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地理学人︱刘恩兰：追求独立的新女性

在民国地理学界，女性学者屈指可数。目前所知，中国第一位地理学女硕士是黄玉蓉，第一位地理学女博士则是刘恩兰。两位开风气之先的女性均出自教会大学。就家庭背景而言，前者来自官宦之家，后者则是基督之家，这也正符合教会大学的生源模式。

黄玉蓉生卒年不详，祖籍广东蕉岭，为北洋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之女。黄玉蓉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地学系，在老师巴尔博的推荐下进入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系，并于1928年获得硕士学位。这是中国的第一位地理学女硕士，随后黄玉蓉被邀请至燕京大学地理地质系担任助教，后又辗转清华大学地理系和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

1928年当黄玉蓉硕士毕业离开克拉克之后，另一位来自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又计划进入克拉克大学地理系，她就是刘恩兰。刘恩兰目前的公开资料，味同八股，掩盖了她如同金陵女子大学校训一样的“厚生”（abundant life）。

刘恩兰祖籍山东安丘县石山子村，1905年出生在山东潍县，兄妹八人，刘恩兰因是女孩，出生便被守旧的祖父歧视，他不让女孩上炕，把她放在干草地上。八岁那年，家中吃西瓜，祖父给孙子吃瓜瓤，只给孙女吃瓜尾巴。已有性别意识的刘恩兰，年少气盛，将瓜尾巴摔碎在地，发誓再不吃西瓜。作为对女性歧视的抗争，刘恩兰此后数十年都没吃过西瓜，直到1943年在川西考察时，因为野外断炊数天，才吃了八岁以来的第一块西瓜。

倔强的刘恩兰幸运地有一对开明的基督徒父母。刘恩兰出生的潍县，自清末以来便是北美基督长老会的传教重镇。刘恩兰的父亲刘光照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出身贫寒，被传教士收留上学，广文大学毕业后，曾任潍县天文台台长。刘恩兰出生在兰花盛开的季节，父亲感恩上帝赐他千金，于是命名为恩兰。在父母教育下，刘恩兰摆脱传统私塾体系，自幼学习数学天文英语等，十四岁被送到南京的教会中学，1925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是1915年由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刘恩兰从一个山东腹地的村姑变成中国女子大学的精英，与官宦出身的黄玉蓉殊途同归，不得不说是多拜教会所赐。如果没有基督教会，在祖父的家长制主导下，刘恩兰注定埋没于鲁中乡村。

刘恩兰毕业之后担任金陵女大附属中学的主任，1929年在金陵女大的资助下，前往美国克拉克大学地理系攻读硕士，师从美国著名气候学家查尔斯·布鲁克斯 (Charles F. Brooks) ，期间，刘恩兰还曾到芝加哥大学地理系进修一学期。而此时，美国地理名家葛德石也在克拉克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同窗。刘恩兰的硕士论文为《气候：中国的一个独裁者》 (Climate: A Dictator of China) 。在长达183页的论文中，她分别论述了气候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中国气候的分区，及对农业和人类生活的影响，开启了她的农业气象研究之路。

1931年刘恩兰毕业归国，为开阔视野，她从美国波士顿启程，横渡大西洋，周游欧洲，穿越苏联，经满洲里回国，前后参观三大洲十二国。返回南京后，刘恩兰担任金陵女子大学地理学教授，讲授地理、地质和气象学课程，并于1933年创办地理系，成为金陵女子大学的十六个系之一，也是当时中国教会大学中唯一的地理系。1934年，刘恩兰与竺可桢等创立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气象学会，成为民国地理学南派的重要人物。刘恩兰在研究上以自然地理为主，兼顾人文，曾在克拉克大学主办的《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上发表关于浙江舟山普陀岛的文章。

平静的学术环境很快因抗战而打破，江南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刘恩兰与金陵女子大学在南京坚持到最后一刻，她整理搬迁地理系的书籍和仪器，并在武汉组织战地救护队，直到1938年初才随学校撤到成都。安顿地理系之后，刘恩兰应校长吴贻芳的建议，再次计划留学深造，并为此参加1938年的中英庚款留学考试，与徐近之同届，但刘未考中，所幸得到牛津大学资助到英国留学。

