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

本文选摘自《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记》，耿朔、仇鹿鸣编，中华书局2019年6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作为以中古史为生业的人，没去过河南，尤其是没去过洛阳，出门都不太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这个遗憾伴随我十余年，终于在2017年夏天得到弥补。

2017年7月我初次踏足河南，初见即结缘甚深。7月初我带领武大历史学院2014级基地班的40余名同学在洛阳实习，驻扎在龙门石窟附近的伊龙庄园，每天早出晚归，挨个去刷洛阳市及周边的重要古迹和博物馆。回家休整几天，又加入到耿朔组织的这次考察之中，从郑州、登封、偃师、巩义到洛阳，一路跑下来又是七八天，基本上整个七月都献给了中原大地。这个月在河南正赶上极热的天气，林晓光兄戏言的“中原包熟区”的确无比对景。至今我仍记得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如何驱赶着一个班的温室花朵们在烈日下毫无遮挡地从阊阖门走向太极殿的场景，当时生怕他们也对我来场“哗变”。第二次来到汉魏洛阳城时，我自己已经被高温和空调交替折腾到腹泻高烧，只能倚着一段复原的城门基址，箕踞在它短短的阴影下，看诸位队友兴奋地奔跑拍照，脸上露出老人般慈祥的笑容。

热，是河南送给我们的见面礼，后来才明白其中或许大有深意。

感受过河洛暑热者，历史上不乏其人，最著名的当数北魏孝文帝的太子元恂。《魏书》中说：“（恂）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一位皇太子竟然因为怕热而公然反抗，后世看来确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学者们研究起来，大多从支持汉化政策与拥护拓跋旧俗的路线斗争上找原因，也有人强调他知悉生母被处死后受到的冲击（潘敦《拓跋鲜卑的转型——内亚因素与祖先传说》，《上海书评》2017年3月8日）。一场重大事变，往往是多重因素交叠而造成的，各种原因分析原不必非此即彼，不过，“深忌河洛暑热”似乎一直是被忽略的那条。踏足历史现场的一大好处，是可以追想历史事件的场景，注意原本不注意的细节，有利于把历史人物从符号还原为人。元恂（早年应该叫拓跋恂）生于太和七年（483），太和十七年11岁时立为太子，这一变故发生在太和二十年（496），那年他14岁。北魏从平城迁往洛阳是在太和十八年至十九年完成的，太和十九年13岁的元恂在洛阳度过了第一个夏天，在太庙举行了冠礼。发生事变这年，是元恂来到洛阳的第二年，事变发生时“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一查帝纪便知，孝文帝巡幸嵩山正是在此年的八月，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刚刚过去，此年七月皇帝还因为“久旱”而祭祀群神，又绝食求雨，可以想见这一年的暑热大概非比寻常。在“地苦寒”的平城长到12岁的元恂，来到洛阳遭遇从未见过的暑热，刚挨过第二个夏天，“体貌肥大”的他便无法忍受了，为了跑回北方，14岁的少年元恂竟亲手杀掉了屡屡劝阻他的高道悦。然而宫廷宿卫的军队很快封锁了宫门，他只能在宫里坐等惩罚，奔北是完全不可能的。看起来，这不像是一次谋划已久的政变，倒有点像热晕了头的青春期少年在烦躁中做出的冲动之举。

