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欧洲围剿印度：一种始于棉花的战争资本主义

编者按：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史，内容涉及五大洲，将非洲的贩奴贸易和红海贸易联系在了一起，将美国南北战争和印度棉花种植联系在了一起。在贝克特波澜壮阔的巨著中，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奴隶都有自己的角色，贝克特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的命运是如何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塑造我们现在这个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世界的。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学术史很少是为公众写的，而《棉花帝国》超越了这一障碍，不仅可以被学者和学生阅读，也适合普通知识阶层读者阅读。这本书在主题处理上丰富多彩，结构非常优雅，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使用令人印象深刻，内容多样。

17世纪欧洲商人对印度棉纺织生产控制的日益增强，似乎对当时欧洲自己并不特别重要也并不特别活跃的处于起步阶段的棉花产业造成了威胁。英国、法国、荷兰及其他国家制造商如何与印度棉布竞争？印度布料不仅质量更好且更便宜。然而，即使印度出口了更多的棉布，但是看起来欧洲的棉花产业仍然在扩张。讽刺的是，正是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帮助了欧洲棉花产业，因为欧洲人持续不断地从亚洲引进了相关的技术，进口的棉布又开拓出许多新的市场。而且，从长期看，从印度的进口事实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优先考虑。我们将会看到，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崛起为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一批频繁发声的资本家；国家和个体都认为—即便是难以实现—以国内生产的棉布取代从印度进口的棉布是优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保护主义扮演了重要角色，再一次验证了国家对“大分流”的巨大意义。到 17 世纪末，由于棉纺织品进口和国内棉花产业都在扩张，欧洲的毛纺织和亚麻制造商纷纷向政府施压，要求保护他们免于新崛起的棉产品制造商以及来自印度的棉布的竞争。纺织业是欧洲最重要的制造业：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给这个行业带来的混乱似乎威胁了纺织业的利益，并危害了社会稳定。

早在1621年，即东印度公司创立仅20多年后，伦敦的羊毛商人就对持续增长的棉布进口表示抗议。两年后，即1623年，议会就对印度棉纺织品进口问题进行辩论，并称其“有损国家利益”。实际上，反对棉纺织品进口的声浪一直是17和18世纪的英国政坛的常见主题。1678年，一本名为《古老的行业衰落，又得以重建》（The Ancient Trades Decayed, Repaired Again）的小册子警告人们说，羊毛业的“最大障碍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穿着许多外国的商品，却不穿我们自己生产的”。1708 年，《笛福评论》（Defoe’s Review）刊登了一篇犀利的评论，考察了“我国制造业衰败的真正原因”，将其归咎于东印度公司进口越来越多的“轧光印花布和印花纯色布”。其结果是“不仅从普通百姓嘴边抢走面包，东印度贸易还夺走了所有人的工作机会”。通常是羊毛和亚麻制造商反对印度棉布进口，但有时棉产品制造商也参与其中：1779年，出于东印度公司会毁掉他们的行业的担心，印花布从业者给财政部写信抱怨道：“如果不禁止东印度公司扩张他们在东印度的印花布生产，那么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离开这一行业。”

这些反对促成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 的税。1690 年，关税增加了一倍。1701年，议会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只能进口白棉布到英国来进一步加工，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棉布印染业的发展。一项1721年的法令甚至禁止人们穿着用来自印度的白布染成的印花棉布的衣服。最终，售卖印度棉布完全成为非法行为：1772年，伦敦的罗伯特· 加德纳（Robert Gardiner）将公寓租给一名叫布莱尔（W. Blair）的人，此人“将非法物资带入其住宅”，非法物资即印度细平布。后者因此入狱。1774 年，议会又颁布法令要求在英国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在英国纺织而成。只有那些预备再出口的东印度棉布才被允许进入英国。那些不在禁令范围内的印度棉纺织品，诸如纯色细平布和轧光印花布，则被征收很高的关税。最终，这些保护措施并没有帮助到羊毛和亚麻制造业，反而刺激了国内的棉花生产。