1938年刘恩兰赴英国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攻读自然地理学，并于1940年获得博士，论文是《中国的降水波动：性质、原因和影响》（Rainfall variations in China: Their Nature, Causes and Effect），成为中国的首位地理学女博士。期间，刘恩兰在牛津大学的导师伯克斯顿（L. H. D. Buxton，1889-1939）不幸英年病逝，改由利物浦大学的罗士培代为指导。刘恩兰是民国地理学界极少数在美国和英国都受到专业训练，集英美两国地理学传统于一身的学者。同时，刘恩兰与国际上的两大中国地理名家均有联系，她与罗士培有师生之缘，与葛德石则有同窗之缘。

刘恩兰在英国牛津读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受命帮助盟军测量英吉利海峡。在英国军方的支持下，刘恩兰乘小型潜艇考察测量海流湍急、水下地形异常复杂的英吉利海峡，取得大量科学资料，为盟军登陆提供帮助。这是刘恩兰与海洋联系的开始，却阴差阳错地成为她将来在中共政权下安身立命的基础。

1941年刘恩兰回到硝烟弥漫的故国，担任金陵女子大学地理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独力撑起地理系，编写讲义，培养出以地图学史家曹婉如为代表的女性地理学者。抗战期间，金陵女子大学与华西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基督五校在成都华西坝创立边疆服务部，研究边疆社会，服务边区民众。刘恩兰每年暑假都组织川西考察团，进行野外考察和研究。1942年夏，刘恩兰率领地质组一行五人，历尽艰险，考察川西岷江上游的羌藏聚居区，对大渡河与岷江间的嘉戎羌等边民的人地关系有了深入了解，并发表《理番县之水土保持问题》，《四川盆地之形成及历史》以及《川西之高山聚落》等论文和游记。而刘恩兰对于川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研究，一直持续到1950年。

1946年夏，刘恩兰被美国国务院邀请至美国讲学，并在新墨西哥和亚里桑那州考察印第安人，以便与中国川西少数民族做对比研究。可是10月，她不幸在纽约归途中遭遇车祸，伤及手腿和眼睛，入院一周尚不省人事，前后共住院四个月，留下严重的后遗症。1947年3月，在美国访问的竺可桢在克拉克大学见到刘恩兰，她眼睛尚不能看书，直到1947年春康复之后才回国。

1948年底的南京，大战在即，难民蜂拥，对刘恩兰而言，似乎又轮回到1937年的沦陷情形。她与葛德石数次通信谈论时局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金陵女子大学或迁或留，尚未确定，三分之一的学生已经离去。而经济则更加惨淡，通货膨胀，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社会混乱。但刘恩兰表示无论发生何事，她都会坚守南京，因为她相信成事在天，谋事在人（Do what one can and leave the rest to God）。可见，基督信仰对刘恩兰的影响。正当刘恩兰迷茫之际，她的助教却坚定地走向另一条道路。刘的一位白姓助教加入中共地下党，利用助教之便，将金陵女子大学地理系办公室和实验室的物资清楚登记并按时交给了中共。

1950年夏天，刘恩兰被水利部借调勘察永定河上游，参加永定河水土保持设计，及淮河水坝的坝底和溢洪道地质研究。而随之而来的“抗美援朝”把对美国地理学的学术批判推向高潮。1951年1月，中国地理学会南京分会在任美锷的主持下，由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旭旦做《美帝侵略的地理思想》报告，清算美帝侵略的地理思想，吴传钧、刘恩兰等先后发言。代表之中，刘恩兰是唯一留过美的，但其发言最短，她指出要彻底清算美帝的侵略思想，应该加强学习，多多从事自我检讨，根除自己思想意识中所受影响。

