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震华谈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一书。作者方震华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中国台湾地区宋史学界的重要学者。他长期关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早在硕士阶段对这一问题就有思考，博士期间更以此为题，完成了英文博士论文。此书则是这一博论首次译成中文，颇受学界关注。

谈及宋代政治之特色，论者多总结为“文人治国”“重文抑武”，将宋代积贫积弱归咎于此者也代不乏人。然而，值得细究的是，宋代之“重文抑武”的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武官在身份、地位、文化认同等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上海书评》采访了方震华教授。

先谈谈您对文武关系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吧，您是在硕士期间就关注这个问题了吗？

方震华：我最初对宋史研究感兴趣，可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是看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答问》，他说宋代的资料不多不少，宋史是年轻人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另一原因，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刘子健先生的《两宋史研究汇编》在台湾出版，这本书所谈的议题非常具有吸引力。我真正开始研究宋史还是因为刘子健先生，当时与刘先生通信，提到我想研究与宋、蒙战争相关的历史，他就建议我去找黄宽重先生作指导，后来我就成了黄先生的学生。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南宋晚期的边防，南宋有三个边防区——两淮、京湖和四川，每个边区设一个制置使总揽军事、行政大权。在宋宁宗时期，所有的制置使都由文官担任，如果派任武官，就要把这位武官的官衔先改换成文官，才能出任制置使。由此可见，南宋朝廷非常在意对掌握兵权者的身份是文官，还是武官。这个史实是吸引我关注文武关系的起点。

过去人们认为宋代经济、文化发达，是以其军事方面的削弱为代价，所以讲宋代，就说这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现，导致读者以为宋代统治者只重视文教，不重视军事。后来的宋史研究修正这种传统说法，指出说宋代政府从未轻视军事的重要性，只是崇尚文治，提升文官的权力而压抑武官的权势和地位。但是，要讨论宋代之“轻武”或“抑武”，就不能只强调轻视武人和军事，宋代的文官为什么要压制武官？用什么手段来达成此一目的？仍有思考和讨论的空间。

说宋代“重文轻武”，无论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还是岳飞的悲剧，很大程度是就权力而言的，您的研究还关注“文化认同”，这个层面上的“崇文抑武”具体有哪些表现？

方震华：权力斗争和文化认同是互相关联的。往前追溯宋代文武官对立的历史渊源，比较的基点就是唐代。唐初的统治阶层讲究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这里既讲权力，也讲价值评判，高阶官员的仕宦生涯，往往在文武不同职位间转换。当时人们也不认为高阶文官一定要具备高明的文学才能，所以一些名将学术能力不突出，也能担任六部尚书。所以，唐前期的统治阶层认为文治和武功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文武官在升迁上也有均等的机会。像唐律中对“士”就做了解释，说“诸习学文武者为士”——习文或习武都能为士，也就是都能获得同样的阶层待遇。但到了宋代，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宋代文、武官在薪俸、退休、恩荫、守丧上的规定都不同，这是因为在观念上认定文官必须信守礼义道德，武官则贪婪不知礼法，此种价值观念落实于官僚制度，就产生文、武官的不同待遇。

读书习文、参与科举考试是宋代社会上的主流价值，武，并不为社会所推崇。就具体表现来说，比如皇帝的画像，宋太祖和宋高宗的形象，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画像中没有特别显示太祖出身军旅，凭借战功开创政权的神武。太祖就像他后代的子孙那样，静静地坐在那里，符合《论语》中“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圣君形象。再如南宋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四位武将即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四人旁边各有一位身着戎装、配备武器的侍卫，然而武将却是着官服站在那里，身上没有什么与军事相关的配件，完全无法呈现其战场杀敌的英勇。四位大将的武官身份，反而是由身边着戎装的侍卫来标识。可见，宋代主流文化不着重彰显军事的特质，不去表彰和战争相关的价值。

但宋代边患不断，在现实层面有实实在在的军事需求，文官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方震华：宋代轻武并不意味着忽视军事，事实上，宋代政府在军事方面的资源投入是很大的。从十一世纪开始，宋政府基本维持庞大的常备军，据文献记载，有时甚至超过一百万。正规军之外，英宗元年（1064），宋有民兵三十万，而到神宗熙宁九年（1076）因推行“保甲法”而增至七百多万。当然，这些数字并非全然精确，但反映出宋代政府在军事上巨大的投资。此外，康定元年（1040），仁宗下令编纂《武经总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两年后，又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间武学；自英宗治平二年（1065）开始，武举和进士科一样，每三年举行一次。这都说明，宋代并非不重视军事，但这反映出的也是文官应对现实的军事需求的办法——用读书和考试来解决问题。

