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什么被“假精致”的生活掏空？

近日，《半月谈》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岁月静好还是一地鸡毛? 假精致掩盖下的“分裂人生”》，引来刷屏。该报道指出当前年轻人普遍存在的一种消费现象：小家电，非名牌不用；赏樱花，非日本不“刷”；吃面包，非“全麦”不碰；选服装，非“设计款”不穿……由此，不少年轻人超越自身实际，过度追逐所谓“品质生活”掩盖下的预消费、高消费，无孔不入的“精致”透支钱包，掏空身心，侵蚀灵魂。

朋友圈里多位年轻朋友的转载，或许也恰恰说明了报道引起他们的共鸣。引人深思的是，为何不少年轻人明明知道追求“假精致”的消费在掏空生活，却依旧执迷不悟（抑或甘之如饴）？

过度消费，透支生活

越来越多的报告数据指出，这一代年轻人普遍存在透支消费的问题。

2018年8月，富达国际与蚂蚁财富联合发布2018《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年轻一代（35岁以下）人均收入6726元/月，月均支出4386元/月，收入8500以上达53%，其中56%的人没有储蓄，开始储蓄的人中，每月储蓄仅1389元。

融360在2018年8月发布的一个问卷调查报告显示，“90后”已然占据着消费贷款用户群的半壁江山，占比高达49.31%。在不含房贷和车贷的情况下，使用消费贷款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人群超过五成，占比50.17%。在贷款渠道方面，除了信用卡、花呗、白条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将手伸向网贷。甚至有28.57%的人使用消费贷，就是为了偿还其他贷款。

年轻人之所以透支未来消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追求“精致”的生活，他们过度消费了。何为过度消费？顾名思义，消费过剩，或者消费远超出自身能力。

《东京漂流》，[日] 藤原新也 著 ，黄大旺 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9月版

日本摄影师藤原新也在社会观察随笔《东京漂流》中对上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过度消费现象的描述，也适合于用来形容时下年轻人的过度消费。比如用完即弃；鼓励赠礼——情人节大甩卖、父亲节大甩卖；鼓励收集——洋酒瓶或大全集画刊等；配件产品——照相机的拍照皮套等；制造机会——读书周或蛀牙防治日；副用品化——第二个家或第二辆车；备用品化——备胎、灯泡等消耗品，或摄影底片等可囤积的商品；新款式化——就算还能用，也要追求新的款式……

从某种层面上说，为了“精致”而消费，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能力提高的一种表征。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也高度发达，这使得人们的消费选择更加丰富多元。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观念也不断升级。第三次消费升级悄然来临，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实现”，他们的消费更侧重于新潮、时尚、健康、美以及个人的内心愉悦，消费的个性化、时尚化、智能化成为趋势。这在客观上也导致了商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增快，以及人们“精致”消费需求的激增。

当“精致”被赋予符号意义

但很多人透支生活消费，根本上追逐的是只是面子上“精致”。消费社会的语境通过赋予商品和消费新的内涵，始终在不断怂恿着人们的消费行为。

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早就在《消费社会》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大型技术统治集团是如何引起我们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了。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赋予物以符号意义。波德里亚写道，“报刊杂志、电视网络，所有的大众媒体——基本上也就是你的生存背景——都在引导你购物”，“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人们总是把物（广义）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身的符号，或让自己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换言之，人们对物的消费并不止于“对物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而更多的是在物的象征价值层面，进入“对符号的消费”（品牌、技术为商品带来的价值经常远高于它的真实价值）。

商品和消费具有怎样的符号意义？美国社会经济学家Amitai Etzioni在批判美国消费主义时，他借助“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了正常消费和消费主义的界限。他说，满足生理、安全需求的消费是正常的消费，但试图通过消费获得社交（爱与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则让正常消费变成了消费主义。这正是消费主义的策略，他们在赋予商品和消费“爱与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的符号意义。

