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丨《野梨树》：格格不入又不愿离开故乡的人们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作为当今土耳其最富国际知名度的导演，努里·比格·杰兰（编注：虽然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给出的译名为“努里·比格·锡兰”，但按土耳其语发音，Nuri Bilge Ceylan中C的发音类似英语的J，故锡兰、塞兰均为以讹传讹的音译）受邀担任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普通中国观众或许会对他感到很陌生，毕竟他的作品从未在国内院线上映；但对于多多少少涉猎文艺片的影迷而言，这可算是一个掷地有声的名字，甚至可以说距离“大师”，仅一步之遥。

杰兰在38岁时，完成了第一部剧情长片《小镇》。虽然出道并不算早，但自此便开启了一条夺奖之路：1998年，《小镇》拿下柏林电影节青年电影论坛卡里加里奖以及东京电影节青年电影银奖；2003年，《远方》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2006年，《适合分手的季节》获得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联盟奖；2008年，《三只猴子》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11年，《小亚细亚往事》又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直至2014年，《冬眠》终于斩获金棕榈大奖。其最新作品《野梨树》虽然未能在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有所斩获，但在不少影评人心目中，它却是杰兰从影以来最为成熟的作品。

综观以上这些作品，杰兰的个人化风格一以贯之，相当明显，可归入“作者导演”之列。首先，由处女作《小镇》开始，他的作品便大多具有自传或半自传性质。《小镇》取材于杰兰的成长记忆，拍摄地就在他的故乡，甚至演员也用到了自己家人。而他的第二部作品《五月碧云天》干脆拍的就是一位导演回到故乡请家人一起拍电影的故事。在《小镇》中，他让从没有过表演经验的表弟托普拉克（Mehmet Emin Toprak）当主演，代表自己站在镜头之前。此后，这位平时在工厂打工的素人成了他的御用主演。2003年，就在《远方》赴戛纳参赛之前不久，托普拉克遭遇车祸溘然离世（当时他才新婚不久，本来还准备带着妻子去戛纳度蜜月）。此事对杰兰打击巨大，他甚至一度不知今后的电影该如何再拍下去。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的后一部作品《适合分手的季节》，干脆就由自己和妻子艾布露（Ebru Ceylan）亲自上阵担任主演了。全无表演经验的他俩，在片中饰演一对婚姻关系触礁的夫妻，虽然并非杰兰夫妇实际生活的写照，但其中也不乏来自他们二人世界的真实细节。

包括金棕榈得主《冬眠》在内的几部近作，制作规模相对越来越大，但核心仍延续着杰兰一直以来讲述的关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身处其中的回忆所无法切断的情感联结，最新作品《野梨树》也不例外。这一点，读完下面这篇刊登于去年五月号的《电影评论》（Film Comment）杂志上的杰兰自述的影片的缘起，相信你也会深有感悟。

2015年7月，我们全家正在艾索斯（Assos，土耳其西部小城）的别墅度假。此时正值拜兰节，海边人潮汹涌。距离几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座松树林环抱的小镇，我曾经在那儿度过童年时代的某些最美的时光。虽说时隔多年，那地方早已美景不再，但至少空气依旧洁净，所以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去那儿看看。

我们一大家子就那么浩浩荡荡上路了。沿途会经过好几个小村庄，其中有一个，正是我某几位亲戚的老家。有一位当地的小学老师，他跟我家的亲戚结了婚，于是也成了我们的亲戚。村民都管他叫“先生”，他这个人，个性有趣，头脑灵活，而且特别爱聊，这一点深得我心。

我们找到了他。他刚退休不久，回到了这个故乡小村庄生活。能在自己父亲拥有的这一小片贫瘠的土地上养一些羊，那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如今，终于可以圆梦了。他和自己的父亲并不对付，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

因为拜兰节的关系，我们亲戚家里也是人头攒动。吃完午饭，“先生”和我去了花园里，坐在了木桩上。听他说话，特别能激起你内心的一种负罪感来，可能是因为他说的那些事情，可能是因为他说话时的表情，也可能是因为他脸上永远保持着的微笑——哪怕是在谈到他最艰难的那些岁月时，他也依然在笑。

这个由十至十五头羊构成的小世界，已经让他很满足了，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一切，我们只能暗自惭愧。我们明明已经拥有那么多东西了，却还总是高兴不起来。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邀请我们去地里看看那几只刚降生的小羊羔。我们一大堆人一起去了，那真是一幅美景：大羊、小羊、泉水、小溪、栎树、杨树叶的婆娑声。

孩子都乐坏了。他们把小羊抱在怀里，他们吃了梨和黑莓，他们看了乌龟，还骑了毛驴。但我却注意到了一件事。别看我们津津有味地听“先生”谈论着羊羔的美、草地的色彩、泥土的气息，那些村里人却根本不正眼瞧他，仿佛这个人让他们觉得很烦，很丢面子。

