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花桥-上海跨城通勤：从卧城转向产业新城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上海总规2035提出的市域城镇圈规划中，上海和江苏交界处的昆山花桥镇，成为上海向市域外发展的重要载体。花桥与上海之间人员往来密切，上海地铁11号线在花桥境内三个地铁站，2017年的日均总客流已高达5.2万人次。

花桥镇已非简单的上海“卧城”。近年来，花桥的发展突飞猛进——全国首个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2013年开通全国首条跨省地铁、2017年位列全国百强镇第14位。

花桥与上海如何互动，能给都市圈带来何种启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嘉伟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分享了自己对花桥进行的以下研究。

通勤人数测算

研究者利用中国联通的匿名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若用户的职住地位于不同城市，则归为跨城通勤人群。

测算结果显示，花桥的流出通勤者（居住地在花桥内，工作地在花桥外）约为2.8万，流入通勤者（居住地在花桥外，工作地在花桥内）约为3.3万，流入通勤者多于流出。

花桥流出通勤者就业地主要为上海，上海对花桥居民的就业吸引力强于苏州（含昆山）。上海嘉定区为跨城通勤的首选工作地，占跨城通勤者总数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也出现了大量去往上海中心城区的长距离跨城通勤者，这一群体的规模约为6000－7000人。

花桥的流入通勤者主要分布于周边乡镇。居住地位于周边六镇的，占比高达73.2%。说明花桥的产业对周边乡镇居民有较强的就业吸引力，跨城流入就业者的最大来源地为上海青浦区的白鹤镇和嘉定区的安亭镇。流入通勤者分布基本符合就近就业的中心地模式，呈现花桥向外扩散式。

都市区“卧城”

研究者测算了花桥－上海中心城区的长距离通勤流，并与上海7个郊区新城比较。结果显示，花桥至上海中心城区工作的人数已高于上海市域范围内的4个新城；流入通勤率（至上海中心城区就业的人数占街镇总人口的比例）仅次于嘉定和松江；流入和流出通勤比（与上海中心城区的双向通勤量之比，比值越高，表明“卧城”属性越明显）远高于所有上海新城。可见在行政边界影响下，相比上海郊区新城，花桥有着更明显的上海“卧城”属性。

对此，研究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附加值产业部门的向心集聚是都市区居住人口蔓延的重要原因。高级生产性服务、核心管理等部门的竞租能力强，对技术、信息、市场连接速度的需求高，会沿着功能网络向高等级的中心集聚，在空间上表现为向城市核心区域的向心集聚。

上海作为全球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之一，承担了长三角区域总部、全国性总部和全球城市的功能，因此上海近年来的产业结构呈现高端化和高度服务化的特征。2016年服务业比重超过70%，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超过50%。且近年来，上海政府提出建设经济、贸易、金融、航运、科技、文化中心的大都市战略，进一步推动了相关产业和部门向上海城市中心集聚。

对个体而言，这种产业集聚带来的是上海中心城区产业类型和收入水平的不可替代性，人们根据个人的支付能力，从消费多样性、工资收入、城市费用（住房费用和通勤费用）来综合考虑住所选址。距市中心越远，住房费用下降，通勤成本上升，但在花桥镇这个特殊的节点，其近年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配套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及省际地铁的建设，满足了通勤个体预算约束下的最优成本：既有便利的通勤交通，又有较低价的住房，因此不少通勤者选择了扩大通勤圈，甚至突破城市的行政边界。

对此，研究者分别通过手机信令和地铁刷卡数据，测算了花桥至上海中心城区的通勤者的工作地，两者的空间分布比较吻合。从出发地来看，71.3%从花桥站出发的人口，均居住在地铁站周边1km范围内。

