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与现实

一提起拉丁美洲，体育迷们会首先想起足球和桑巴，文艺青年的脑海中则会浮现出《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首名曲。歌曲的主人公艾娃·庇隆（Eva Peron）不仅在艺术世界留下了永恒的痕迹，更是在阿根廷和整个拉美的政治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时至今日，她都是拉美民众主义(Populismo)领导人中最有魅力的代表人物，拥趸无数。对拉美民众主义的讨论始终为国内外学者所热衷，民众主义对拉美这块充满迷幻现实主义的大地究竟是福是祸？它的兴起、发展对拉丁美洲的过去和未来都产生了或仍将带来什么影响？拉美的民众主义发展与世界形势的联系在哪里？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探讨这个话题，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拉美研究中心特别邀请了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CONICET)及国立基尔梅斯大学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拉美社会史教授马丁·伯格尔(Martín Bergel)莅临上大，于2019年5月14、17、21日带来了系列讲座“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

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

首先是对“民众主义”概念的探讨。对于“Populismo(英文Populism)”究竟应该翻译成充满拉美特色的中性词汇“民众主义”还是世界通用的带有贬义色彩的“民粹主义”，国内拉美研究者迄今尚存争议。伯格尔教授认为民众主义在拉丁美洲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词汇。广义上民众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可以将其设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即拉美民众主义具有跨越阶级、民族主义、二分对立、重视意识形态等共同特点，其最主要的积极意义是成功地使更多的人民大众融入了社会，获得了社会权利。然而民众主义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反智主义，无视知识分子的声音，在遭受保守派和自由派抨击的同时分裂了社会。

民众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国家经济上依靠初级产品参与全球自由贸易，政治上普遍由寡头精英集团所统治，虽然存在名义上的民主选举，但对选举人财产、性别等诸多严格的要求使得真正能够参与到政治的人口比例少之又少。1919年结束的世界大战带来了世界秩序的改变，美国开始逐步取代英国在拉美经济中的统治性地位，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工业的发展也逐步改变了寡头统治的经济基础。墨西哥革命和以普选为奋斗目标的阿根廷激进党政权都标志着寡头统治的瓦解。192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所有拉美国家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原有的经济框架难以维持，民众的不满达到了顶峰，追求社会公平的浪潮此起彼伏。伴随着移民和城市化而崛起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拉美各国接连发生巨变。

拉美的民众主义产生于左派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与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不同，民众主义具有拉美特有的内生性，源于其自身长期的发展。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相通性，各种思想风潮在拉美各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传播速度很快。比如影响深远的1918年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改革运动就通过学生串联等方式改变了整个拉美的大学体制，形成了教师、教工、学生三方治校的鼎足局面。风潮传到秘鲁，就读于利马圣马科斯国立大学的阿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借势在工人区建立了跨越种族限制的大学，成功地动员起了多个阶层的政治热情。在因言获罪被迫流亡的8年中，他先后游历了诸多拉美及欧洲国家，并于1924年在墨西哥建立了拉美最早的民众主义政党APRA党（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阿普拉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并在各地建立了APRA小组。1926年德拉托雷发表了《什么是APRA》的宣言，明确提出了APRA党的五点基本信条，即反对美帝国主义；致力于拉丁美洲的政治团结；致力于土地和工业的国有化；致力于巴拿马运河的国际化；致力于世界所有被压迫人民和阶级的团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拉美民众主义泛拉美化的理念。

德拉托雷也曾拜访俄国，但思想源于左派的他显然并没有选择苏联的道路，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需要适应拉美的现实环境。德拉托雷与秘鲁共产主义旗手马里亚特吉的恩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里亚特吉认为德拉托雷思想的三个来源分别是列宁主义、德国魏玛时期的人民党以及现实主义文学，他抨击德拉托雷背弃了共产主义，是一位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考迪罗（Caudillo，拉美特有的军阀）。这个批评恰巧证明了民众主义的拉美特性，因为富有个人魅力(Charisma)的考迪罗正是拉美独有的政治符号。此外，从《什么是APRA》当中我们可以惊讶地找到诸多与中国国民党行动纲领相类似的内容。这并非巧合，游历英法期间德拉托雷与身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党人有过密切的接触，还曾被邀请到国民党伦敦办公室进行交流。按照伯格尔教授的说法，中国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众主义政党，其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秉持的清晰明确的意识形态信条对德拉托雷的思想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一个有趣的例子是APRA党在贫民子弟中招募报童(canillita)走街串巷售卖自己的党报《先驱报》(La Tribuna)，此举极大地方便了民众主义思想在中下层民众中的传播。此情此景不禁使在座的中国师生联想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卖报歌》。通过人员的交流和形式的借鉴，来自地球两端的民众主义者们就这样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

