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金克木香港佚文发现记

近日，友人青年评论家黄德海兄发来微信，咨询金克木在《改文旧话》一文中所提，发表于抗战时期香港某刊物的一篇佚文：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香港，传言周作人投敌。我写了一篇小文发表，说的是周作人的思想，意思是，如传言属实，周的思想中已有根苗。从他的文章看不出多少民族主义，倒能看出不少对日本的感情。不知怎么，文章写得不好，惹出一篇批评，说我是有意为周辩护。恰好我正在登这篇文章的报馆，便去排字房找出原稿看。使我吃惊的是文中有不少骂人的话。那文风和几十年以后盛行的大字报类似。这些话都被编者用红笔涂抹又用墨笔勾去了，不过还看得出来。很明显，编者不赞成我没骂周作人，也不赞成那一位因此便骂我。这位编者久已是文坛上未加冕的“盟主”。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盟主”并非偶然。

由于长年的隔绝，内地学界对香港近现代文学不甚了解，一则卷秩浩繁的公藏文献，因交流渠道不畅而不易利用；又兼许多文献散落民间，更难获取……既如此，遑论在此基础上开展诸如编制索引、辨认笔名、考证史实之类后续工作了。好在自2000年6月起，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与该校中文系合作，将卢玮銮教授（小思女士）慷慨捐赠其多年蒐集、整理的香港文学及文化史料，建立网上数据库，除基本的检索功能外，并提供部分报纸文艺副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初，“香港文学资料库”正式启用，给所有人带来了方便，标志着香港现代文学研究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打开香港文学资料库，检索作者：金克木，竟一下检出十多篇作品，其中至少有四篇，为三联书店2011年5月版《金克木集》失收。（插句题外话，《金克木集》编得确乎仓促，连《读书》杂志上的《佛学谈原》，以及散见于《新民晚报》的多篇诗文均未收入）

《围棋战术》，《星岛日报·星座》第4期，1938年8月4日

《读〈鲁迅全集〉初记》，《星岛日报?星座》第17—19期，1938年8月17—19日

《读史涉笔》，《星岛日报·星座》第443—444期，1939年11月21日、23日

《秘书：地狱变相之一》，《星岛日报·文艺》第40期，1948年8月30日

其中首篇，是借围棋讨论日本侵华战争的战术及中国军队的应对之法，堪为金氏以后一系列围棋文章（《耳赤之一手》《闲话围棋心》《棋外谈棋》等等）的开端，读此可知少年心事，老而弥坚。

写鲁迅的那篇长近六千字，虽因全集尚有八册未出，“只就大体略抒管见，算作‘初记’”，但文中对鲁迅思想的中外两大来源分析得头头是道，对研究青年金克木的独特见解，自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且看这段预言式的感叹，亦可窥豹一斑：

鲁迅的思想未必有承继者，鲁迅的文章一定无传人，鲁迅的著作将有许多孩子们看不懂，只成为历史的文献，然而鲁迅的精神愿能亘古常新，直到阿尔志跋绥夫与安特列夫的世界消灭，武者小路实笃与爱罗先珂的世界到来时，永远给未老先衰的青年以警惕，给老而不死的朽骨以羞惭。

类似的，《读史涉笔》也长逾五千字，可谓集中反映了金氏对历史学的持久关注与思考，从中亦不难觑出作者的独特趣味。如文中有诸如“单以基于目前需要而先定的结论为立场，向史实中去找证明的材料，却对于史实的了解不特不甚可靠，而且往往有害”的话，显示作者反对“以论带史”的研究法；进而结合现实，提出当务之急“应有人编一本《通史问题》，不以敷陈事实为主，以各时代之大问题提纲挈领，于研究大纲下胪列事实”，这一提法，与今天所谓“问题导向”的历史观较为接近吧。

《秘书》是一篇微型小说，截取1937年与1947年两个时间点，描摹一位家住石驸马大街某四合院中的朋友，记录室内陈设的书及与之的对话，暗示此人滞留北平沦陷区，抗战胜利后非但毫发无损，还大发其财即将移居美国。妙的是他之前娶了娇妻，同时充当其秘书。之后重逢，女秘书仍在。