与英国类似，法国极力将印度棉纺织品进口定为非法行为。1686 年，在丝绸和毛纺业企业家的压力之下，法国宣布制造、使用和销售棉纺织品为非法行为。在此后的70余年里，法国至少颁布了两项王室敕令和80项枢密院的裁决，试图压制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惩罚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厉，包括监禁，而且从1726年开始甚至会对违规者施以死刑。1755年， 法国又宣布进口印度印花织物为非法行为；1785 年国王再次确认了这一禁令，以保护“国家产业”。两万名警卫负责推行这些法令，发配了多达5万名违法者到法国桨帆船上去服苦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专供几内亚的印度棉纺织品清楚地没有列入长长的取缔清单中，因为这些棉纺织品专用于奴隶贸易。毕竟，只有用印度棉布才能换来奴隶。

其他欧洲国家也跟进。1700年，威尼斯禁止进口印度棉纺织品，佛兰德斯也是如此。在普鲁士，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国王发布敕令，宣布穿着印花或染色的细平布及棉纺织品为非法。1717 年，西 班牙宣布进口印度纺织品为非法。18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ulhamid I）统治时期禁止穿着某些印度服装。

这些政策最初只是为了保护国内的羊毛、亚麻和丝绸等织品的生产者，最后演化为鼓励国内棉纺织品生产的明确计划。1807 年，法国旅行 家弗朗索瓦—沙勿略·勒古·德·弗莱（François-Xavier  Legoux de Flaix） 评论说，“各工业国为了促进国内生产而相继颁布的对印花制品的禁令” 让那些无法与印度织工进行自由竞争的欧洲制造商意识到棉花市场很有前景。国内和出口市场潜力巨大而且极具弹性。而且，就如同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印度生产者进入欧洲纺织品市场，欧洲国家和商人逐渐主导了全球网络，依靠这一网络他们可以占据世界其他地方的棉织物市场。事实上，这些市场为从印度获得的棉布和国内生产者生产的棉布提供了销路。因 此，欧洲人可以在印度增加棉花采购量的同时保护其国内缺乏竞争力的民族产业。这一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战争资本主义使得欧洲人在主导了全球棉花网络的同时，建造了新型的更强大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持续的战争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而拥抱了国内的产业。

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 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印度织物在欧洲和非洲消费者中非常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精美的图案和亮丽的色彩。为了与质量绝佳的印度棉布竞争，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 欧洲制造商搜集和分享了关于印度生产技术的知识。例如，法国棉产品制造商投入了大量精力，通过近距离观察印度的纺织方式，去模仿印度的各项技术。1678 年，为法国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乔治斯·罗克斯（Georges Roques）根据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的观察，撰写了一份关于印度人雕板印 花技术的报告，这份报告很快就被证明非常有价值。40 年后的 1718 年， 特宾神父（Le Père Turpin）也这么做了。1731 年，一名法国东印度公司 船上的少尉乔治·德·博利厄（Georges  de Beaulieu）抵达本地治里，去 调查印度工匠制作细平布的方法。在种种这些努力之下，1743 年，法国 棉产品制造商几乎能仿制一切棉纺织品，但品质最好的除外。尽管欧洲人迅速剽窃印度的技术，但是直到 18 世纪末，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棉布依然首屈一指。勒古·德·弗莱由衷地钦佩印度棉纱和棉布的质量（“其完美 程度远超于我们欧洲所熟悉的”），1807 年，他再度在一份纪要中详细报告了印度纺织技术，以期望法国工匠可以复制这些技术：在诸多建议中， 他建议“法国所有的织梭都应当按照孟加拉使用的模式制作，这样，我们 才能在细平布的织造中达到与印度人一样的水准”。

其他欧洲制造商也纷纷跟进。18 世纪末，丹麦旅行家进入印度以理解和取得印度人的技术。在整个17和18世纪，英国棉布印花商一直在搜集，并运用印度棉布印刷专业知识复制印度图案。《班加罗尔纺织品加工及当地人丝、棉染色流程记录》（Account of the Manufactures carried on at Bangalore, and the Processes employed by the Natives in Dyeing Silk and Cotton）或者类似性质的《给棉纱或布料快速染上牢固的土耳其红，又称亚德里安堡红的真正的东方流程》（The Genuine Oriental Process for giving to Cotton Yarn, or Stuffs, the fast or ingrained Colour, known by the Name of Turkey or Adrianople-Red）这类出版物，见证了欧洲人对这种技 术转移一直都很感兴趣。和几个世纪前纺车和卧式脚踏织布机的情形一 样，从 16 到 18 世纪，亚洲始终是棉纺织技术特别是印染技术的最重要的源头。随着欧洲主导世界棉花网络进程的加快，欧洲人吸收印度技术的步伐也加快了。

