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比较视野中的欧洲“奇迹”

本文选摘自《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与诠释》，严鹏 陈文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全球史研究离不开比较。事实上，即使那些不具备全球史要素的宏大研究，在探讨诸如工业革命的起源这类问题时，也常常进行不同文明或国家间的比较。

威廉·麦克尼尔并非西方中心论者，但他最初的全球史著作以《西方的兴起》为名，已经表明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世界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客观存在的。毕竟，近代世界历史的主线，是以西欧为核心的西方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最终在19世纪末建立起了由西方列强支配全球的世界体系，而这些变化并没有发生于同时期的东方。工业革命是西方这一系列变化中的重要一环，真正奠定了西方列强支配世界体系的物质基础。西方世界的这种优势，对比同时代的其它文明，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用“兴起”一词来描述，十分贴切。当然，麦克尼尔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个历史事实，至于有些作者使用“兴起”或类似的词语，也可能包含了更多的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

埃里克·琼斯使用奇迹（miracle）一词作书名，其观点则更为鲜明了。琼斯的《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最初的写作计划起始于1972年，到1979年正式动笔，1981年正式出版。他的基本观点以及研究目标是：“欧洲作为一个创新的、分权的但却稳定的体系，实属异类。我们的目的一直是设法了解，到底是什么促进了欧洲长期的经济变化，以及是什么阻碍了在亚洲那些富有成效的、最初前景光明的土地上的变化。”当然，工业革命是欧洲和亚洲之间巨大的分水岭，但琼斯认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找到一个特定的引发工业化的触发器，工业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风雨，而是一个深深扎根于过去的增长。要论述工业化的肇始，我们就必须撰写国家的和区域的经济史，必须讨论在农业部门内部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以及紧随其后的在工场手工业部门内部工厂工业的兴起。这不是当前的目的，当前的目的是要处理背景情况，处理环境和政治行动对市场体系的起源和传播的影响。工业化最早出现在不仅产品而且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中。”这段话表明，琼斯对于工业革命是持渐进演变观的，而且持有与原始工业化理论接近的观点。不过，《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要探讨的并非工业革命，而是工业革命的背景因素。

从核心论点看，琼斯最重视的是环境与生态因素。这里的基本思路是人口密度与资源总量的比率，用琼斯的话说：“欧洲持久地保持其人口增长稍低于其最大值，并留出土地用作畜牧业和林地，从而保持他们的消费水平稍高于亚洲。”这被认为是欧洲独特的优势。琼斯从各个角度论证了这一优势。例如，从技术角度看，琼斯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膳食标准、可用的无生命能源、人居环境、技术诀窍、资本存量和政治群体规模的缓慢改进，“无论是人口压力还是黑死病，均未能摧毁中世纪鼎盛期在技术知识或固定资本存量方面的收益”。从资源角度看，欧洲在1500年的1亿人口占据了37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但通过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发现，在他们面前敞开了一片防卫能力低下、总面积约2000万平方英里、一般而言相当富饶的海外领土”，这意味着“实际人地比率的改变”。琼斯打趣地说：“过去所发生的是，欧洲人发现了一笔前所未有的生态横财。”而从经济本身的角度看，琼斯认为，由于欧洲的君主们“认识到了在贸易方面约束随意行为的好处”，形成了一种“有利的政治环境”，而在此环境下，“市场的扩张导致了专业化”。此外，欧洲的政治分裂也成为一种优势：“一个垄断了统治手段且不受更先进的邻国威胁的大帝国，是没有什么动力去采取新的方法的。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则是强敌环伺。如果一国政府马马虎虎、不勤于政事，就会损害它自己的声誉，危及军事安全。”换言之，“诸国体系是预防经济和技术停滞的一个保证”。于是，由内到外，从经济到政治，琼斯检索了欧洲在工业革命前所具有的各种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构成了欧洲“奇迹”的基础。

接下来，琼斯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他看来，比较是一种必要的研究方法：“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这对于评估欧洲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在对欧洲历史文献鉴别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推测就是信马由缰、不受控制的。”主要的比较对象是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印度次大陆的莫卧儿帝国，以及中国的明清两朝。仅以中国为例，可以看到琼斯的思路，是将欧洲的各种优势，放到明清两朝的历史中审视，分析中国有无等同优势。结论自然是否定的。例如，琼斯认为，中国的生态开拓，“在最初因原始森林的腐殖质而使产量激增之后，把人均产出拉回到了原来省吃俭用时的水平。农民把自己的精力从较高的消费甚至反抗转移到开垦新土地和养儿育女上”。具体的说，“早期的南方森林地带的机会使中国人的进取心偏离了宋代的技术革命，把明朝和清朝置于静态扩张的轨道上。但是最终，保护一个保守的能迎合中国文化人的儒家思想，使满族人看不到进行系统性改变的需要”。如果说，琼斯笔下的欧洲奇迹是生态资源与适宜的政治体系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在他看来，中国的明清两代无论在资源上还是政治上，均问题重重，无法实现突破。