另有《拟寓言诗五章》，原为一整体，却在《金克木集》被一分为三，且错拟了写作时间，故也附带提一下。此篇初见于1941年3月30日《星岛日报·星座》，也为同年11月1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编辑发行的《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四/五期转载。

多年后的1996年，金克木“在故纸中发现旧稿尚在”，遂在“寂寞中回忆昔年乐事”，乃将这几首中的一首“打油新诗一字未改”，于《南方周末》“芳草地”副刊重新刊出，并撰前记曰：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忽接刘北汜君来信，说是他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到西南某地一家报馆编副刊，要求我紧急支援。我想起学法文时背诵的拉封丹寓言诗，遂戏作拟寓言诗五首寄去。将古诗现代化，并非有意讽刺具体的人和事。匆匆过去了五十多年，忽在故纸中发现旧稿尚在，忆及一九四一年郁郁出国，途经昆明，因访沈从文，得识刘北汜，遂去金鸡巷见已在桂林巴金处见过的陈女士。在金鸡巷的小楼上几位青年“言笑宴宴”谈今论古，指点江山，无所顾忌，实为平生一乐。转眼半个世纪过去，当时聚会谈笑的男女友人俱已物化，独我尚存。触目旧稿，返念旧情，真成隔世。

按，刘北汜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在校期间曾与同学杜运燮、穆旦、汪曾祺、萧珊（陈蕴珍）等人组织冬青文艺社。1941年6月，经他联系，还在《贵州日报》辟“冬青诗刊”，将影响力辐射至外地。诗刊由刘北汜主编，每月一期，于次年8月30日出至11期时停刊。1943年，刘大学毕业，留在昆明任中学教师。故1941年刘北汜约稿，尚在求学期间，应与贵州日报冬青诗刊事相关。同时，刘曾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则《抗战文艺》后来转载金克木的这五首拟寓言诗，与刘的这一身份不无关联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五首诗当初在港报发表时，原题下多出几字：“赠S.S.”。受赠者S.S.是谁呢？则据金木婴女士2000年8月22日引其父生前所述，称其“并非具体人，而是‘某人某事’（someone，something）之意”，当能自圆其说。

以上仅就一检即得的佚文加以申说，而黄兄委托的与周作人相关的文章尚无着落。估计作者用了笔名。

笔名问题乃是横亘于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大鸿沟之一。小思女士也曾伤透脑筋：“这时候可能因为政治关系，也可能因为一个人写很多文章，不方便用同一个名字发表，所以一版之内的不同名字，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有些甚至连作者自己也忘记了……”而无法辨识笔名背后的真人，便意味着与研究对象“隔”了一层，所论难免疏阔。

抗战初期，金克木“逃难”到香港。一日，翻译家曹未风途经香港去英国，在船上给金“一张名片介绍去见萨空了”，遂顺利地“在香港《立报》萨空了手下当国际新闻编辑”（《何容教授》）。1938年4月1日，香港《立报》创刊，总编辑和总经理均由萨空了担任。金克木负责的“国际新闻”，位于第四版上半版；二版下半版是副刊“言林”，主编茅盾，即金氏文中那位未加冕的文坛“盟主”。（关于“盟主”，《金克木集》注释云：“‘盟主’是‘左翼作家联盟主席’的简化。主席三人：鲁迅、郭沫若、茅盾。文中说的是茅盾。”）

结合金氏文中“我正在登这篇文章的报馆”，以及他能轻而易举从“排字房找出原稿”，显然骂他的文章，发表阵地便在香港《立报·言林》。

金氏文章在哪里呢？先从香港《立报》找起，发现如下三篇文章谈及周作人：

周为：《由周作人想起》，《立报·言林》1938年5月16日

葛师良：《谈周作人及幽闲冲淡》，《立报·言林》1938年5月24日

风沙：《哀周作人》，《立报·言林》1939年1月7日

读后感觉都不像。很快，在1938年8月11日《星岛日报·星座》找到一篇署名“燕石”的文章《周作人的思想》，除了题目与金克木的回忆毫无二致，文中“我只要趁此时机，把三年（前）批评周作人及晚明言志风气的论文中所没有说的意思，补说出来”的话，也与金氏的经典长文《为载道辩》有所呼应。