在外贸和国内市场中用国产棉布代替印度棉布，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1780 年，格拉斯哥棉花商人强烈要求政府帮助他们打开出口市场，理由是存在“国内消费无法消化的剩余产品：因此拓展更大规模的海外销 售必不可少，唯有如此才能不让机器闲置（否则必然会被丢弃），并维持 受到训练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的生计”。更重要的是，帝国的扩张使得欧洲商人，尤其是英国商人熟悉全球棉花市场。到了1770年，很显然 欧洲的棉纺织品市场已经非常巨大了，但非洲、美洲，当然还有亚洲的市 场更大，任何人如果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来生产棉布以满足这些市场，可谓前景无限。而对于这些市场的弹性以及获利性的了解取决于商人从世界 远距离棉花贸易网络中所获的经验。

事实上，出口市场最终成了欧洲棉纺织制造业者的中心，这些市场最早是通过出口印度纺织品占领的。一封伦敦商务部致孟买商务部的信写道：“就我们的投资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定期卖出数量可观的苏拉特货物，以供应非洲贸易。”由于法国规定进口印度棉布为非法行为，西非人成为法国从本地治里贩运的棉布的主要买家。18 世纪末，正如勒古·德·弗莱所观察到的：“正是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奴隶贸易催生了与印度的商业关系……但一旦安的列斯群岛的殖民地停止奴隶买卖，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棉花商品的数量将越来越少。”

英国制造业者和商人很早就非常依赖本国棉布和印度棉布向非洲市场的出口。1750年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更加明显。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伊尼克里（Josef  E. Inikori）所说，1760 年，英国出口的棉布占生产总量三分之一。18 世纪末，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二。非洲和美洲是最重要的市场。在18世纪中期，英国出口棉布的 94% 进入了非洲和美洲市场。市场的规模之大意味着在那里有竞争力的人可以获得大笔财富。1776 年，亚当·斯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

非洲人喜爱棉布，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棉花产业，也因为他们很早就 接触到印度棉纺织品。起初，欧洲的奴隶商人竭尽所能地按非洲现有的需求类型来提供货物，特别是靛蓝色和白色棉布。1730年左右，东印度 公司指出，印度棉布的短缺使得英国人“开始在英国仿制印度棉布”。欧洲贸易商甚至用印度布的名字来出口这些棉布，因为非洲人更喜欢“印度制造”的棉布。在给贸易局的一份备忘录中，伊莱亚斯· 巴恩斯（Elias Barnes）希望英国织工能够成功地仿制印度棉布。他认为这种棉布的潜在市场很大：“不仅我们领土内能消费这种棉布，而且全世界也会成为我们的消费者。”最晚到1791年，东印度公司的商务部还在要求孟买定期向英国输送棉布，“尤其是满足非洲贸易的需要”。

帝国扩张、奴隶制、土地掠夺—战争资本主义—为欧洲各国国内依然很小且技术落伍的棉纺织业奠定了基础。战争资本主义为棉纺织业提供了活跃的市场，还提供了获得技术以及重要原材料的渠道。战争资本主义也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引擎。利物浦等商业城市主要靠奴隶制而繁荣，后来又成为新兴棉花产业的重要资本来源，利物浦棉花商人可以为制造业者提供更多的货款，让他们来加工棉布。相应地，那些售卖英国生产的棉纱和棉布的伦敦商人则为兰开夏郡的制造业者提供贷款。事实上，随着利润从贸易转到生产制造领域，他们提供了十分重要且非常大量的运营资本，形成了“资金从商业向内的流动”。此外，当商人从远距离贸易中获得了财富后，因为政府越来越依赖从他们身上抽取的税收，他们也可以向政府诉求保护。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战争资本主义还滋养了新兴的次级经济部门，如保险、金融和航运等，这些产业将会在英国纺织业的出现中起到 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它滋养了诸如政府信贷、货币、国防这样的公共机构。这些机构源自战争资本主义的世界，“因为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实践”从出口贸易领域引入到国内经济领域。

本文摘自《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作者: [美]斯文·贝克特，译者: 徐轶杰 / 杨燕，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