另一位难以忍受洛阳暑热的名人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据《旧五代史》，同光三年（925）“酷暑尤甚”，庄宗常择高楼避暑，皆不称旨。宦官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日大明、兴庆两宫，楼观百数，皆雕楹画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庄宗曰：“余富有天下，岂不能办一楼！”即令宫苑使经营之，犹虑（郭）崇韬有所谏止，使谓崇韬曰：“今年恶热，朕顷在河上，五六月中，与贼对垒，行宫卑湿，介马战贼，恒若清凉。今晏然深宫，不耐暑毒，何也？”崇韬奏：“陛下顷在河上，汴寇未平，废寝忘食，心在战阵，祁寒溽暑，不介圣怀。今寇既平，中原无事，纵耳目之玩，不忧战阵，虽层台百尺，广殿九筵，未能忘热于今日也。愿陛下思艰难创业之际，则今日之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但仍旧加以营造。这个故事被记录在郭崇韬的传记中，为表彰他敢于直言进谏。隔了数千年历史烟云的读者，往往对史书中的酷热毫无同感，只有八月在洛阳活动过，才多少对四处找不到高楼避暑的李存勖生出一份同情。那时在城市中避暑的办法是建高楼，大概是高楼上风比较大且湿度较低。李存勖出自沙陀部，生于晋阳（今山西太原），早年也多在山西境内活动，这一点与元恂颇有相似处。看起来，从山西北部来的人更为惧怕河洛的暑热，这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允许开脑洞的话，这其实可以牵扯出一个更大的话题，即所谓的北族征服王朝的统治者们，如何适应中原（对他们而言是南方）气候的问题。热，不仅关乎皇帝本人的舒适，更重要的是，北族王朝军事力量的基础是骑兵，骑兵所需要的战马，无法在酷热的中原大量繁衍，北族王朝定都洛阳，势必使政治中心与军事资源中心发生分离。北魏末年乱事一起，洛阳军事力量的虚弱便暴露无疑，镇压六镇的力量只能依靠来自山西北部的尔朱荣集团，他们又因吸收了六镇残余势力而更加强大。到高欢取代尔朱氏执政后，虽保留洛阳的都城地位，自己却将“霸府”设在晋阳，遥控朝政，这当然是因为晋阳是靠近代北的军事中心。终东魏、北齐之世，不管名义上的都城在洛阳还是邺城，晋阳都是实际的军事和政治中心，皇帝和大臣们往返在晋阳与邺城之间，这算是一种兼顾中原经济、人口、文化资源与北方军事、政治力量的新模式。唐代大部分时期，太原都被设为两京之外的北都，唐以后兴起的北族王朝辽、金、元、清，都实行多都制，且主要以南北方向为主轴。辽朝皇帝春水秋山，四时捺钵，汉地事务委托给南面官处理；元代皇帝到夏天便乘坐象辇走向金莲川了；清代则有承德避暑山庄，被学者称为“内亚之都”。历史到了这一时期，洛阳早已不再是“天下之中”，位于农牧交界线上的北京成为新的统摄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中国”的中心，一个疆域更加广大的中国2.0版诞生了。在这一切变化的背后，北方征服者无法与河洛中原的暑热共存，或许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原因。

明珠易碎

从东汉末年开始，洛阳经历了多次的毁灭与重建。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迫于关东群雄并起的形势，挟持汉献帝西入关中，迁都长安。临去之时，命军队烧洛阳城外百里，又亲自带兵焚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还发掘陵墓，尽取其中珍宝。洛阳经此一场浩劫，几成废墟。六年后的建安元年（196）七月，献帝历经艰难回到洛阳，看到的是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尚书郎以下不得不自出采集野生稻充饥，献帝只能暂时住在故中常侍赵忠宅——想必早已是空宅。献帝仅在洛阳停留了一个多月，八月中就被曹操迎接到了许，洛阳再次被放弃了。曹植的名篇《送应氏》写道：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按通行看法，这首诗写作于建安十六年（211），若果然如此，二十年过去了，洛阳荒芜依旧，整整一代人消失，年龄结构出现断层只剩下近十余年生出的少年。

建安后期曹操已将邺城作为实际首都，他本人因征讨关羽而停驻并病死于洛阳，陵墓却葬于邺城附近，即今河南安阳市北部的曹操高陵，2009年它的发现曾掀起全民考古热潮。不过曹操在建安末年已着手营缮洛阳宫殿，或许是为禅让做准备。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洛阳修建了建始殿，传说就是为了建这个殿而在汉代濯龙祠伐木时，大树出血，预示了曹操的死亡。就在这一年十月，曹丕在许昌附近的繁阳完成了汉魏禅代仪式，十二月即修治洛阳宫，移驾洛阳，正式定都于此。从此洛阳又经历了作为魏、西晋两个王朝首都的辉煌期。有趣的是，西晋时左思在洛阳创作《三都赋》，其中魏都一篇描写的却是曹操时代的邺城，而严格意义上魏都从一开始就在洛阳，何以舍近而求远，甚至不惜犯史实错误？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

由于东汉洛阳城毁坏严重，魏晋洛阳城的建设得以重新规划，从中可以看到很多曹操时期邺城的影响。目睹汉末动乱的曹魏君臣，首先决定在洛阳城西北修建金墉城，它建于紧靠邙山的高地上，可以俯瞰洛阳城，其防御功能或是模仿邺城西北的三台。金墉城在西晋历史上出镜率很高，从晋惠帝即位开始，几乎所有宫廷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包括惠帝本人都曾被囚禁于此。尤其是惠帝的羊皇后，八王之乱中屡遭废立，至少三进三出金墉城，命运跌宕至极，洛阳城破，又落入匈奴刘曜之手，后来竟成为刘曜的皇后。她说：司马家儿是亡国之暗夫，贵为帝王，却让妻子辱于凡庶，自从嫁给刘曜，始知天下有丈夫耳。将来如果拍电视剧《金墉恨》——名字我都想好了，一定要选羊皇后当主角。永嘉之乱中，金墉城长期成为屯兵要塞，称为“洛阳垒”。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一片百废待兴中，最先修缮居住的也是金墉城。