从通勤成本看，由花桥地铁站至上海主要就业中心，所需时间在90分钟以内，换乘次数不多于一次，价格在8元以下。从住房成本来看，根据从链家网2017年1月获得的住房均价，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为起点的地铁90分钟通勤圈内，花桥镇的商品房均价最低。从花桥乘坐地铁出发，78分钟可到达人民广场，而其均价在两万/平米左右，与一线之隔的上海安亭镇相比便宜了一万。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识别出的跨城通勤者可能多数是在2016年昆山限购政策出台前购房，考虑到近年房价上涨，在2016年以前，两地房价比更为悬殊。因此，花桥可以说是轨道交通可达区域内，费用较低、配套设施完善的上海市域外部的高性价比居住选择。

谈及大都市边缘的“卧城”，国内典型案例是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但不同于北京的“北三县”，花桥在跨省地铁开通前，已经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产业新城”，可以说是大都市边缘兼具“卧城”和“产业新城”双重特性的城镇。

“产业新城”

研究者分析其与周边区镇的通勤流特征，通过流入和流出的比例高低来判断一个区镇的就业吸引力大小，比较发现，花桥在这个区域内的就业吸引力仅次于安亭镇。它对周边五个镇都呈现就业净流入的趋势，可以说是局部的次区域就业中心。

全球化和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分工不是以产品为基础的，而是以过程为基础的，产业间利润率的差异化导致企业对城市空间的竞争，在空间上产生了集聚式的分散，形成卫星式的外包基地。研究者认为，这个大都市边缘区“就业小中心”的形成，主要源于花桥承接了上海市一些服务部门的外溢，花桥具有的区位优势、人力和地租成本优势以及政府的政策税收优势，同时集中的地理邻近性也会带来正外部性。

花桥的产业发展环境与其产业特征相适应。其一承租能力较弱；其二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其三服务市场是全国或区域层面，而非趋近于地方市场；其四需要来自城市中心区的高等级产业的辐射，与总部之间发生较为密切的协作关系。体现了低价区段产业部门在大都市区域的集聚式分散。

目前，花桥镇的主导产业显然为第三产业，占比高达82.3%，其中信息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当年增加值，均已超过昆山开发区和昆山高新区。另有一个新兴的支柱产业是电子商务类开票零售业，这是近年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产物。

花桥的服务业对周边有巨大的吸引力，研究者用手机数据测算到，这三类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地域有73%就业者来自周边镇。

花桥作为一个次区域的就业中心，是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江苏省政府和花桥地方政府主动推动下，形成的具有强大发展活力的区域。花桥第三产业快速增加的三个节点，分别对应：2005年江苏省政府推动花桥商务城建设，提出定位为“大都市的卫星商务城”；2009年响应上海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花桥承接较低附加值的金融服务业、数据处理等外包职能；2011年依托两岸合作，花桥向原本台企制造业产业链的两端延伸，以提高产业附加值。

结论与展望

与上海外围新城横向对比，可以看到，花桥是一个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而上海郊区的大多数新城还是以制造业为主导。研究者发现，在上海郊区的用地构成中，工业用地的占比普遍较高；花桥商务用地占比和嘉定相近，远高于其他新城。再看花桥就业者的从业结构，有58%的人从事生产性服务业，比例也高于其它新城。

在区域转型的背景下，花桥政府起到隐形调控的作用，通过规划和土地的交易，抓住区域转型的机遇，承接上海的部分服务业外溢，从边缘区的一般城镇成长为专业化的中心。

研究者发现，2011-2017年间，上海的通勤范围在25公里到35公里这个圈层内有明显上升。目前上海都市区流入通勤率的衰减明显快于伦敦和东京，但苏沪间跨城通勤的规模已不可忽视。随着城铁和市域轨道网络的建设，是否会继续在都市区外围形成花桥这样的双重通勤模式的城镇，是后续研究中值得继续探讨的。对于跨城通勤带来的人口空间错位、治理的碎片化、双城化等问题，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本科生。本文根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嘉伟在“大数据视角下城市空间研究——城市规划方法与技术团队研究生成果交流会”上的发言整理，钮心毅教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