳先生晚年常被友人以“沉默的墙”相拟，访客往往与他“相对枯坐，‘恰如一段呆木头’”（黄裳：《跋永玉书一通》）。但以我与黄先生上述交往的亲身经历，或可证明至少在1980年代，只要话题投契，他也会打开话匣子，也会兴致勃勃地聊天，甚至谈到高兴处，也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

二、从黄裳先生这些日记，又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看到像他这样的前辈作家在1980年代的所思所想及所感兴趣者。近年来许多文坛朋友怀念1980年代，有一个重要方面也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我个人记忆里，像黄先生这样的前辈作家在198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创作重焕青春的过程。由于他们的存在，由于他们仍未放下手中的笔，1980年代才显得更加难得，更加丰富多彩。因此，回顾1980年代，评价1980年代的文学，如果忽略或低估黄先生等一大批前辈作家的努力和贡献，那是极不完整的，也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