在此之外，邺城宫殿布局中已经出现的单宫制与中轴线设计，也被引入了洛阳。魏明帝时期，在东汉北宫故址上修建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太极殿与阊阖门，两者的连线向南延伸至铜驼街，构成了洛阳城的中轴线，虽然位置上略微偏西。太极与阊阖都是星座之名，用于宫殿是要显示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阊阖门遗址在2001—2002年得到全面发掘，证实了它始建于曹魏又重建于北魏，基本解决了魏晋太极殿位置等聚讼已久的问题。钱国祥先生推测曹魏的太极殿或是在汉代北宫主殿德阳殿或崇德殿基址上重建而成，为最高规格的正殿，其名称被历代所沿用。汉代的南宫在曹魏时并未作为宫殿建设，南北二宫制已被放弃，《水经注》等文献所说的“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不可信从（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魏明帝的大兴土木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当时“百役繁兴，作者数万，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受到高堂隆等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批评。城内的建设之外，明帝还在城南委粟山营建了祭天的圆丘，正处于太极殿—阊阖门—铜驼街的延长线上，作为这一“宇宙中轴线”的终点。在委粟山以东不远处，便是魏明帝长眠的高平陵，很难说其地点选择与委粟山圜丘毫无关联。在明帝死后十年的正月，继任天子曹芳在曹爽兄弟陪同下谒高平陵，71岁已退居二线的司马懿瞅准这个机会奋起一击，用一场政变将天命从曹氏转到司马氏手中。此次考察中，我们探访了禹粟谷堆和发掘中的西朱村大墓，前者是委粟山圜丘，后者被认为是高平陵陪葬墓，它对面的大墓或即是高平陵。委粟山距离阊阖门直线距离约20公里，高平陵更在其东2—3公里，这么长的路程，皇帝车驾来回至少需要四天。四天左右，对于一场政变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间窗口。如果中轴线没有成为都城规划原则，明帝选择的圆丘可能就不是委粟山，高平陵会不会也就不在此地？司马懿是否就永远等不到发动政变的机会？仇鹿鸣的《高平陵之变发微》是不是也不用写了？然而，历史不接受假设。

西晋国祚不长，但王公权贵的骄奢豪贵，却不输于古代任何一个王朝。全国财富向这里汇集，皇家宫殿与苑囿之外，达官贵人也纷纷建起了豪宅与园林，比如后世诗人一直怀念的石崇金谷园。洛阳一时繁华无比，汉末的惨状已如噩梦般随风散去。不料好景不长，八王之乱引起永嘉之乱，316年，刘曜率军攻破了洛阳，免不了又是一顿烧杀抢掠，不过似没有董卓做得彻底。河南地区不管是贵人还是贫民，但有行动能力都拼命向南逃去，这场大移民浪潮就是“永嘉南渡”。此后北中国进入兵戈不息的十六国时期，不仅南方、北方不共戴天，关中、河北也常常处于对立境地，天下之中的洛阳，便成为实实在在的四战之地，前面提到的匈奴君主刘曜便是在洛阳城外与羯人石勒对阵时被生擒。洛阳作为神圣首都的名头还没被遗忘，东西南北的政权总想将它攥在手中，更加重了它的兵燹。石勒、石虎一边把洛阳的钟虡、铜马、铜驼、日晷等搬到河北，窃取神圣旧都的王气，一边又萌生以洛阳为都之意，石虎还曾征发数十万人修缮洛阳宫，最终仍然迫于形势，将都城留在了黄河之北。东晋北伐，第一目标总是洛阳，桓温与刘裕曾短暂收复旧都，这个功勋实在太大了，所谓功高不赏，建此功者除了去当皇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然而缺乏骑兵的南方政权终究不能固守中原，洛阳不久便又落入北方政权之手，沦为一座边地军镇。

