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卵巢长了一颗八公分的瘤，而我过去却对此一无所知

喵乌

坐标：苏州

职业：无业游民&待业青年

好歹有两只猫的小型人生赢家

今天的作者喵乌是一名“活蹦乱跳”的女青年，人生二十几年里从未做好过要做手术的准备。2017年在一次检查中她得知自己的卵巢里有一颗八公分大的瘤，怀着忐忑的心情上了手术台。这个过程中，她对曾经理直气壮的性别认知产生了一些动摇和思索，在4月女性主题的每日书中她记录下了这段经历。

2019年第81篇中国人的故事

文 | 喵乌

编辑 | 二维酱

如果不是那一通电话，那将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日傍晚。临近下班时分，9月傍晚的阳光不再炽热灼人，我实习的公司在写字楼的21楼，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金色的尖顶、金色的玻璃外墙、金色的高架桥、金色的道路上闪着金光的车流与行人。我在这里再呆上两星期，就有机会在公司的员工名录上留下自己的姓名，正式在这21楼的落地窗前拥有一张自己的工位。

然而，一通电话打碎了我对于生活四平八稳的想象。

电话那头是我男朋友，他说：“验血报告拿到了，有个指标……不大好……你赶紧结束实习吧……”

我没有来得及咀嚼这个“不大好”的意思，微信很快传来了一张图，上面有几个肿瘤指标，不需要一项一项看下去，异常项太过明显：CA199＞1200。

惊魂的开端要从八月说起。被大姨妈折磨了很多年的我终于不打算忍了，去医院挂了妇科的号。其实这是我第三次因为痛经去医院。第一次去的是一家中医院，医生开了一堆中药，煎出来气味极其浓烈，味道更是难以下咽，喝了一个月并没有什么改善。第二次去了三甲医院的妇科，医生轻描淡写地开了中成药的冲剂，跟我说结了婚就好了。这一次也一样，当医生听说我未婚未育，便是那句熟悉的“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好了”。但我不打算寄希望于结婚生孩子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医生终于给我开了腹部B超。一个星期后，我灌了一肚子的水，哆哆嗦嗦地躺上了B超台，迎来了一记重击。

“你以前觉得有什么异常吗？”

“异常？没有啊。”

“你卵巢里长了瘤你知道吗？”

“啊？”

“去找医生开个单子查血，赶紧做手术切掉吧。”

关于卵巢的惊魂记

“卵巢囊肿嘛，找时间做个手术就行了。”妇科医生倒是见怪不怪，然后随手开了肿瘤指标物的单子。也许是医生语气过于轻描淡写，又也许这一个下午的经历都远远超出我的日常经验之外，我竟也没有来得及慌张，稀里糊涂地接受了这个瘤的存在。在回去的路上，我难以免俗地打开手机百度了一下卵巢囊肿，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女性妇科疾病，并不严重，最棒的是，如果是生理性的囊肿，甚至有自己消失的可能性。

于是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掏出手机给男朋友发微信： “坏消息是长了个卵巢囊肿。好消息是看起来不严重，只有两厘米，而且可能自己会消失，说不定下个月查就没有了。还抽了个血，报告要周一才能拿，我不好请假了，你帮我拿一下呗。”

要是我自己去拿报告就好了，也不至于一下子慌得就在办公室掉眼泪。

交接完工作，还掉办公用品，和领导艰难地说完事由，当然也艰难地和宝贵的留用机会说了再见。搭地铁穿过一站又一站，上楼，开门，躲进男友的怀抱。我的大脑一直是晕的，宕机一般，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CA19-9，一种糖类蛋白肿瘤标志物，参考范围是≤37U/mL，是消化道恶性肿瘤的重要标志物，阳性率以胰腺癌最高。”

百度百科的CA199条目，总结起来大概就是这么一句话，字数不多，每一个字都让我牙齿打颤。我的数值是＞1200，这意味着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检测仪器的最大上线，至少是正常指标的30多倍。消化道恶性肿瘤，胃癌？肠癌？肝癌？还是其它一些什么？比如这个胰腺癌，号称癌中之王……说来也好笑，一向肠胃健康能一口气吃下许多甜品的我，突然就开始腹部隐隐作痛起来，那点疼痛像一只萤火虫，藏得幽深，一明一灭。