那就像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但他自己倒全不在乎，只管自己继续谈着，热情不减，说到高兴的时候还会大笑起来。

回艾索斯的路上，妻子和我稍稍谈起了那些人对“先生”的态度。因为我自己父亲的关系，我对于这种情形不算陌生，所以我向妻子解释说，那是因为村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题实在是太空泛、缺乏实际意义、太孩子气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向来就不欣赏特立独行的人和事。想法与众不同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坚持下去。他们会把自己的不同看作是一种罪行，一种疾病，必须隐藏起来。那就像是驼背身上的瘤子，只能一辈子都背负着。即便如此，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还是会主宰他们，经过改头换面，这些想法以奇怪、荒诞的形式不断迸发。

我和妻子聊着聊着，这种苦涩的感觉牢牢抓住了我们。我们意识到，这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故事题材。我们想到了“先生”的儿子阿金。阿金也是老师，但是分配工作不顺利，结果去了恰纳卡莱（编注：Canakkale，土耳其西部海港城市，特洛伊战争就发生在附近，布莱德·皮特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木马屠城》曾在这里取景，拍完后把巨型道具木马留在了这里，而它也出现在《野梨树》中）的一家报社工作。我和妻子觉得，有必要去找一下他，听听他的看法。

一周之后，七月底的某个周日，我联系了阿金，在距离艾索斯一小时车程的恰纳卡莱跟他见了面。我们在海边一家茶馆的花园里坐了下来，聊了几个小时。我告诉他，他父亲和我父亲很相似，都是没法融入人群的那种人，这很可贵，但也很悲剧。我告诉他，我们手头正在写一个剧本，但是打算在那之后就写一下他父亲。

为了节约时间，我请他为我准备一些材料，把他关于自己童年、关于父亲的回忆写下来。这样的话，等我忙完手头的剧本，马上就能开始这个项目了。我对阿金的情况很了解，知道他喜欢写作，已经完成了几本书稿。事实上，几年前他母亲还给过我他写的一本书，但我一直都没看过。我和阿金也见过不少次了，在他们村子里，在伊斯坦布尔，但一直都没有好好聊过。他是一个内向、冷淡的年轻人。我和他父亲聊天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会加入进来。直到在恰纳卡莱的这一次会面，我才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是如此的智慧和博学。他读过的书非常之多，我当时提到的每一本书，他全都知晓，对于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很少见。他所追寻的恰恰也是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根本无人感兴趣的一件东西——文学。所以，和他父亲一样，阿金也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父亲身上让我们着迷的那种东西，换了一种形式之后，又在他身上复现了出来。对于我们想要拍摄的这部电影来说，这是能拓宽视野的好事。

假期结束，我们回到伊斯坦布尔。妻子和我继续忙手头那个剧本。一直没有收到阿金的消息，我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个项目。直到十月初的某一天，忽然，一份厚达八十页的文稿出现在了我们的信箱里。阿金的文字是如此流畅，我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非常喜欢。他谈到了自己从小到大与父亲的关系。有些内容让我很有共鸣，于是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停下手头的项目，先把这个剧本写出来。妻子看过阿金写的东西之后，也很喜欢。那真是写得特别真诚，有一种忏悔的成分在里面，完全不做任何自我美化或自我保护，将内心最为细微、最为可鄙的那些情绪全都坦然暴露了出来。这些文字说明他非常明白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他的坦率，甚至已经超越了我原本的视角，将整个故事又带上了一个层面。

我们决定邀请阿金来伊斯坦布尔一起写剧本。他来了。整整一个月，我们三个人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说说写写，利用阿金已经写下的那些文字来重新搭一个框架出来。他的文字跨越了很长的时间，由童年到青年，但我们决定把故事设定在当下。此外，我们决定将儿子这个角色放在故事的核心，而非父亲。我们决定主要靠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来讲父亲这个角色，通过父子的矛盾来表现父亲这个人物的特点。

一个月后，故事的大致框架有了，之后我们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

在此过程中，我终于读了阿金母亲给我的那本书。那是他23岁还在恰纳卡莱念大学时写的。我惊呆了，写得真好。那里面有些故事，我非常喜欢，其中就包括名为《野梨树的独处》（The Wild Pear’s Solitude）的那篇。本片的片名就来自于此。在乡村学校的那一场戏里，我们用到了阿金那个故事里不少的东西，描写了父亲的青春时代。我本想把它作为影片的序章，但剪辑的时候因为整体结构的原因不得不删掉了。类似这种拍好了最后却没用在电影里的内容，还有很多。那是为了实现某种平衡或者说和谐，希望它们没有白白牺牲。

2018年5月3日

努里·比格·杰兰（Nuri Bilge Cey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