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海滩：“美国现代空军之父”阿诺德眼中的诺曼底登陆

今年是诺曼底登陆75周年，英国于6月5日在南部港口城市朴次茅斯举办了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诺曼底登陆代号为“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上发起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1944年6月6日，以英美两国军队为主力的盟军先头部队从英国跨越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诺曼底，攻下了犹他、奥马哈、金滩、朱诺和剑滩五处海滩。此后，盟军大军涌入法国，成功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为解放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奠定了基础。诺曼底登陆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直接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结束。

被称为“美国现代空军之父”的亨利·H·阿诺德将军在其回忆录《全球使命》中记录下了诺曼底登陆的历史时刻，从美国空军五星上将的视角中，或能提供看历史的另一种维度。

诺曼底海滩，登陆第三天；V-1火箭轰炸伦敦

摘自《全球使命》/（美）亨利·H·阿诺德 著/章和言 译

亨利•H•阿诺德将军，历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主管航空兵事务的陆军副参谋长、陆军航空队司令等职，空军五星上将，被称为“美国现代空军之父”。美国空军官方照片。（照片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1944年6月6日，清晨，许多住在法国内陆村庄的居民，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们低空扫射的飞机挥手。他们知道，解放日来了。就在登陆行动之前，厄尔·E·艾博少校率领第422轰炸机中队老飞行员驾驶的六架B17，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飞临登陆海岸，然后成扇形散开单飞，在附近城镇和乡村上空抛洒下传单，提醒法国老百姓跑到开阔地带并远离公路，确保自身安全。大家翘首以盼的解放日终于到来了！

在国内的家里，亲人们分分秒秒牵挂着那些冲向诺曼底海滩的人的命运。在进攻前实施的最后一轮轰炸为他们铺平前进的道路，尽管当时的天气状况不佳，云层很厚，但是弹着点还是精确地落在第一批冲上海滩的人前面，距离最近的只有数英尺。就像劳伦斯·库特将军后来写道的：“机群的编队是如此密集，投下的炸弹就好像从小船上往下倒颜料一般。”就算天气不好也没关系，这是我们从希特勒那里学到的。

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要有更大的好戏登场了，1944年6月，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按计划在伦敦召开了会议。

马歇尔将军和我同乘一架C54运输机飞往伦敦。从纽芬兰岛的史蒂文斯维尔往外飞大约100英里，就到了绵延50多英里的冰川，有些冰山的体积是如此之大，表面上竟然还有湖泊。一路上经历了阴晴云雨，看到了晴空满月，凌晨3点钟，我们在机舱的铺位上睡下。

在威尔士遇上了个阴雨天。我们从山谷车站搭乘“爱尔兰老式蒸汽小火车”去伦敦，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个私人包厢。等开到伦敦，天已经放晴了，阳光灿烂——艾伦·布鲁克爵士、查尔斯·波特尔爵士、皇家海军元帅安德鲁·坎宁安爵士、汉迪将军、伊斯梅将军、斯帕茨将军，还有不少人已经在站台上等着我们了。库特将军和麦卡锡上校也从普雷斯蒂克飞过来与我们会面。斯帕茨将军和我一辆车去住处，我太累了，和他聊着聊着便在车上睡着了。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当中，我最多睡了两个半小时。我们住在伦敦西南斯坦斯社区的一座装修奢美的房子里，房东吉布森先生是一位富有的工程师，他在尼罗河上修建了很多大型水坝。

那天晚餐的时候，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布尔将军和我聊了法国战场的最新局势。第二天早上，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我们和他以及作战参谋们进行了交谈，发现他们对滩头阵地的推进都相当乐观。

我们还了解到，德国空军连影子都快看不到了。飞行员们举了个例子，在登陆行动的时候，德国人的19架JU88轰炸机遇上了英国皇家空军的12架“喷火式”战斗机，结果JU88全被打下来了——“喷火式”无一损失。还有一个例子，德军39架鱼雷轰炸机从法国南部起飞，前往攻击滩头阵地，不料却飞进了自家的防空炮火中。四架被击落，十多架立马掉头返航。剩下来的一半继续编队飞行，没多久也飞回去了。与此同时，我们的部队正在登陆海滩上岸。

我们感到很奇怪：“德国空军怎么啦？”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打败了纳粹空军，但英格兰南部的港口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登陆船舶，空地上堆满了补给物资，纳粹空军至少应该派出一半的兵力前去轰炸才对啊。不仅如此，在“D日”前夕连一次空袭都没有，进攻行动当天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艇也没有遭到袭击，登陆以后滩头阵地上也没有敌机轰炸。这是我们的日间轰炸发挥了作用吗？还是对德“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轰炸战略取得的战果？我们需要拿到进一步的证据。