其实拿到B超报告时，看病这件事还没有被纳入我的议程，“反正还小”，“说不定自己就消失了”，我这样想着，但是这次我没有办法含混过关了。我们用剩余的一点点理智决定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只有学生医保，异地报销会比较麻烦，所以需要回去做后续的检查或治疗。男友请了一周假，订了医院附近的住处，我们默默无言地各自收拾起行李，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抱头痛哭，也无法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除了那一点点理智之外，脑子里的全是大片大片的茫然与无措：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过去我一直嘲笑这租来的房间太过狭窄，单人床勉强能睡下两个人，翻起身来都麻烦。然而现在我背对着男友，窄小的单人床突然变得空旷起来，他睡在我身边，但中间好像隔了很远很远。我开始想到生病的外延问题，如果我真的生了很重的病，我该怎样对待他？怎样期待他呢？我期待他能不离不弃陪着我吗？还是我要主动让他离开？我终于开始小声啜泣起来，第一次意识到，事情似乎无法在我的掌控之中了，我只能被动等待命运的裁决。

好消息与坏消息

我从来没有如此正式而郑重地踏进过医院，也是第一次在医院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

妇科和妇科超声都是神奇的地方。这里有怀着孕来产检的准妈妈，她们一般有老公或者长辈陪着，神情安宁。也有像我这样神情焦虑的女性，为着这样或那样的疾病，默默等待叫号。在所有科室里，妇科显得格外特殊，悲喜在这里同时发生，既有新生命在这里诞生，也有人在这里被判死刑——有的是像不孕这样生育功能的死刑，有的则是生命的死刑。

初诊的妇科医生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医生，由于这家医院是我学校的附属医院，我在心里默默地把他归为了我的学长。我曾经脑补过自己面对妇科男医生的尴尬，但是当面对疾病，这一刻真的来临，尴尬和羞涩，这些情绪都不重要了。生病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妇科彩超、肿瘤指标物、肝肾功能检查、肝胆脾胰彩超，如果必要还需要胃肠镜和CT。短短的几天里，我每天都奔波在不同的科室，面对不同的检查。有时候早上一睁眼，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的次品，在流水线上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检查。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我的瘤比我想象中的更大，有足足八公分，一个拳头的大小，影像学判断很有可能是畸胎瘤——这也意味着，这个瘤永远不会自己消失。而且由于和之前做的B超尺寸存在差异，再加上肿瘤指标物异常增高，医生也无法判断这个瘤的性质是良性还是恶性，只是笼统地告诉我，良性居多，你这个不好说。好消息是，虽然我的CA199未曾如我所愿地是仪器测量失误——它依然很高，但是我的肝胆脾胰B超未发现病灶。

年轻帅气的消化科医生对我说： “消化科肿瘤一般都瘦得很厉害，你这个样子不像，我怀疑可能是你的妇科肿瘤引起的。”好吧，这可能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别人说我胖却还油然生出了幸运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个判断还让我暂时免除了胃肠镜和腹部CT之苦，消化道恶性肿瘤的阴云暂时消散了。

剩下的就是我身体里这颗已经被查出的畸胎瘤的问题了。畸胎瘤，一种较为常见的生殖细胞肿瘤，好发于育龄女性，在原发性的卵巢肿瘤中占比不小，达到了15%，可以说是妇科较为常见的肿瘤。其中95%-98%为良性成熟性畸胎瘤，2%-5%为恶性未成熟畸胎瘤。数据看起来很安慰人，但在生病的人面前，统计学的数字却只是冰冷和残忍。虽然只有2%到5%的可能性，但谁又敢说自己一定是幸运的呢？对于大量的患者群体来说，只有2%到5%的人的肿瘤是恶性的，但是如果放到个人身上，要么是0，要么是100%。

我从未想象过自己有一天会长出瘤来，就像我从未真正把妇科检查当回事。身为一名女性，从青春期开始就或多或少有过身体的困扰，痛经、内分泌失调、白带异常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很不幸，与这些困扰相伴的是耻感，谈论月经是羞耻的话题，谈论卫生巾是羞耻的话题，与之相关的种种疾病也带有“不洁”甚至“放荡”的色彩，“妇科”这个词更像是天生带有原罪一样。很不幸，我曾经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当医生问我，“这么大的瘤，过去几年没有做过妇科检查吗？”，我只能惭愧地说，没有。

在大概那么两三年前，我曾有过全身体检的机会，我揣着体检单忐忑不安地走过妇科，听见大夫不耐烦地在门口喊：“未婚的可以不检查妇科”——听起来像天籁，我当时就如释重负地溜走了。

