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巾纸上的税收革命：拉弗曲线传奇

最佳税制应该能够具有帮助穷人致富的效用，但不能导致富人变穷。拉弗指出，日常生活中，“扶贫”的最佳办法是给穷人创业和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空间，但政府却更热衷于用高税率惩罚和剥夺富人。在历史上，政府通过高税率来重新分配财富的做法很少有成功的先例。

一场晚宴与餐巾纸上的几条曲线

1974年12月的一天，一群美国人汇集在首都华盛顿的一家名叫“双洲”的餐厅里聚餐。这是一家古老而宏伟的餐厅，坐落在宾州大道上，与美国财政部大楼相对，跟白宫只隔着一栋建筑。当晚参加聚会的这群人里，有《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副主编瓦尼斯基（Jude Wanniski）、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斯菲尔德（Don Rumsfeld）和他的助手切尼（Dick Cheney）。还有一位，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博士。

拉弗，美国经济学家，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拉弗当时还是个年方34岁的小伙子，开始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旁人高谈阔论。据在场的人回忆，当大家谈到福特总统制止通胀和经济脱困的计划时，这位年轻的博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随手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几条曲线，据说是用来说明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当时旁边的人也没多加注意，大家继续吃饭、聊天，之后也就散了。如同那里举行过的几百场政治圈晚宴一样。

归齐还是编辑先生更敏感些。瓦尼斯基事后偶然想起了这件事，在《公共利益》（The PublicIntere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拉弗博士随手画的那几条线展示出来，而且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拉弗曲线”。这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却引起了当初未曾发生的“共振效应”。小布什任内升任副总统的切尼回忆拉弗曲线产生的过程时说：“拉弗想要阐明的重点，正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那就是：减税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人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创造出更多的产值，我深信维持低档税率的重要性，我还相信这样做能够为政府提供出更多的税收。在里根任期内，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供给学派的拥护者。”

这个当时还缺乏完整体系的、尚未发展成熟的“异端”学派，异乎寻常地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成为“里根经济学”（又称‘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拉弗本人就是因为这几条留在餐巾纸上的曲线而一举成名，被奉为“供给经济学之父”，亦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精品经济学家”凯恩斯之后迅速施展政治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一现象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高税率不一定增加税收，低税率不一定减少税收

拉弗曲线有着不同一般的逻辑，这逻辑似乎只有用在税收问题上才能够成立，不懂或不愿费心观察研究税收问题的人，似乎很难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独特的逻辑：高税率不一定增加税收，而低税率不一定减少税收。

它从学术上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导致零税收的税率一定有两种，一种是零税率等于零税收——看似什么都没说，其实不那么简单，因为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形：100%的税率也会导致零税收。因为如果政府把你的所得全部拿走，那你也就不会再去工作了。无人创造财富，也无人照章纳税了，政府收入来源就会枯竭。但实际上，人们为了生活还是要工作的，只不过他们不会再规规矩矩地申报纳税而已。

拉弗曲线阐述的另一个道理是，在零与百分之百这两个税率之间，有两个税率能产生一样的税收结果，即在较小的税基上实施较高的税率，以及在较大的税基上实施较低的税率。拉弗曲线并未断定减税会增加税收还是减少税收。税率改编后的税收额如何变化，还得看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税收征管力度、法律的执行情况、税负计算的口径和时间，以及地下经济的规模等等。

如果沿着曲线的走向观察，你会发现左边的纵轴越高，税收不仅不跟着升高，反而会愈加递减。理由很简单：当税率上升到过高的位置时，人们投资和创新的热情肯定会下降，政府的收入自然会减少。那么什么是税基呢？它不过是某种税的经济基础，例如流转税的课税基础是流转额，所得税的课税基础是所得额，房产税的课税基础就是房产的价值等等。说到底，影响税负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在税收之外：工作热情、投资动力和创新的积极性，以及人们为了做这些事甘愿承担什么样的风险等等。税收与它们个个都密切相关。

供给学派主张减税政策或轻税机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其实并非是全新的税收理念，也说不上是激进的观点。如斯密在《国富论》里的说的：“高税率会阻止人们购买课税商品，或鼓励走私，而政府税收反而不如税率较低的时候。”斯密还说：“法律和政府的目的，是保护那些积累了巨资的人，使他们能够平安地享受劳动成果。”

奥地利学派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忠实传承者，它的思想领袖之一米塞斯说，如果人们无法获得本属于自己的资本，那他们宁愿把它们毁掉。他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没收式的课税只是有损于直接纳税的富人，很明显，这是个谬误。”他引用安•兰德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故事说，石油家被政府掠夺，最后宁可烧毁他的油井，也不把财产交给掠夺者。由于资本额的减少，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将受到阻碍，劳动生产率难以提升，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也无法增加。

