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杜伟生：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

杜伟生先生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40多年。他熟悉中国古籍的各种装帧形式，不仅掌握了中国古籍各种装帧形式的修复技术和中国传统字画的装裱技术，能处理在古籍修复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同时他对现代精装书、平装书的装订和修复技术，对欧洲古旧精装书籍的装订和修复技术也比较熟悉。他经手修复的古籍，有南北朝到唐末的敦煌遗书数百件，及宋《文苑英华》、明《永乐大典》和其他一些善本古籍数千册。

近日，杜伟生作客北京大学文研院“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第十三次讲座，以“纸和中国古代书籍”为主题，带我们从材料和工艺过程角度，重新认识整个中国以纸为载体的文明进度体系。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了部分讲座内容以飨读者。

纸发明前的书籍载体

杜伟生首先从纸发明前的书籍载体讲起。这一阶段人们主要在竹简、木简及帛书上书写，简帛书籍是当前已知我国古代正规书籍的最早形态。简册书籍，商周就已经出现。《尚书·多士》篇中曾有西周初年周公告诫殷遗民的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就是用简札编连而成的书籍。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册”字，说明当时就已经有编连成册的书籍了。

简册的编连有先编后写和先写后编两种类型。先编后写的简册大多是一些儒家经传或者典重的官方文书。先写后编的书籍则多见簿记文书。竹简和木简的使用差异，一般字多的时候写在竹简上，如果字比较少，一般写在板牍上。《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所谓的“策”和“方”，如东汉郑玄所说，“策，简也；方，板也”。说的就是竹简和板牍的用法，百字以上的写在竹简上，百字以下写在板牍上。现在“名人手札”“尺牍”的说法都是由此得来。

竹、木简之后帛书出现，有的帛书划有栏线，上下那两条粗的边线，其实就是象征着编连竹简那个线绳。下面那些细的其实象征着竹简之间的缝隙。现在叫行格，实际上这些线都是竹简的遗意。

简策和帛书的装帧形式都是，先将所有书叶连接成一个长条，纸张较厚的就像简策一样直接卷起，纸薄的就模仿帛书加个小棍当轴，然后再卷，也就是所谓的“卷装”。

而以最为大众所知的马王堆帛书为例，杜伟生提及，很多人重视帛书的文字，其实它的装帧形式更有价值。它当时是一叶一叶排起来的，就放在一盒里。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不是卷装了，这是中国古代书籍册叶制度的开始。除了书叶没装订在一起，这部书已经具备了册叶制书籍的所有要素。

纸的发明与装帧方式的发展

“纸是一种平整、均匀的薄片状纤维制品，是书写、印刷的载体。……”在谈及上述现代纸的定义时，杜伟生指出，早些年在定义里还要加“植物纤维”，但随着市场上化纤纸的流传，纸的定义也随之发生变化。也因此，纸是一种与时代关系特别密切的材料。

纸的发明，传统来说，东汉蔡伦总结以往的造纸技术，加以改进，并于元兴元年（105）将其改良方法上奏。皇帝嘉善其能，蔡伦造纸之法乃得推广。从技术史的层面来讲，竹纸即竹纤维（茎秆）造纸技术的发明，才是中国造纸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为后世用木材造纸提供了技术上的准备。

至于竹纸出现的时间，杜伟生根据现存材料指出，竹纸在唐代尚未看到。国家图书馆馆员易晓辉补充了一种说法，根据文献记载有一部分人认为竹纸起源于隋唐。但为什么我们现代看不到竹纸的实物，这其实跟竹纸原材料特性有关，竹子原材料木质素含量较高，不太耐老化。

而为什么不太耐老化的竹纸在宋以后能够保存下来？因为在这个时期纸质技术上有了革新。在宋以前，竹子重要用于生活，还没有登堂入室到文化领域里。到了宋代，竹纸刚好赶上印刷术问世，需要大量的纸张，传统的皮纸等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两种技术互相促进，促进竹纸为大批量生产和保存革新技术。

此外，纸的质量优劣、薄厚，制作是否精良，直接影响书籍的装帧形式和使用寿命。在宋代以前，书籍多用手写，用纸一般都比较厚，大多在0.8-0.13毫米之间，这时的书籍多采用卷装形式。到了宋代，印刷术蓬勃发展，书籍生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时，为了降低书籍的制作成本，书籍用纸比唐代就薄了很多，一般在0.06-0.08毫米，最薄的已经达到0.05毫米左右。