493年，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生平第一次来到洛阳，像我们一样挨个考察了魏晋故宫基址，对同行者说：西晋无德，灭亡太快，让洛阳荒毁至此，令人伤怀。随后吟诵起《黍离》之诗，哀感流涕。《黍离》是《诗经•王风》的第一首，据说是东周大夫出差经过宗周镐京，看到宗庙宫室中长满了黍和稷，悲痛难抑而作，吟咏此诗遂成为感叹国家兴亡的标准动作。这位对着宫室地基流泪的年轻人，名叫拓跋宏，在历史上称作北魏孝文帝。这一幕发生时，他身后伫立的是号称“百万”的步骑大军，他们冒着霖雨跋涉了42天，从遥远的平城（今山西大同）来到这里。在洛阳流连凭吊7天后，他命令继续南伐萧齐。随后的一幕连小学生都知道，他的几位大臣在马前拼死进谏，最后皇帝妥协：不南伐，就迁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舞台剧，没有之一，孝文帝和他的几位亲信大臣的演技天衣无缝。孝文帝是洛阳的铁杆粉，在此前一两年中，他费很大力气要把平城建设成一个华夏式都城，或者说山寨版洛阳。明堂、太庙、祭天的南郊，洛阳有什么，平城都得有。出发前的一年，他毁掉平城宫室的主殿太华殿，改建为太极殿。太华殿是他的祖父献文帝时兴建的，刚刚使用了34个年头，而此时距他祖母冯太后去世仅两年。毁了再建，而不是换个牌匾，想必是要从名到实全面洛阳范儿。拓跋皇帝为何如此迷恋洛阳？原因大概是书读多了，从经书读到史书，从西周读到魏晋，很难不相信洛阳是天下之中，洛阳是帝王之都，洛阳是天命在人间的空间展示。当然，迁都还有很多复杂原因，比如桑乾河盆地已达人口上限，平城年年饥荒，难以有更大发展，等等。理想在召唤，现实在驱赶，孝文帝就这样做出了迁都的决定，让荒芜的边城洛阳迅速走向辉煌的顶点。

北魏在关键的几个点——太极殿、阊阖门、铜驼大街、委粟山圜丘、宫城和大城的城墙、城门，大都延用了魏晋旧基，孝文帝的七日考察绝不是浪费民脂民膏。迁都之后的孝文帝，一边监督着造城大业，一边忙着颁布各种诏令，把迁来的人都变成“河南洛阳人”。为了巩固洛阳的前方，孝文帝还亲自率军攻打南阳，最后病逝在一个叫马圈的地方。洛阳的建设成果，要到他的儿子宣武帝和孙子孝明帝时期才能享用了。到北魏后期，洛阳城已是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丝绸之路贸易此时十分活跃，大量来自西域的商胡居住在洛阳城中，用远方难得之货装点北魏贵族的奢靡生活。这一时期佛教尤其兴盛，仅洛阳城内和城郊的佛寺就有1300多座，《洛阳伽蓝记》说：“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洛阳城的天际线已被佛寺宝塔所垄断。皇家寺院永宁寺壮极一时，里面高约140米的永宁寺塔是当时世界最高建筑。菩提达摩从西域来，感叹道：“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永宁）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永宁寺塔基尚存，并且得到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已出版报告。鹿鸣站在塔基上说，当年坐陇海线火车去西安，一觉睡醒正好路过汉魏洛阳城，车窗外看到一片塔基土台，后来明白竟是古代第一高层建筑永宁寺塔。洛阳真是个传承天命的地方。

北魏后期的洛阳城，在魏晋大城之外，又修建了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也是中国古代面积最大的都市。修建了外郭城之后，太极殿—阊阖门—铜驼街一线距离外郭城东西皆为十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轴线（刘涛《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与改建》，《唐都学刊》2016年04期）。2011年起，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魏洛阳故城队对太极殿进行全面勘察和部分发掘，获得了对它更准确的认识。太极殿建于南北长约430米、东西宽约330米的宫院中，在其北部东西并列着三座大型建筑，推定为太极殿和太极西堂、太极东堂。太极殿居中，现存北魏时期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60米，高约2米，台基上有漫道、柱洞等遗迹（刘涛、钱国祥、郭晓涛《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这个100米乘60米的夯土是什么概念呢？明清故宫体量最大的太和殿，长64米，宽37米，位于此夯土台中心的北魏太极殿的结构虽未完全复原，其规模似可与明清太和殿相仿佛。太极殿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7月22日，我们来到汉魏洛阳故城时，郭晓涛老师直接带我们来到太极殿工地，在我看起来浑然一片的黄土上，如数家珍地指点这是早期夯土（曹魏）、这是中期夯土（北魏）、那是晚期夯土（北周）。尽管有人指点，且土上还有划线标记，我还是没法自己分辨，郭老师只好安慰说：“浇水湿了颜色差别就容易看出来了。”像我这样只读文献的历史学者，偶尔利用一下考古报告的平面图，没挖过一锹土，拼过一片陶，真到了工地现场，完全变成了文盲，真该去太极殿做一两个月实习生。郭老师讲解的信息量很大，我现在还留有印象的是，曹魏夯土在中间，北魏夯土围绕它进行了扩建，但曹魏夯土的质量高，北魏时期的夯土显得敷衍潦草。这其实很值得进一步追问。