米塞斯，20世纪经济学大师，被誉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

中国学者经常把凯恩斯划为政府扩张和重税主义的代表人物，可能是一种误解。早在1931年，凯恩斯先生就指出：“税负过高，反而无法达成当初增税的目的”，“如果能做到耐心等待政策发生效力，则减税要比增税更有利于实现预算平衡。可是现在的政府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就像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主一样，在经营业绩下滑、亏损增加的时候，仍然傻傻地等待有利的核算结果出现，以为再度涨价才是明智之举。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凯恩斯选集》1972年英文版）

拉弗的征税六原则

这当然属于看似直白、实则艰深的经济学理论，直到今天很多学者仍未能解其中深意。归结起来，拉弗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所阐释的征税原则主要有以下六条：

原则一，政府只要向某事物征税，就会导致相关经济活动的减少。具体说，会减损生产者和消费者所能获得的市场盈余。这说明政府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课税应当尽量压低，才不致于妨碍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事情还远没有到此为止。过高的税率进而会中止一些本来可以继续进行的交易，于是政府自身也会成为利益受损者。因为如果那些交易能够正常进行，政府本来是可以征到税的。曼昆在他的微观经济学里阐述的“无谓损失”原理，就是对这个理论的进一步诠释。

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又称死三角，指由于垄断定价（monopoly pricing）、政府税制等因素引起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不到的那部分，使资源得不到最佳限度的分配。

原则二，最佳税制应该能够具有帮助穷人致富的效用，但不能导致富人变穷。拉弗指出，日常生活中，“扶贫”的最佳办法是给穷人创业和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空间，但政府却更热衷于用高税率惩罚和剥夺富人。在历史上，政府通过高税率来重新分配财富的做法很少有成功的先例，而经济增长却会因此而受到拖累，国民所得被严重拉低，最终使每个人都变穷，区别只是谁更穷和谁最穷而已，如此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失去动力。

原则三，高税率对经济损害大，但是在较高水平上降税，比在税率较低水平上的降税效果更好，更能更有效地扩大经济产出和税基。拉弗先生不厌其烦地以数据分析的方式阐明这个道理，其对执政者的启示是，亡羊补牢胜过一错到底。减税，或者说持续性地实行轻税政策，永远是正确的选择。

原则四，过高的税率终会导致税收征收量的减少，这是拉弗曲线给人们的最重要的提示，这个结论也可以做反向的理解，即适时减税，税收收入不见得会减少，甚至反而会增多。上个世纪100年间，2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都出现过因减税运动的发生而政府收入大为增加的案例。

原则五，理想的税制应当具有较强的中性特征，尽量在不扭曲或拖累经济活动原有状态的情况下获取税收，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是围绕着税率高低做文章，而是要想方设法地扩大税基。只要税基足够大，政府完全可以将税率维持在低档的水平上，甚至可以考虑实行单一税率。

原则六，税收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应当有利于资本与人才的任意流动。正如拉弗所说的：“幸好，外门的城市和乡村，没有柏林墙的屏障，这意味着，人口和经济资源可以自由迁徙到各行政区域去，从高税负地区迁到低税负地区去。”现在，拉弗的这个预言早就成为现实，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资本与利润的流动性成为各国减税的压力。它证明了斯密早在200年前就指出的那个道理是成立的：低税负国家的竞争力要远高于高税负国家。

拉弗曲线对中国的四点启示

将拉弗曲线原理分析用来中国当前的宏观税负和企业整体税负，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减税与政府收入的减少不是一个概念，应将其区分加以认识，因为在税率高端上减税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可是现实中学者们经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政府收入减少不一定是减税政策产生的效应，也可能是前期政策不当消灭了一部分企业、税基已然受损的表现，所以不能直接用来证明当期政策的成功，还要做具体分析。

第三，税率未变，不一定企业税负就轻，这也是部分学者用来批评别人的理由，但实际上还要考虑税负转嫁问题，如果是增值税，还要看其获得进项税额是否充分，能否应抵尽抵；如果是所得税，还要看费用扣除过程是否充分，能否做到应扣尽扣。

第四，征税并不是征到企业关门倒闭的程度才算税负过重，如果企业纳税后无法保持市场平均价格，或获得市场平均利润，即使税率没有改变，税负就已然过重了，所以不能用企业尚未倒闭来证明税负不重，而是应当把税收禁区线划在维持企业正常投资和创新的临界点上。

这最后一点，是连拉弗先生也没有解决的“诺奖”级别的问题了，但它却是一个真实世界里的真实问题。

（作者李炜光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大家的财税学”，澎湃新闻获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