继而发现同月16日《立报·言林》，有署名“黄绳”的《“还不够汉奸思想么？”》，将矛头直指燕石文章，且语气之严厉，几令人胆寒。如称：“周作人自从当了汉奸，不知受了多少笔枪墨炮，最近已有人对他撰了悼词，算他死去。现在那位作者再来那么一篇（指《周作人的思想》——引者），未免有点讨厌”；又引了大段原文，死扣字眼，认定燕石与鲁迅有旧恨，其“指摘原是针对着鲁迅先生一人，周作人是‘陪葬’的”。

燕石不甘示弱，在21日《星岛日报·星座》发表《旧恨？》予以声明与辩解，声辩之余，重申“我的三年前批评周作人的‘大文’，就登在周作人的同事及学生办的刊物上”。按《为载道辩》原载1935年12月5日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此周刊由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邓广铭、傅乐焕和张公量编辑，并邀胡适、傅斯年等为编委，由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任主编。

由此可见，周作人投敌的话题确实敏感，金克木于是用了笔名，却依然引人误解，备受指摘，也导致多年来无人觅其影踪。至于黄绳，原名黄承燊（1914-1998），生于广州，为香港知名的左派文艺家。

既判明燕石确为金氏笔名，循此共发现如下四篇佚文：

《周作人的思想》，《星岛日报·星座》第11期，1938年8月11日

《忠奸之别》，《星岛日报·星座》第15期，1938年8月15日

《旧恨？》，《星岛日报·星座》第21期，1938年8月21日

《归鸿》，《星岛日报·星座》第382期，1939年8月25日

其中《归鸿》是一篇记事散文，抒发身在南方的游子却心系北国之情，文中念及冬日里与一位极熟的朋友“一同到山西老板的小酒店里去，在酒缸充的桌子上吃花生米，喝酒，一面各自翻阅新买到手的旧书”。此情此景铭刻在金克木的内心深处，尤其“酒缸”小店，也频现于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

1938年8月1日创刊的《星岛日报·星座》，由金克木的老友戴望舒创办并主持编务，期间甘苦，见于十年以后戴氏所撰《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1938年5月，他“刚从变作了孤岛的上海来到香港不久”，原计划去大后方“参与文艺界抗敌工作”，“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香港逗留下来。即由《大风》社主编陆丹林介绍，与实业家胡文虎年仅十九岁的三公子胡好相识，创办《星岛日报》的新文艺副刊“星座”。其定名取义于“如一系列灿烂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着”。“稿子方面一点也没有困难，文友们从四面八方寄了稿子来，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们，也不断地给供稿件”，“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而在多年后以小说笔法撰写的回忆文章《保险朋友》中，金克木在港探访女友Z，她的临时居所，就在西环半山腰学士台戴望舒夫妇楼下。

《星岛日报》因其出资者为商界人士的关系，故其立场与言论远不如香港《立报》的激进。但金氏的文章照样受到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的约束而时常被删削。对此类现象，戴望舒抱怨道：“似乎《星座》是当时检查的唯一的目标。在当时，报纸上是不准用‘敌’字的，‘日寇’更不用说了。在《星座》上，我虽则竭力避免，但总不能躲过检查官的笔削。……这种麻烦，一直维持到我编《星座》的最后一天。”

而《星岛日报·文艺》则是范泉在上海以航空邮件寄件的方式所编，为周刊，始于1947年12月1日，编至1949年2月14日第六十期，因“上海临近解放，上海和香港之间的航班停飞，稿件无法寄递”而止（范泉《文海硝烟》）。金克木的名字出现在编者撰写的“文艺广播”里：“诗人金克木，已来上海，且已从上海出发，前往北平。下学期将在北京大学的东方语文学系执教。”（1948年8月23日《星岛日报·文艺》第三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