抵达伦敦次日，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召开了会议，讨论法国、意大利、缅甸、西南太平洋、太平洋、中国和苏联等诸战区的战事进展情况，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出席了会议。援助中国的“驼峰航线”也是议题之一。我很得意地向会议报告，就在前一个月，空运司令部已经把“驼峰航线”的运量提高到11000吨。而且，看起来7月份有望达到16000吨。

我们讨论了下一步在缅甸北部采取的作战行动；还有英帕尔地区英军部队需要支援的空投飞机数量。这些问题如果在六个月或一年之前提出来，可以更容易解决，因为我们的飞机产量都是提前确定的，眼下一下子很难拿出来；事实上，大多数战场的战事都正打得不可开交，到处都在喊着要飞机。在第二场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丘吉尔首相、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我前往滩头阵地视察的可行性，以及日程安排。

会上引起大家争论的一个话题是，“不同的战区需要储备多少汽油？”据我所知，太平洋战场要求汽油储备不得少于两个月，地中海战区要求不低于六个星期；但英国人却要求，无论什么时候英格兰都必须保持六个月的汽油储备。这我就难以理解了，因为从美国运往地中海和南太平洋战区的汽油一般要花上几个星期，而送给英格兰的都在十天以内。因此，尽管英国人嚷嚷个不停，我们还是把他们的油料储备削减到三个月。斯帕茨和内尔对此也均表示同意。

第二天，6月11日上午，金上将和我决定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看看，以了解一些战局的最新情况。有人告诉我们，那里的战报比皇家空军上将利·马洛里的司令部要早六个小时。出发的时候，副官和司机都向我们保证知道路线怎么开，据说离吉布森先生的寓所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车开了四十五分钟以后，我们还没有到地方，于是我们就向路上的人打听，飞行员、士兵、警察和市民都问了，都说不知道。最终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只好返回吉布森寓所。听不到战局的最新情况，让金海军上将有点儿恼火。

等我们回到住处，发现马歇尔将军还没有从契克斯庄园回来，他去那儿拜访丘吉尔首相。下午1点30分，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起吃了午饭，接着召开另一次全体会议，为第二天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滩头阵地视察做些准备。

在朴次茅斯，艾森豪威尔将军等着迎候我们的火车。我们看到朴次茅斯港口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船舶。大家登上了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汤普森号”，驶出了港区，以每小时30节的速度航行。沿途有数百艘大大小小的船，或编队或单独，都在朝着欧洲大陆的方向行进。过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船，它们不紧不慢地驶向法国海岸——头顶上看不到德国飞机的影子！毫无疑问，这应该归功于英美两国空军部队为这次登陆行动所做的准备工作。

1943年12月，意大利西西里的卡斯特尔韦特拉诺机场，阿诺德将军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商讨研究空军战术问题。（照片由美国空军提供）

如果轰炸机想要找一个撒欢儿的地方，那就是眼下的朴次茅斯和英国沿海的一系列港口，以及海峡中那浩浩荡荡的船队，还有集中靠泊的法国海岸，至少还有数百艘船停靠在那里。如果这个时候德国空军过来，真是可以好好享用一顿大餐。所有的飞机都不会空手而归，哪怕采用“跳弹轰炸”战术，个个炸弹都能命中目标。偶尔也能听到一声爆炸，但并不是来自德军的轰炸，而是扫雷艇引爆了德国人过去布下的水雷。

我们从驱逐舰上下来，又换乘一艘反潜舰，艾伦·古德里奇·柯克海军上将和小约翰·莱斯利·霍尔海军上将也上船与我们会合。我们看到了第一座人造防波堤围成的港口，防波堤是由一长串漂浮的钢铁箱管拼接起来的，海面以下由16艘首尾相连的沉船作为支撑，沉在两头的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百夫长号”战列舰和“凤凰号”巡洋舰。

在靠近岸边的地方，是由60英尺高的、中空的巨大水泥块拼砌而成的码头。所有的水泥块都是用船拖过英吉利海峡，然后排在一起沉入水中，拼成码头和栈桥。在防波堤内侧的码头上，系泊着各式各样的舰船。其中有美国海军的老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塔斯卡卢萨号”，美国海军的战列舰，英美两国的驱逐舰和自由轮、油轮、坦克登陆舰、运兵船。被称为“唐老鸭”的美军“谢尔曼”水陆两栖坦克和绰号“鳄鱼”的英军“丘吉尔MK7”喷火坦克正在被运送上岸，有一些已经被地雷炸毁，残骸被抛在了海滩上。