由于书叶较薄，书籍如果还采用卷装的形式，在卷收时就会有一定困难。这样，书籍的装帧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卷装改变为册叶式的蝴蝶装，以后，为适应更薄的书籍用纸，加快书籍的装订速度，包背装，线装等装帧形式逐渐发展起来。

装帧形式之间的联系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有简策、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随着书籍制作材料的变化、制作工艺的发展，书籍装帧形式不断演变，更加有利于人们的阅读和图书的保存保护。在讲到帛书装具的时候，杜伟生提到，中国的书，每种装帧形式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像纸书出现以后，继承了简策、帛书的装帧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卷装”。卷装是中国古代书籍中常见的装帧形式。宋末，为保护书籍和增加书籍的观赏性，出现了在卷装书籍四边接镶绫、绢等丝织品，经过绷平、砑光，然后加装天、地杆的裱件形式。横向展阅的裱件成为“手卷”，竖着悬挂欣赏的，则称为“立轴”或“挂轴”。直到今天，我国书法和绘画作品的装帧，一般还沿用这种形式。

册叶书籍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中国古代书籍中最优代表性的装帧艺术。册页书籍的主要特征是由许多单张书页为单元集合装订成册，也是与舒卷展读的简帛及卷轴书籍截然不同的书籍形态，是我国书籍装帧史上的一次革命。

册叶书籍主要包含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或曰龙鳞装、缝缀装、线装等诸多形态。梵夹装这种形式最早见于以梵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古印度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后，主要流行于隋唐时代的中原地区。梵夹装按顺序将写好文字内容的贝叶叠好，上下分别用一张板夹住，打孔穿绳。另外，梵夹装不是写上去，而是刻上去，用带有针的笔刻上去，刻完之后，沾上红油或黑油涂抹，从笔尖划开的地方渗入，就成了红字或黑字。

经折装是在梵夹装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做法是将写、印好的书叶先粘连在一起成一长条形，再按固定规格左右均匀折叠，然后在首尾两叶纸上各粘上一张厚纸作为书皮。由于佛、道经典多采用这种装帧形式，所以称“经折装”。经折装也是中国古代书籍中比较常见的装订形式，在古装电视剧中经常能够看到。

唐末五代时期还流行一种介于卷轴装和册叶制装帧之间的装帧形式——“旋风装”。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敦煌遗书中的实物来看，将粘连在一起的书叶从卷尾向卷首按一定规格反复折叠，卷首作为底纸稍长，左侧折口集齐并固定，用棍夹住，打眼穿线；或单张双面书写的书叶顺序集齐，放在一张底纸上，左侧直接用线装订；展阅时书叶排列有序，收藏时以集齐的一侧作为轴心卷起。旋风装已基本具备册叶制书籍的一些特征，书籍展阅时可“逐叶翻看”，卷收时“正作旋风叶卷子”，可以说“旋风装”是对卷装书籍的一种改良。

唐代“缝缀装”也曾短暂流行，“缝缀装”的外观接近现在精装书，最大的差别是裸脊。在讲到开现代精装书籍的先河的“缝缀装”书籍的装订技术时，针对现在“精装书是从西方传来”的说法，杜伟生提出一种质疑猜想：其实西方精装书是“缝缀装”从中国，传到中亚，再传到欧洲。依据是西方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装到精装，中间有真空，而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方式，是彼此连贯可依的。

而同现代平装书外观最近接的是“包背装”，最典型的包背装的书就是《四库全书》。包背装的折叶方式和蝴蝶装是相反的，把书叶无字的一面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外，然后装订。外观和现在的平装书完全一样，平装书和包背装古书的区别就是平装书是一张书叶印成两面成为两页，包背装古书是把一张书叶对折成两面，只有这一个区别。

线装的起源很早，唐五代就有了，杜伟生提到，自己在法国看到发藏敦煌遗书里面就有线装的，其定线的方法和今天的线装基本一样。现在线装书一般四眼线，敦煌遗书里的线装是三眼线，就上下各打一个眼，中间打一个眼，用单股麻线缝起来，除了订线眼位的数量以外，其他的和常见的线装书完全一样。

明中叶以后，为适应书籍的频繁翻阅，线装开始盛行。线装和包背装的折叶方式一样，书脊外露，钉眼穿线，装订成册，线装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古书最常见的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出现对中国古代书籍的意义，一是简化了装订工序，而是提高了劳动效率；三为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