也许就是那一次溜走，我放过了一次发现它的机会。一个八公分的瘤，成长的时间对性质而言很关键。如果它已经出现了好几年，良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它是突然出现的，那就不能对它的性质抱有多大的希望。坐在医院里的我，突然深深地后悔起来，我的卵巢长了一颗八公分的瘤，而我过去却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没有卵巢，我还是女人吗？

我很快住进了医院。14楼，有一半的墙被刷成了粉红色，门口牌子上挂着：妇科肿瘤科。

护士给我套上了手环，很认真地对我说，进来了就不能乱跑，要出去必须要和主治医师请假。

1405，这是我的病房，如果不是住院，我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青旅房间——一个房间有三张床，我的靠窗，每张床之间都有粉红色的拉帘。

由于我入院的日子是周六中午，既不能抽血，医院的一些检查科也休息，所以我除了躺在床上，几乎无事可干。我迅速进入病人角色，躺在了柔软地床上，支使男友出去买午饭，并和同屋的病友聊起天来。

最左边靠墙的是一个瘦瘦的小姐姐，医学院的博士在读，就在这家医院的肿瘤科工作，因为急腹症疼痛难忍紧急动了手术，原以为是阑尾炎，结果手术发现是卵巢巧克力囊肿。中间床位的是一位胖胖的阿姨，爱说爱笑，自述子宫里有好多肌瘤，需要做手术进行切除。在后续的住院生活中，我还认识了更多的病友：得了卵巢癌的女孩，被化疗折磨得像个“阿姨”；由于输卵管堵塞做了两次手术的女孩，忧心忡忡于这次能否顺利怀孕；由于肿瘤太大不得已做了开腹手术的女孩，刀口缝合得像一条蜈蚣……

我对自己生理知识的匮乏感到羞愧。一直以来，我对女性天生拥有卵巢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它们只有2、3厘米大小，我不知道它们会交替工作进行排卵，我不知道两个小小的卵巢居然会生出那么多的病来，我不知道卵巢囊肿是非常常见的妇科疾病，我也不知道在国内卵巢癌每年会带走超过2万名女性同胞……

手术前，医生很惯例地要找病人和家属谈话。

“我们要给你做腹腔镜手术，这个手术会在你肚子上打四个洞，其中有一个是在肚脐眼的位置，伤口很小。我们要实施的是肿瘤剥离术，就是把你的肿瘤从卵巢里剥离出来，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丝毫不损伤你的卵巢。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术是不会伤害卵巢功能的，但是我们医学是没有100%的。”

“手术中我们会进行快速病理检测，很快就能出结果，如果结果是好的，我们就会缝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在术中发现你的瘤是恶性的，我们可能就不做剥离术了，而是直接切掉你的卵巢。”

医生让我签了字，我梦游一般从医生办公室走回了病房。

过了一会儿，胖阿姨从医生办公室回来的时候，发出一声哀嚎，“医生说我子宫肌瘤太多了，要切我的子宫！”

子宫，一个女人的重要部位，承载着传统观念里女性最重要的使命——怀孩子。尽管胖阿姨至少也有40多岁，再生育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她还是为此消沉了一个下午。

傍晚，主任医师带着一群医生来查房。她是一位看起来有40多岁的中年女医生，可能是职业的关系，她又冷静又理性，拿我妈的话说“浑身散发着高级知识分子的气质”。

“你的肌瘤太多了，手术刮不干净，留隐患，直接把子宫切了一了百了，以后也没事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你又不生育了，子宫留着也没什么用啊，再说又不是切卵巢，切了子宫你还是女人啊，卵巢才是女性的象征。”

主任医生的语气平缓淡定，却听得我手脚发凉。如果，如果手术的结果没那么好，我就要失去我的卵巢了，那我还是女人吗？

我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的性别，仿佛身为女性是一件再自然而然、再不需要证明的事情。但是，这件毫不需要自证的事情，现在开始动摇了起来。

我还记得研一时报过热门的性别研究工作坊，由于报的人太多，老师不得不加了场测试限制人数，我们在小小的教室里刷刷刷地回答，什么是性别？自己当时那种想都不用想的理直气壮：性别不是天生的，是在历史文化中形成的。生理性别是天生的，而社会性别是被建构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的性别，也毫不怀疑自己的性别认知。学过一点社会学的人，往往会对与生俱来的东西有点不在意甚至轻蔑。但就是这与生俱来的性别，让我产生了困惑。