我们还能看到海滩上的卡车，从坦克登陆艇上开下来，可以沿着一条路一直开到山崖上面。不停地有爆炸声传来，工程兵部队的排爆小分队正在处理德国人埋下的地雷。

在港口里转了一圈之后，在一辆“谢尔曼”两栖坦克的护卫下，我们的船开始靠岸。潮水很低，我们的船碰到了一个水底障碍物的顶部。幸运的是，这个障碍物上面并没有系缚水雷，因此我们的船轻轻地滑开去，绕过更多的障碍物和沉船，驶向岸边。等我们爬下船上了岸，遇到了前来迎候的布雷德利将军、克萨达将军、罗伊斯将军、科利特将军等很多老朋友。

我们坐进了各自的军用吉普和轿车，朝着临时飞机着陆跑道开去。然后马歇尔将军、金上将、埃克和我登上了一架C53运输机，里面塞满了17名伤员。我们向那些还能够说话的人问好，还和护士们聊了一会儿。她们的工作都很认真，在这距离火线咫尺之远的地方照顾伤员，令人颇受鼓舞。

在前往布雷德利将军司令部的路上，我们又顺便探望了一家野战医院。旁边是一个德军155毫米重炮连的阵地——其中一门炮被铝热剂炸弹炸毁了，其余的都还能用。德国兵跑得是如此匆忙，从法国农民家里搜刮来的牛和鸡都没来得及带走。田地里到处都是这些牲畜和家禽在闲逛。庄稼还没有收割。电话、电报线路也没有被破坏。道路和桥梁都完好无损。德军埋设的地雷也相对比较少。

和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考特尼、霍奇斯、柯林斯、杰罗几位将军共进了午餐之后，我和劳伦斯·库特将军、绰号“保险箱”的克萨达将军一起去视察空军的司令部及其下属机构。很快我们将建成4条飞机临时起降跑道。一条已经启用，另一条当夜可以完成，还有两条将在48小时内准备完毕。地面上停放着数百架美军飞机，但是空中连一架纳粹空军飞机的影子都没有！那天美国空军和皇家空军一共出动了4000架次的飞机，捕猎德国空军升空的任何战机！

当晚我们回到了海滩上的机场，乘飞机返回英格兰，从集中靠泊的庞大船队上空飞过。从飞机上往下看，场面真是壮观。但也让人有些担惊受怕，如果这个时候德国人的轰炸机飞过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次日上午，我们去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与艾森豪威尔和人称“甲壳虫”的史密斯将军进行了长时间会谈，然后赶回伦敦参加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中午1点30分，我们和英军的参谋长们一起吃了午餐。下午，我们讨论了将要下达给威尔逊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作战指令。有些指令被丘吉尔首相做了调整，除非获得丘吉尔的批准，英军的参谋长们不敢将它们改回原来的表述。最终大家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指令被发出。

会后，我和马歇尔将军在弗雷德·安德森将军的陪同下，搭乘一架“洛克希德”轰炸机，前去慰问部分一线作战部队。安德森从当年一月份开始担任斯帕茨将军分管作战的副司令。首先我们去看望了第91重型轰炸机大队——他们是飞B17的；然后是第325战斗机大队——飞P51的；还有第355中型轰炸机大队——飞B26的。杜立特将军也一路陪着我们。离开战斗机司令部的时候，我们又带上了凯普纳将军，也陪同着一起视察。

这一圈儿跑下来，让我感觉到自己老了。在巴斯伯恩，我碰见了罗斯·弥尔顿中校，他是在莱利堡和我的儿子们一起长大的。现在罗斯已经是一名陆军中校了，担任一个重型轰炸机大队的执行官。八个月之前，他率领第91轰炸机大队，参加了对施韦因富特的第二次空袭，那一次作战任务就损失了60架B17。那个时候，德国空军的实力仍然非常强悍。

我一个大队接着一个大队地转下来，没有发现还能为这些孩子们再多提供些什么。飞机，机组人员，他们想要的一切，看起来都已经到位了。

第二天上午，我召集了一次会议，斯帕茨、布里尔顿、杜立特、内尔、安德森和范登伯格都出席了，共同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作战水平。我收到了很多好的建议，接着我赶紧去拜见英国国王。这是我第一次拜访他，事前我还学习了一点儿如何觐见和告辞的礼仪。我们的会面从12点15分持续到1点07分。

