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成一农：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和“疆域观”

2019年5月29日，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成一农教授做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和‘疆域观’及其转型——跳出现代语意陷阱，回归‘中国’话语”的讲座，从古人的天下观、中国古代“天下观”和“疆域观”的转型以及跳出现代语意陷阱，回归“中国”话语这三点出发，分享了自己对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和“疆域观”及其转型的一些思考。讲座由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晏昌贵教授担任学术主持，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第三会议室举行。

成一农教授从“空间秩序”、“领土”和“疆域”的概念出发，提出空间秩序是构建的。他具体以现代世界地图中，中国版图在世界地图中的位置为例，来阐释空间秩序是如何被构建的。并进一步提出学术认知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化，学术认知所关注的重点，解释的方式都会随之变化。所以空间秩序的构建也会随着时代而变化。接下来他对于“领土”和“疆域”两个概念进行了反思，一般认为疆域，就是一个国家或政权实体的境界所达到的范围，而领土则是指在一国主权之下的区域，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领土是以明确的主权为根据的，但疆域所指的疆界就不一定有非常完全的主权归属。不过遗憾的是现在很多著作都看不到两者随着历史的演进在概念上的明确的变化。

在厘清这些基本概念之后，成一农教授重点谈了三个问题，分别是古人的天下观、中国古代“天下观”和“疆域观”的转型以及跳出现代语意陷阱，回归“中国”话语。

一、中国古人的“天下观”

中国古人的“天下观”的主要内容是怎样的？成一农教授引用唐晓峰教授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一书中所描述内容并加以阐发认为，在周朝及其之后的“天下观”中，世界是由“华”和“夷”两部分构成的，其中“华”无论在文化、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是“天下主”，或者这个世界是围绕“华”展开的。

这种对于“天下”的认知投射到地理空间，古人认为“华”应当占据着《禹贡》中记载的“九州”之地，且由于这里是“诸夏”所在，因此可以称为“中国”（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而“九州”的具体地理空间，在《禹贡》中有着记载，但由于构成其边界的一些地理要素在历代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实际上也就无法确定“九州”明确的空间范围。但其大致的空间范围却是可以确定的，即大致相当于明代两京十三省或者清代十八省的范围，对此，现存宋代之后大量《禹贡》图有着与此大致相近的地理范围也证明了这一点，且所有这些地图都没有绘制明确的界线。不过虽然“华”“夷”两分，以“华”为主导，但两者结合才能构成“天下”。

那么，古人的这种“天下观”又是怎样实践的呢？成一农教授分别从中国古代正史地理志和官修地理志入手加以解释。他提出《地理志》记载的基本是某一时期王朝直接控制的土地，其中即包括华，也包括夷，可以理解为是某种“写实”。而在正史的列传部分则包括了不完全受其直接控制，甚至只是有着或者曾经有着朝贡往来的“夷”，从这一点来看，这显示了后朝所追溯的前朝的“天下”。官修的地理志又是另外一个面貌，在《太平寰宇记》 《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中，除了王朝直接管辖的土地之外，或多或少都包含了不属于其直辖的“夷”，并包含了有着朝贡关系的“夷”。由此，它们实际上表现的是“天下”。当然由于对“夷”的轻视，因此无论是正史还是官修地理志中对于它们的记载都很简略。

通过上述的分析，成一农教授对古人的“天下观”总结道，在中国“华夷”构成的“天下观”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之下，古人的“疆域观”实际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囊括“华夷”的“普天之下”。第三个层次是“九州”、“中国”，“九州”、“中国”是“中国主”所应当直接领有的，而这是王朝成为正统，由此可以号令华夷的基础条件之一。此外，在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实际的第二层次，即王朝实际控制的地理空间，且受到第三个层次的影响，王朝应当占具有“华”地，然后通常还占有一些“夷”地，或者与周边某些“夷”地存在明确的藩属关系，由此某些时候，王朝也往往可以将其自己称为“中国”，由此“中国”一词的空间范围也就超出了“华”和“九州”。在这一语境下的“中国”实际上是“华”的“中国”的扩展。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一“天下观”下，由于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观念，因此更没有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疆域”的概念。