如果没有卵巢，我还是女人吗？

如果是，我是否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功能受损”的女性？

如果不是，那我是什么？

我的卵巢还在吗？

在胡思乱想中很快就到了手术的日子。我和家人、男友都算是松了口气。

这几天的日子是真不好过，医院早上五点就要查床，晚上九点就熄灯，有时早晨我还迷迷糊糊，就有护士推着车来采血，一采就是八大管。我的男友每天晚上缩在小小的折叠床上，没法翻身，会掉下去。而我爸，虽然嘴上什么都没有，但我感受得到他的焦虑和紧张。

手术前还要经历一些尴尬的事情，比如冲洗和备皮，比如喝泻药。

不管是冲洗还是备皮，我都要以一个M型的姿势打开自己的双腿，让护士进行操作。过程痛苦吗？其实还好，但是心理的羞耻感却很汹涌。我只好闭着眼睛，跟自己说，这是在看病这是在看病，护士小姐姐肯定看过不少并不以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情。

手术的前一晚，医生开了两盒泻药冲剂。可能是为了让它不那么难喝，这药是菠萝口味的，但是两盒泻药灌下去，我对菠萝都产生了心理阴影。

我的手术被安排在上午第二台，9点半。前一夜喝泻药喝到了晚上八点半，几番折腾下来已近12点。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一晚到底有没有睡着，只记得医院静极了，我数着男友的鼾声胡思乱想。已经不敢想更遥远的事情了，什么还要不要和男友在一起，什么以后的工作这么办，这些平日里也偶尔会跳出来刺我一下的小烦恼，此刻却遥远地有些可爱。在我眼前旋转的是，手术会顺利吗？瘤会是良性吗？我会平安地从手术台上下来吗？以及，我能保住我的卵巢吗？

不到9点，穿绿色衣服的护工来到了我的病房，一台手术车停在门外服务台，我爬上去，他们会把我推进手术室。我哆哆嗦嗦地往上躺，盖上深绿色的被子，男友突然握住了我的手。一瞬间有很多情绪淹没了我，有点滑稽以至于我有点想笑，因为这搞得我好像要回不来，又有点心酸以至于我都掉下了眼泪，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足够幸运。

“没事的，你一定会好好的。”

“没事啦，我估计十一点多就回来了。”

护工推着我进了电梯，我在被子里瑟瑟发抖，第一次觉得电梯的灯管白得有些吓人。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我的手术车被匀速推向前，这大概是我“经过”的最漫长也最让人颤抖的一条走廊了，我的鼻子嗅到一股消毒水的气味，我的耳朵只听见自己手术车的轮子轱辘轱辘地向前，我的眼前是头顶的白炽灯，它们苍白而冰凉，一盏一盏划过，有一种恐怖片的意味，我在心里默默数：一，二，三，四……

手术车在手术室外停住了，有护士过来给我扎上手术室的留置针。虽然已经提前被病房的护士吓唬过，但是留置针的尺寸还是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哪是注射的针，拿来做穿皮革的针也可以吧！针穿透皮肉的瞬间，我闭着眼睛，忍不住“嘶”了一声，紧接着，冰冷的液体开始进入我的静脉，我忍不住往被子里缩了缩。

躺在手术台上，我感受得到自己身体的颤抖，麻醉师给了我一个面罩，告诉我用力呼吸。

呼，第一口，这个麻醉剂怎么没有什么作用？

呼，第二口，手术室的灯怎么有点重影？

呼，第三口，我眼前一黑。

我是被喉管给呛醒的，眼睛难以睁开，但是意识却开始清醒。

医生给我拔掉了喉管，我迫不及待地问“医生，是良性的吗？”这句话用尽了我全部的力气，然而还是听起来微弱嘶哑。

“都好的，手术结束了。”

“我的卵巢还在吗？”

“都好的。”

这个医生似乎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一半。

手术后的第三天，医生通知我可以出院了。

我慢吞吞地收东西，和胖阿姨说再见——她还在努力地和医生争取保住子宫，然后去隔壁病房和这几天偶遇的朋友们一一道别。医生风风火火地走进我的病房，给了我出院小结和病理报告，她笑嘻嘻地说，催了下病理科，报告居然赶出来了，不用麻烦你再跑一趟了。我接过病理报告，上面写着“成熟性囊性畸胎瘤，部分区域可见神经胶质细胞”，我终于长长地吁了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办完所有的手续，一个星期来，我终于第一次走出了医院，坐在车后座，看医院离自己越来越远，我只希望这一切不用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