遗憾的是，尽管在秘鲁社会乃至整个拉美拥有强大的号召力，APRA党和德拉托雷由于未能掌握军权，依然屡次与获得政权的机会擦肩而过，但这并不妨碍APRA党的思想在整个拉美生根发芽。拉美三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民众主义当政时期，对其国家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西哥在1910至1920年经历了整整十年的革命，在此期间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了大量的进步思想和风云人物。但遗憾的是，革命结束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革命最终的胜利者仿佛又开着历史的倒车回到了过去。在普遍弥漫的失望情绪下，1934年上台的卡德纳斯(Cárdenas)总统成功地摆脱了前任的控制，开启了延续数届总统的墨西哥民众主义时代，即卡德纳斯主义时代。在竞选期间，卡德纳斯几乎走遍了墨西哥的每一个角落，他成功地唤起了墨西哥民众的民族主义热忱，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对外，卡德纳斯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路线，比如与西班牙共和派联系密切，西班牙内战后大量共和派知识分子流亡墨西哥并建立起声名显赫的墨西哥学院(Colegio de México)便是一例。除此之外，墨西哥也为托洛斯基的流亡提供了庇护。从西班牙共和派和托洛斯基的例子可以看出，卡德纳斯政权属于左派，但与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运动并无关联。

巴西的情况与西属拉美国家有较大区别。作为拉美唯一一个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巴西于1888年才废除奴隶制，位列世界倒数第一，整个巴西几乎从未产生过社会动员。巴西实行联邦制，中央政府地位卑微，国内矛盾主要表现不同地区间的相互斗争。东北部是殖民时期蔗糖时代的中心，人口以黑奴后代为主，此时经济已非常落后，中部圣保罗和里约地区主要依靠棉花、牛奶和咖啡的大规模种植，南部三州的居民以欧洲尤其是德国移民为主，有一定工业发展，经济较为富庶。30年代的危机对巴西寡头统治阶层带来了巨大冲击，经济利益相左的各州间矛盾激化，瓦加斯(Getulio Vargas)得以从斗争中脱颖而出，代表南部南大河州的利益上台。上台后瓦加斯于1937年开展了“新国家”(Estado novo)运动，在政治上仿照当时的德国在国内掀起了民族主义浪潮，打击异己，并通过个人崇拜建立起领导人与民众之间的直接联系；在社会上强调秩序与进步；在经济上则有计划的方式大力发展工业，整个巴西社会在瓦加斯当政的十余年（1930-1945）中产生了根本的变化。然而拉美民众主义领袖普遍树敌众多，需要同时应对多个不同光谱的政治反对力量。瓦加斯也在他第二次担任民选总统期间（1951-1954）因不堪压力自杀而亡。时至今日，瓦加斯是巴西公认最伟大的总统，依然有很多人怀念他的时代。

阿根廷庇隆主义则代表了拉美民众主义的巅峰，庇隆建立的正义党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直到今天仍然是政治舞台的主角。阿根廷的民众主义可以追溯到1916年当选总统的伊里戈延(Yirigoyen)，当时阿根廷的经济位居世界前列，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伊里戈延所在的激进党在扩大选民范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1930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寡头集团重新获得政权，但民众主义的种子已经在阿根廷铺撒开来。庇隆将军正是从1943年反对寡头集团的军事政变集团中脱颖而出，通过在劳工部长的职位上积攒的民众支持，于1946年成功当选的阿根廷总统。当选后庇隆提出了正义主义，即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外交方面坚持“第三立场”。庇隆执政初期加强支持自己的工会力量，从法律层面确立了诸多福利措施，阿根廷的劳工阶层获得了大量实际的好处，女性权利获得空前提升，这些措施为庇隆及其夫人艾娃在劳工中带来了巨大的号召力，同时各种歌曲和口号等也以多种方式助推着个人崇拜。然而过度的福利水平是建立在战后短暂的经济繁荣之上的，不具备可持续性，50年代经济的崩溃及政治上的高压专制招致了由左派、保守派、教会、军方等诸多反对势力所组成的反庇隆统一战线。1955年庇隆被迫于政变中下台，流亡海外。庇隆虽然暂时离开了阿根廷，但他成功地在国内建立了支持自己的以劳工阶层为主的基本盘，从此阿根廷陷入了持续至今的社会分裂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2003年起执政13年的基什内尔夫妇的执政风格带有浓重的庇隆主义色彩，今年9月的阿根廷大选，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领导的政党仍然是呼声最高的力量。

庇隆主义是诸多学者分析阿根廷持续衰落所归咎的主要原因。伯格尔教授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庇隆主义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1970年代阿根廷没能成功应对债务危机，导致了去工业化的发生，之后军政府又错误地发动了马岛战争，阿根廷由此元气大伤，一直没能摆脱困境。