1951年9月，刘恩兰拜别金陵女子大学，远调东北师范大学，组建地理系，从温润的江南到苦寒的关外，开设气象和经济地理。而刘恩兰半生所系的金陵女子大学此时仅有二百名学生，五十名教师，全靠美国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及教会捐款，前途黯淡，随后被金陵大学合并，一年后又被一并撤销。刘恩兰及其创建的地理系从此开始在地理学界隐退。

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红色地理学家意在重整地理学，刘恩兰因两年前在《地理学报》发表“四川理番高地四土之社会经济”的文章，被《人民日报》旧事重提，点名批评，指出此文不仅充满大汉族主义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而且所描写的完全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情况。刘恩兰被迫做出自我检讨，与过去切割，但检讨被认为是初步的、不深刻的，采取应付敷衍的态度。

1954年9月，刘恩兰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任教，完全离开自己熟悉的农业气象，在知天命之年，改行从事海洋学研究。不过，刘恩兰能进入国防系统，至少证明在政治上是受信任的，因此，1955年肃反运动时，有人怀疑留学英美的她是西方间谍；1957年鸣放期间，她批评学院的宗派主义，都能全身而退，没有被划为右派。1960年更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连任数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1年刘恩兰调入海军海洋研究所。“文革”期间，她首当其冲。1969年曾有调查组专门去找顾颉刚了解刘恩兰在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学会的事。出身教会大学，留学欧美的刘恩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定了十大罪状，但一生倔强的她从不认罪，在批斗会上也从不低头。作为惩罚，造反派让她顶着烈日拔草，而且据说为了折磨她，不让她吃平日最爱吃的豆腐乳。

刘恩兰出身基督之家，毕业于基督学校，执教基督大学。1949年之后，宗教不容于政治，因此，刘恩兰刻意淡化自己的宗教信仰。1975年，刘在南京与一位三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一起吃饭，饭前信教的朋友要她向耶稣祷告，她拒绝并说：“我不怕下地狱，也不想上天堂。” 如果说刘恩兰的研究和信仰都因政治而变，但她对女性独立的追求历经革命运动而未改。

刘恩兰一生未婚，据1947年的调查，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中未婚者占48.4%。偶像校长吴贻芳也是终身未婚，刘恩兰为个人自由和地理学术恪守独身主义，是以地理代替终身。刘恩兰淡化女性色彩，她不爱红妆，也不会做饭，同时，以职业代替家庭，如同男人一样工作，从未示弱，维持女性的独立。民国精英女性变成革命的“铁娘子”，暗合了中共将妇女塑造为半边天的内在逻辑，对刘恩兰起到一定政治保护作用。

如果说刘恩兰生活中还保留一点女性色彩的话，那就是喜欢收集手帕，这是她为数不多的业余爱好之一。当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时，刘恩兰曾带回四块二尺见方的大手帕，因为上面印着中国分省地图。此后，每到一处她就买一块手帕作为纪念，集腋成裘，竟收集了一整皮箱。“文革”期间，造反派将她收藏的全部手帕，搜查出来作为罪证展览，在山东海洋学院的大礼堂，对角线拉两条铁丝，都没有全部挂完。

1978年刘恩兰调入国家海洋局。中美建交不久，她重续与美国的联系，不过只是为了将她1946年在美国讲学的酬金取回，作为中国海洋学的科学基金。刘晚年曾说：“我的老家在齐鲁海滨，自幼喜欢大海，后半辈子更是和大海结下不解之缘，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我永远是海的女儿。”其实，刘的家乡与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她半生所受训练都与大海无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她是一位地理学家，而非半路出家的“海的女儿”，不知一生追求女性独立的刘恩兰是否接受这个推断。

参考资料：

Matilda Calder Thurston Paper, the Burke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Dr. Wallance W. Atwood Papers, Clark University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

Liu En-lan, Climate: A Dictator of China, Thesis (M.A)-Clark University, 1931.

Liu En-lan, Rainfall variations in China: Their nature, causes and effect, Thesis (Ph.D.)-St. Hilda’s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1940.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

《竺可桢全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5年-2007年。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

《地理知识》，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