广告中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类似联想——尊严、地位、希望、美丽、浪漫、怀旧或一切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可以通过购买某件“精致”的物品达到。仿佛买了某个“精致”名表，你就进入了上流阶层，买一辆“精致”豪车，你就可以轻松赢得任何美女的芳心，使用某个“精致”的日本电饭煲，你就符合中产阶层温馨美满的生活标准……

而在微信朋友圈时代，朋友圈这个“表演舞台”，也激起了更多人对于“精致”生活的表现欲。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指出：“人生就是一出戏，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表演者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观众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竭力表演。在人际互动中，不管个人具体目标是什么，他的兴趣始终是控制他人的行为，特别是控制他人对他的反应。”

很多人产生了这样的迷思中，以为朋友圈“精致”了，就展现了更好的自我，就能够得到他人越多的认可和赞同。这时，就像《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讲的，朋友圈里的人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吃大餐，在旅游兜风，在扫货购物。他们的生活是跑车、香槟、夜宴的交响曲，随时等你点赞”。

加入消费大军的年轻人。图：视觉中国

人生不如意，更须尽欢？

也有不少年轻人追求“精致”生活只为自娱自乐。若被问起，为什么不存钱买房。他们的回应是：正是因为买不起房，所以才要“精致”生活啊。

经济学上有一个“口红效应”的说法。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这是因为经济不景气时，我们的钱不足以购买真正改善生活的大件商品，而口红作为一种比较廉价的非必需品，可以满足人们仍强烈的消费欲望，起到一种安抚作用。

而在高房价的社会语境下，或许也存在一个“房价效应”。当年轻人的能力不足以购买被视为人生标配的房子时，他们转而追求物质生活的“精致”，以寻求慰藉。

就如同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解释年轻人热衷于电子产品更新的原因：“人是渴望改变的，生活是很难改变的，生活中只有电子产品最容易改变，所以只能从电子产品的更新中获得一种虚幻的改变感，安慰苦难的人生”。

从这一意义上看，消费可以缓解人们一定的焦虑，冷酷的环境下它具有某种扎实稳定的质地。房价一直在涨，工资却长期停滞，精打细算的生活沉闷而无趣，如果一次国外旅行、一个奢侈包包、每天精心制作的早餐可以为生活带来亮色，何过之有呢？追求“精致”其实是以放低期待、代偿心理的方式来舒缓压力、安定内心，并由此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寻求一种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比如不买房可以过得很好），实现对现实的某种柔软抵抗。

不过“房价效应”也可能是出于“自暴自弃”的心态。其与“佛系”“丧”等青年亚文化一脉相承，当高欲望难以实现时，干脆自我放逐。就像《大西洋月刊》曾刊文指出的，“对于大部分的中国青年而言，在高速增长、急速前进的中国，成功的公式仍然未变：刻苦学习、努力赚钱、成为‘房奴’、尽早结婚，最后生养子女。然后看着这个循环重复……发现这些目标难以实现，接受局外人的身份可能是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生活下去的办法。”

虽然可以理解年轻人偶尔的沮丧和自嘲，但显然，“局外人的身份”并非“最好的”，更非“唯一的”办法。你以为通过消费透支未来就是在报复“不合理”，实际上你最终站在的是“不合理”这一边。就像《新周刊》一篇文章指出的，你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摆脱贫穷的方式既不是赚钱，也不是通过社会改革来消除不平等，而是参与消费、不断消费，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消费者’。”

以消费透支了未来，你没有摆脱贫穷，没有消除不平等，相反如陶东风批评的，“沉溺于物质消费、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私密关系（变态自恋人格），而失去了对于公共世界（它也属于世俗）的关注”。

当然，棒子不能全打在年轻人身上。郑永年在一个访谈中谈到国内年轻人现状时提到，只有年轻人有前途，国家才有前途，“我一直在呼吁，要健全社会政策，要完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呼吁要给年轻人机会。”假若人人都得以心安，也就不必在“假精致”里获取慰藉。

曾于里，文化评论者、专栏作者。本文为澎湃·湃客“众声”栏目独家首发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