21世纪拉美民众主义的回归

拉美的民众主义在冷战的背景中逐渐陷入低潮，60年代开始美国以意识形态为纲在各国扶植军政府上台，同时严厉打击民众主义与左翼势力，尽管在民主化后个别国家的民众主义政党曾有执政，但随着英美新保守主义政府的上台，整个八九十年代拉美的主流呈现了一波新自由主义浪潮。直到世纪之交，拉美又经历了一场左派政府相继执政的“粉色浪潮”，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遍及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瑞内拉等多国。这些左派政权在政治理念上偏向民众主义，但除后期的委瑞内拉及玻利维亚外，与前辈的民众主义政府相比，新世纪的拉美中左派政权普遍比较温和。

1998年，委瑞内拉首先发生变化，这一年坚称“玻利瓦尔主义”继承者的查韦斯赢得了总统选举。查韦斯早年是一位典型的拉美军人，曾经在1992年因政变失败而被捕。与亚洲的传统不同，在拉美人民看来，年轻军人参与军事政变代表着一股民主的力量，被捕入狱更是可以写入光荣簿。查韦斯的当选成功结束了委瑞内拉40多年来中左与中右相抗衡的政治形态。起初的几年查韦斯的政策并不激进，但在2002年侥幸地逃脱政变后，查韦斯变成了一个激进的民众主义者，他在《你好，总统》(Aló Presidente)节目中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直接与民众对话，社会政策方面依靠石油的收入大幅提高国民福利，外交上拜古巴为师，高举反美旗帜，并成功使美洲自由贸易区胎死腹中。迄今为止，查韦斯及其接班人马杜罗已经赢得了1998年以来委瑞内拉全国范围内20多场选举的胜利，仅仅失败过2次。虽然现在委瑞内拉局势非常糟糕，但是查韦斯主义的影响力依旧强大。

一般认为在瓦加斯之后，巴西国内的民众主义氛围并不浓厚。巴西劳工党(PT,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是一个从教会基层组织转化而来的政党，六七十年代的拉美解放神学（即将共产主义思想与天主教教义相结合）对其影响巨大，同时劳工党与工会联系紧密，也团结了中产阶级中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劳工党在建立初期即通过各种方式反抗军政府，包括罗塞夫总统在内都曾经被捕入狱。巴西民主化以来，劳工党投身选举，历经多次失败，竞选纲领也愈发温和，于2003年终于在卢拉的领导下获得政权，一直执政到2016年继任者罗塞夫被弹劾下台。尽管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贪腐案导致劳工党后期非常狼狈，但劳工党领导下的巴西取得了瞩目的社会成就，全国有上千万人脱贫成为中产阶级，巴西社会也彻底战胜了种族主义，成为世界上民族融合的楷模。劳工党同样体现了很多民众主义的元素，卢拉尽管背负诸多指控，在2018年大选前依然是全国30%左右选民心中的不二的总统人选，其个人魅力毋容置疑。巴西社会在罗塞夫执政后期泾渭分明地划分为支持劳工党和反对劳工党的两股势力，也符合民众主义导致二元对立的特点。

庇隆主义从诞生伊始就从未离开过阿根廷的政治舞台。在经历了2001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后，阿根廷在短短的五个月内五次更换总统，最终来自庇隆建立的正义党的基什内尔稳定住了局势，开启了基什内尔(Kirchner)夫妇十四年的执政时期。基什内尔年轻时是正义党青年组织成员，他上台后对军政府时期针对左派及庇隆力量的残酷迫害进行了清算，与其他国家如巴西、秘鲁、南非不同，阿根廷没有采取和解的方式，而是通过“正义涌现”(Justice Cascade)的方式比较激进地将涉案人员送上了法庭，当然，这样的“正义”也带来了社会分裂的副作用。2010年基什内尔因病去世后，其妻子克里斯蒂娜接替总统职位，虽然政策相对温和，但依旧无法弥补二元社会的裂痕，也未能有效阻止阿根廷经济的进一步衰落。2015年右翼的马克里政权开始执政。伯格尔教授特别提到克里斯蒂娜刚刚决定在今年9月的大选中以副手的身份参选，历史与现实重新走到了一起。克里斯蒂娜今年刚刚出版的新书《真诚地》(Sinceramente)销量斐然，书中，她使用了大量民众主义语言，令人们联想起1951年艾娃·庇隆的经典之作《我生命的原因》(La Razón de mi Vida)。曾经辉煌的阿根廷就这样在民众主义的笼罩下持续摇摆与沉沦下去，难以看到希望。

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民众主义都在拉丁美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在全球交流日益密切的历史进程中与世界其他的角落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讲座的最后，伯格尔教授向我们介绍了阿根廷学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深入研究（新）民众主义的著作《民众主义的原因》(La Razón Populista)，书中不乏哲学思考，指出人的言语不仅仅是现实的延伸物，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现实。作者对民众主义整体持正面评价，认为民众主义是民众打击精英阶层既有地位的最佳方式，尽管存在各种问题，却也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