问题是，在宋代，参加武举的究竟是什么人？是真正的军人吗？其实并不是，武举除了测试弓马外，仍要参加纸笔考试，这仍是读书人的专长，所以很多考不上文举的读书人就去考武举，作为求取仕宦的快捷方式。这样，在社会上文举、武举就形成高下之分。其次，通过考试选举出来的武官，仍缺少实战经验。朝廷中文臣掌权，而文臣对军事、战争的了解都是透过阅读得来的，但书本所得的知识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举个例子，宋代文人读到唐代关于府兵制的论述，认为兵农合一是理想的军事制度，所以投入大量资源来整建民兵，然而这些努力在战争上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帮助。再举一例，宋神宗时期有一波讨论战车的热潮，君主与一些文臣、武将都有参与，希望借助战车来克制游牧民族的骑兵，但事实上，这个讨论很难产生效果，因为战车是上古的作战方式，古书中虽有记载，但在战国时代车战就已经不是战场的主流了。在宋代，战车也很少真正用于战场，而即使真有使用战车的例子，基本上都是以战败收场。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结果嘲笑宋代文人的食古不化、迷信书本。不过，书本知识与现实应用之间存有落差，是各个时代的人都会碰到的难题，只是因为宋代文士主导军政，使得此种矛盾在军事上很明显的呈现出来，这也成为我们探讨宋代军事史的一个切入点。

文臣缺乏实战能力，无法在现实中取得军功，又如何说服君主在价值上肯定文胜于武？这在宋代边患不断的环境中如何成立？

方震华：这就是宋代皇帝的选择。太祖赵匡胤经历过五代的动荡，深知武力对统治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军队既是政权的支柱，一旦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皇位就会不保。在他看来，对军队的控制，比军队的战斗力更为重要。若二者只能选其一，他就选择前者。宋太祖即位之初，中国仍未统一，但他果断地让石守信等老将交出兵权，代表了他情愿不要这些骁勇善战的老将协助并吞列国，只求有效控制军队。南宋高宗对金和谈，收岳飞等大将的兵权，也是基于相同的思维。也许倚重岳飞等人，高宗有可能恢复中原，但他情愿放弃故土，只求军队不再只受岳飞等大将的控制。

从唐前期的文武平等到宋代的文胜于武，您认为这中间起重要作用的是什么？是科举后少有人能才兼文武，是开国君主的态度，还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前车之鉴”？

方震华：文武关系的变化固然与北宋开国君主有关，但我认为还是长期政治发展所造成的结果。

安史之乱后，唐代君主确实对武官的猜忌越来越严重，朝中由文官和宦官所控制，特别是科举出身的文官。这些文官基本都对军事很疏离，故当时认为“儒者不习军事”。军队由武官掌控，特别是边境军官，他们文化能力不足，无法入朝任职，多半也不熟悉朝廷的政务、礼乐仪式，甚至有人认为朝见君主很麻烦，所以尽量不入朝，就待在边区。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在唐后期就看到文武官就形成了各自的团体，文官不会统辖军队，武官不去认领朝职，双方没有职位上的流动，交流减少，就造成唐代中期文人和武士都觉得对方的性情、行为模式和自己不一样，文武就从政治分工的区别变成了文化认同的区别。

唐德宗时，一些文官试图强调文的价值在武的价值之上，一个表现就是有人开始质疑武庙的合理性。唐代从玄宗时代开始建立武庙祭祀，原本武庙的祭祀规格比照孔庙，德宗时有文官主张，武庙的太公不能与孔子相比肩，要废除武庙祭祀，其目的是想在礼乐制度上确立文胜于武的地位，最终这一场争辩的结果是，武庙被保留，但祭祀的规格被降低。也就是文官取得部分的胜利。

中唐以后，文人对武人的批评越来越尖锐。武人的形象被描述成违法乱纪、不懂礼义，是国家动乱的根源。由于文人掌握书写的能力，武人无法在这方面与他们对抗，可是到唐末天下大乱，地方军阀崛起，武人便以暴力来回敬文人的歧视，最著名的就是“白马之祸”。随着权力的扩张，武官掌握了比过去更多的政治权力可以压制文人，不再忍受文人的歧视，但是武人政治也有自己的难题。尽管凭借武力，地方军阀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但想要把这份权力合理化成为正统的王朝，武人就需要接受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文人合作，于是我们就看到五代武人文儒化的现象。当然在五代，文官通常是政权合理性的装饰，很难有实际的权力；但从后周开始，君主重视文官，削弱武官，文官的权力和地位逐渐恢复，这被北宋统治所继承。随着文臣权力的恢复，他们又开始批判武官，藉由强调道德上的差距来区分文武，并以此合理化自身对政权的掌控。