从太极殿往南走550米，穿过三号宫门（推测为端门）、二号宫门（推测为止车门），才到阊阖门。阊阖门的地位类似北京故宫的午门，有高大的门楼，前方还有一对巨大的阙楼，目前仍留下夯土基址。两阙之前东西向的横街宽40米，为全城最宽的横街，连通东阳门和西阳门，此街将洛阳内城划为南北两半，北半几乎为皇室所专有。横街之南，从双阙中间向南延伸的大路，便是洛阳城最为宽阔的铜驼大街，宽41—42米。因为是皇帝向南出宫的大道，又称为“御道”。铜驼街两侧依次排列着重要官署、太庙、社稷等，留下很多夯土基址。我们这次蜻蜓点水的考察，就走到阊阖门为止。从三号宫门、阊阖门、铜驼街到永宁寺塔基，考古人员采用了一种特别的保护和展示方法，即对遗址覆土保护，再于地表之上进行模拟展示。地表上模拟的仍然只是地基，并未贸然进行建筑复原。在一些关键的遗迹位置，还采取于模拟地基上安装玻璃窗口供人观看的办法。这一套保护方案极具智慧，既保护了珍贵的考古遗迹，又再现了历史的空间场景，而且以一种极具艺术的残缺形式。

北魏洛阳的辉煌也注定短暂，528年，尔朱荣在河阴将洛阳城中的达官显贵肉体消灭了2000人，连太后也被投进了黄河，距离孝文帝迁都才34年。又是一个末世，枭雄并起，代北子孙再次横行中原，怀朔、武川两座小小草原土城出来的人物，竟成为此后百余年历史舞台上最耀眼的主角，拓跋魏南下征服中原的历史似乎又浓缩地重演一遍。永宁寺，这座北魏皇家供养的大寺，选择了与王朝共存亡。《洛阳伽蓝记》写道：

永熙三年（534）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冥晦，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震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

这个场景让人悲从中来。这年七月，北魏孝武帝元修不堪做高欢傀儡，愤然逃离洛阳，逃到关中寻求宇文泰的庇护。高欢失去了挟天子的战略优势，痛定思痛，决定另立一位皇帝，并在当年十月紧急迁都于邺。“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魏书•常景传》）这次搬迁，还把洛阳的宫殿拆毁，将大木巨石等建筑材料也搬到了邺城，这点也被考古证实了，太极殿遗址中有些巨大的方形空洞，据说其中的柱础石就能在邺城找到。三十多年的繁华如同一场大梦，睁眼时洛阳已变成了杨炫之所见的那幅惨状：

至武定五年（547），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洛阳伽蓝记•序》）

悲痛中的杨炫之立志用笔墨复原逝去的都城，写下千古奇作《洛阳伽蓝记》。

祸兮福之所伏，中国人最不缺辩证能力。永宁寺火灾之后三个月，也就是传说中大火终于熄灭的那个月，便有来自东莱郡的人报告：“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洛阳伽蓝记》）海中之塔很快就被认定为是永宁寺塔，博学者解释说：“永宁见灾，魏不宁矣，飞入东海，渤海应矣。”（《北齐书•神武帝纪》）自号渤海高氏又被封为渤海王的高欢听到这里，颔首露出神秘的笑容。传承天命的，从来都是传国玉玺、祥瑞图谶还有洛阳城本身，如今佛塔竟然也具备了这一功能，十六国北朝以来，佛教逐渐参与到王权的塑造中，已从潜流变成洪波。一百五十年后，武则天将洛阳改建成转轮王“神都”的创举，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伏笔。

去年高烧的我靠在阊阖门复原基址的短垣之下时，不会想到一年后还在熬夜写这篇“游记”，我也不能骗读者说当时我恍惚看到了太极殿里的北魏皇帝，或者在铜驼街上耀武扬威的尔朱荣。那时我只想同伴们快点拍完照片，好去城里找个舒服的地方躺下，那份疲惫，一如今夜。原本计划写完隋唐，完成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然而隋炀帝、武则天，大运河、转轮王……故事太多，还是留待更适合的人去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