当然，无法突破的不仅是中国。琼斯测算了1500年和1800年欧亚大陆各主要体系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发现欧洲及其海外属地1500年的指数为8，1800年为3；印度1500年为23，到1800年增至42；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1500年为8，与欧洲持平，但1800年亦增至12；中国则由1500年的25暴涨至1800年的80，最为惊人。于是，琼斯得出的结论是“前殖民地时期的亚洲正步入一条人口绝路”。在此基础上，欧洲独特的政治体系锦上添花：“欧洲的国王们从未如他们希望的那样独断专行。分散于大领主中间的权力是对他们的一种抑制，日益增加的市场力量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为了取得定期税收，他们不得不鼓励市场发展。这限制了国王们的恣意妄为，而且限制其手下贵族的这种行为也符合他们的利益。”一个欧亚大陆大分化的故事，至此圆满结束，接下来的工业革命不过水到渠成。

尽管琼斯处理了多种变量，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尤其是人口与资源的比率无疑占据核心地位，而且，由于诺斯等学者早已揭示过欧洲制度的独特性，琼斯的理论最具创新性的部分也就是生态环境变量了。然而，《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大尺度比较的视野，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该书所进行的历史比较分析均极为宏大。由于工业革命的起源或工业革命的背景这类历史问题本身也是宏大的议题，故琼斯的著作在相关研究领域内非常具有吸引力，且颇能满足读者的兴趣。不过，毫无意外的是，琼斯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二手资料，这并不符合历史学传统上的规范要求，由此带来的更大的问题是，二手资料即他人研究著述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琼斯本人的研究成果的质量。然而，对于如此大尺度的比较研究，也几乎很难避免大规模利用二手资料了。在历史学日益专业化的今天，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综合，是以全球为视野的比较研究的基本特征。

有意思的是，2010年，琼斯出版了一本专著《定位工业革命：促因与响应》（Locat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ucement and Response）专门分析英格兰内部的经济分化，与《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在研究对象的规模上大异其趣。工业革命兴起于英格兰北部，但恰如琼斯所言，英格兰的南北分化值得探究：“南方分享经典工业革命（the classic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失败，以及它事实上的去工业化，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该地区曾是古老的工业核心区，并且享有文化与法律等方面的国家正统。”与之相比，北方的崛起令人震惊。以兰开夏为例，该地1700年时还是英格兰最穷的地区之一，到1800年却成为了英格兰第三富裕的地区。琼斯认为，英格兰南北分化的原因在于农业的不对称性发展，南方的农业比北方更早得到更广泛的改进。在温暖的南方，环境的改善面临更低的成本。并非所有的南方地主都有兴趣致力于农业，但确实有一些地主和他们的佃户投身于此。他们引进了高产的作物并进行轮作。在英格兰南方尤其是低地，投资被吸引到农业部门，因为需求在增长，而生产和出售食品的成本比北方低。因此，由持续的农业改进导致的比较优势的缓慢改变，使英格兰南方地区转向农业生产，与此同时，资本从南方的制造业退出。北方的农民此前利用部分时间从事纺织业或其它小手工业，后来则干脆放弃耕地，迈向全面的工厂工业化。利用经济学最基本的比较优势原理，琼斯解释了英格兰南北方经济的分化，也顺带解释了工业革命的起因。与《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相仿的是，《定位工业革命：促因与响应》仍然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尽管两本书所比较的对象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同时，琼斯在解释英格兰南方发展农业所具有的优势时，还是强调了环境与生态因素。就此而论，琼斯在两本“大”“小”不同的书中，贯彻了相同的研究理路。进一步说，《定位工业革命：促因与响应》虽然聚焦于更小的地理单位，却并未展现细致的分析与论证，相反，该书不断自问自答，或明或暗地回应着全球经济分化的宏大问题。这似乎表明，全球史研究不一定必须选择规模庞大的研究对象，某些微小的案例同样可以折射出宏大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