但以往的很多研究往往意图使用现代意义的“疆域”的概念来解读或者理解这种“天下观”下各朝对于土地的控制，以至于产生一些内在矛盾，即在这一“天下观”下，不仅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观念，也没有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疆域”的概念，那么从现代意义的“疆域”去解读和理解这种“天下观”下各朝对于土地的控制显然是不可行的。不过因为都使用了“国”、“疆域”、“界”等术语，这种字面上的统一性使这种内在矛盾被很好的掩盖了起来。

二、中国古代“天下观”和“疆域观”的转型

成一农首先回顾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以往关于中国古代“天下观”和“疆域观”的转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转型发生在宋代，如葛兆光认为，“具有边界即有着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从宋代以后……已经渐渐形成”，“在宋元易代之际，知识分子中‘遗民’群体的出现和‘道统’意识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二是认为《尼布楚条约》中使用的“中国”已经具有了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

成一农教授则认为转型应当是在清朝后期，甚至晚至19世纪最后二十年及20世纪初。他认为清代后期中国与欧洲列强的冲突可以看成是两种“天下观”和“疆域观”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处于上升期的欧洲列强，战胜了已经过了王朝强盛期，制度日趋僵化、日益缺乏开放性和进取心的清朝，由此在对撞中，“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的崩溃也是必然。但由于这种“天下观”深入“中国”文化的骨髓，且在这种“天下观”中“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在受到如此冲击之下，依然花费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将这种“天下观”抛弃，传统的“疆域观”也随之消逝。

这种转型发生之后，当时清朝实际控制的土地也就成为主权国家的疆域，因此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中国的疆域是这一时期才形成的，因此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的疆域。

三、跳出现代语意陷阱，回归“中国”话语

成一农教授强调目前“天下观”和“疆域观”研究中的很多术语都是外来的，如国家、疆域、国界等等。虽然中国古代已有相关词汇，但我们研究中所使用的这些术语却是在近代被用来翻译西方术语的。简言之，就是用中国古代的词汇表达着西方现代国家有关的概念。这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并无不妥，但如果运用到研究中则会带来的混乱，即我们在古代研究中使用这些术语，会让我们自己和读者误认为这些词汇表达的现代涵义在古代也是存在的。

他认为中国古代有国，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古代有疆域，但没有现代意义的疆域，只有在抛弃这些概念的情况下，基于传统中国使用语境中的概念才能理解古人的“天下观”和“疆域观”，而这种“天下观”和“疆域观”在近代与西方建立的国际关系碰撞之后，业已逐渐瓦解，由此也在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的疆域”。并强调在历史叙述中，则应当跳出现代语意的陷阱，回归“中国”话语，即在近代之前，只有“天下”、“华夷”、“中国”，并用这些术语对王朝的地理空间结构进行叙事。

成一农教授认为近代以来，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甚至民众都自觉不自觉的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概念以及叙事方式来重新构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历史。由于上文提及的翻译的缘故，用来构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历史的词汇使用的是“中国”的传统词汇，虽然在概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种词汇上的一致性，将这种重新构建的历史与原有的历史叙事的差异性掩盖了起来。这样构建的历史实际上构建的是欧洲现代历史学叙事下的“中国”历史，其不仅抹杀了中国原有的历史叙事方式，而且那些无法被纳入到这一叙事方式中的“历史”或者被抹杀或者被曲解。

在阐明讲座要点后，成一农教授提到在研究中就本题目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四个问题即：《禹贡》所描绘的“九州”如何与“中国”、“华”对应起来的，并且如何以及具体在哪个时代被确立为经典地位；清末现代意义的“国家”、“疆域”概念的萌发及其过程；古人对于“九州”、“中国”范围内“蛮夷”以及他们所占据的地理空间的定位和认知；结合“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疆域”、“国（家）”等概念进行讨论。

在讲座的最后，成一农教授强调将现代概念套用到古代需要特别注意，古代是否存在与现代概念完全对应的对象？可以在古代找到完全符合现代概念的对象，那么基于这些概念得出的认知，也是我们今天人的认识，而不是古人的认识，因此不能由此将我们今人基于这样的认识得出的结论，强加给古人。最后，如果可以将我们今人基于这样的认识得出的结论强加给古人的话，那么现实世界将变得毫无秩序可言。

（文稿经主讲人授权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