当文武在价值上的差别逐渐落实到官僚体制中，我们就看到宋真宗以后，文、武官在待遇上的差别。比如，文官到七十岁就要强迫其退休，而对武官则宽松得多，因为文官是懂得廉耻的，年纪太大，就要知所进退。而武官被认为生性贪婪，统治者就容忍他们年纪大了仍贪恋权位。再如，父母亡故，文官就要守丧三年，武臣则看其自愿，不强迫他，这是因为当时认为武臣出身复杂，不懂礼仪是正常的。还有恩荫，北宋初年，文官的子孙可以恩荫文官或武官，到了真宗朝之后，文官的子孙恩荫文官，武官的子孙恩荫武官。文武官就形成了壁垒分明、关系紧张的两个阵营，而文官的持续得势，对武官的一贯压制，就促使尚武风气的消失。

宋代崇文抑武，武人有“文儒化”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武人的自我认知是怎样的？后代的文臣又如何看待开国将领？

方震华：即使宋代武官有文儒化的倾向，但武官还是认为自己是武官。就像狄青，他也读书，但还是认为自己是武人，甚至婉拒仁宗要他除去脸上刺字的建议。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是读书，武官想要摆脱莽夫的形象，只能顺从此一价值。至于文臣怎么看他们的开国将领，这个问题我没有系统的研究，但可以举两位武官的例子。

曹彬和曹翰都在宋初统一南方诸国的过程中立下战功。但是，文人对两人的评价往往不是着眼于军事成就，而是他们作战的过程。曹翰在攻下江州后曾经屠城，在他死后，著名的文士王禹偁就写诗批判曹翰贪财、好杀。相对的，曹彬在包围金陵后，成功迫使南唐国主投降，未经激烈战斗即取得胜利，后来文人就赞美他的“仁恕”。可见文人在评价武人时，还是依据自己的道德标准。

狄青的故事则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宋代后来追忆狄青，基本都是正面的，而且经常提到范仲淹劝狄青读书这件事。我发现这个故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最早出现的说法是：范仲淹曾劝狄青读书，因此狄青到了晚年开始读书，因而熟知事理。至于狄青曾读过什么书，在最早的版本中并没有谈到。稍后出现的第二版本，就说狄青读的是《左传》。第三个版本则是南宋时期才出现的，内容是说：狄青因为熟读《左传》，所以他擅长用兵，能建立军功。不同的版本反映传述故事者的想法，所透露的价值取向就是武人必须“读书”，不读书的人不会打仗，许多宋朝文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儒家的话语中也是讲忠讲勇的，那么在宋代文臣压制武将的环境下，文臣又如何评述武将的忠勇？

方震华：南宋的文臣、士人当然会歌颂武将的忠勇，但背后通常有现实的需求。在南宋被歌颂最多的是岳飞。南宋后期文献中就有很多对岳飞的歌颂，这份崇敬和政治有关系。因为南宋自宁宗朝以后，持续与金、蒙古对抗，岳飞地位不断被提升，我们都知道岳飞的谥号是武穆，但一些读者不知道的是，岳飞还有个谥号叫“忠武”，是宋理宗在即位之后不久，亲自决定赐予的。这是因为理宗有意规恢中原，需要制造一个可以“中兴宋室”的英雄。为什么理宗选择“忠武”二字？因为诸葛亮、郭子仪的谥号都是忠武，这就是要把岳飞比附成诸葛亮、郭子仪，成为南宋中兴的象征。理宗在位的末年，又赐予临安太学中土地庙“忠文”的庙额，太学的土地神就是岳飞，这是因为太学是由岳飞的故宅改建，太学生就以岳飞为土地神。因此，岳飞在南宋末又被称为“忠文王”。一位过去受文人猜忌而死的武将，后来成为太学生的守护神，正显示历史人物评价的多变性，至于造成改变的主因，往往就是现实的政治。

最后想请问您对“唐宋变革论”怎么看？您对文武关系的研究可以视为唐宋变革之一方面吗？

方震华：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学界对从唐至宋历史发展的理解，长期受到“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如果跳脱此一成说，就能得出新的见解。就这一点而言，本书不提“唐宋变革论”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并不注意从唐到宋文武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唐宋变革论”将唐、宋两朝军事上的主要差异，归因于实行府兵制与募兵制的不同，是有待商榷的。宋代的募兵制本来就是承继唐代的募兵而来，唐代初年实施府兵制时，募兵也同时存在。以兵制不同为由，主张唐、宋两代的发生军事层面上的“变革”，恐怕很难站得住脚。

至于本书所谈的内容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唐、宋之间有“变革”存在？要如此主张，自然亦无不可。问题是，比较任何两个主要朝代，都可以发现其间的明显变化，那么为何一定要强调唐宋之间，而不是汉宋或宋明呢？过去日本学者谈“唐宋变革论”是为了论述中国历史从“中古”到“近世”的改变，如果不再讨论中国历史的时代区分，特别强调“唐宋变革”究竟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