接下来一天的下午，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又召集了一次会议，一直开到五点钟。5点30分，我们回到了吉布森宅邸，8点15分再赶往唐宁街10号，参加国王和首相举办的晚宴。出席的人还有： 陆军元帅史末资，皇家空军元帅波特尔，人称“巴哥犬”的伊斯梅将军，艾伦·布鲁克爵士，海军上将金，皇家海军上将坎宁安，副首相艾德礼，和国王的秘书孟席斯先生。

宴会的气氛相当好。国王和丘吉尔首相的心情都不错。有一个话题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是丘吉尔提出来的——我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随意抛出来的“引子”——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政体的选民，彼此到了对方的国家，应该也能够成为适应当地法律的公民。大家不停地祝酒和发言，到了凌晨1点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国王转脸向我问道：“有谁想去上床睡觉吗？我们还要坐多长时间？”

我回答说：“尊敬的陛下，由您来决定。”

国王又转向丘吉尔问了同样的问题。首相说：“还早着呢；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于是大家继续聊!

不过，两天之前的情况还是有点儿不一样。12日晚上11点45分，空袭警报响了起来，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一直到凌晨5点30分，我们听到了一长串急促的爆炸声，大部分距离吉布森宅邸有几英里，但也有几声相当近。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我们也判断不出那声音到底是什么。炸弹？火箭？是安装了延迟引信？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跑出房子去探个究竟，恰好看到一枚无人驾驶的飞弹从空中飞过，就在吉布森宅邸的四周盘旋。刚刚从房子旁边飞过去。然后它从云层里俯冲下来，降低高度，在低空转了个弯，击中地面而爆炸，就在大约15英里远的地方！爆炸的威力把大多数参谋从床上掀了下来。有七枚导弹击中了我们房子周围5英里的区域。看起来德国人已经知道了美军的参谋长们就住在吉布森宅邸里，所以选择这个区域作为他们首轮V1导弹空袭的核心目标。

从那时开始，V1导弹就以固定的频率，对伦敦进行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攻击——大概每五分钟就有一枚落下。我开车去察看其中一枚造成的破坏程度。它击中了一个小村庄100码外的果园，震碎了村庄里所有房子的窗玻璃，冲击波掀翻了部分房屋的房顶，吹倒了一些树木，炸出了一个直径约6英尺、深4英尺到5英尺的弹坑，但没有造成其他损失。根据我的判断，这枚V1导弹的重量不会超过2000磅，携带的炸药不会超过500磅。它用冲压钢板制造，翼展26英尺，由喷气式发动机推动，拥有自动陀螺仪导航系统。

引擎关闭之后，导弹从云层俯冲下落的时候发出一种特殊的“嗡嗡”声，然后转入平飞状态，在击中地面之前会划出一个半圆形的圈。弹坑附近有一个钢制圆柱体，弹体仍然保持着完整，两侧有薄薄的钢制单翼；喷射口从引擎中伸出来；拖着数百英尺长的软体导线；隔热喷射管；数百个拇指大小的干电池；卸荷活门；用于操控的双臂曲柄；还有很多15英寸见方的小金属片；人造橡胶垫片；还散落着一些非常坚固的金属片，估计是从主弹体上脱落下来的；弹翼片上有疑似被高射机枪击穿的弹孔。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结束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前排左）和英国首相温斯顿•S•丘吉尔（前排右）的会议之后合影。阿诺德将军位于第二排左一。（照片由美国空军提供）

后来，丘吉尔首相听取了我对V1导弹袭击的意见。我告诉他，“如果德国人的制造工艺能够达到美国人的水平，他们制造一枚V1导弹大约需要花2000个工时，成本大约在600美金。他们可以采用轨道式发射，每根轨道每两分钟左右一枚。如果他们把导弹集中起来，朝向英格兰的方向，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打出14000枚，将会造成极大的恐慌，最终甚至将毁掉英国人的正常生活。”记得后面我还补充说，如果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引起恐慌，可能会改变人们对战争的斗志。因为没有人能预测出这些导弹将会打向哪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伴着一种类似马达汽艇的声音飞来。而且它们很难拦截和躲避。有一枚还曾打到过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里，当时我们碰巧都在那儿。我在猜测，德国人在尚未制造出足够的V1以发动连续的、大规模攻击之前就开始使用它，是说明他们已经彻底绝望了？还是后续他们还会有新花样出来？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九个月当中，我们已经摧毁了很多导弹发射点。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德国人为什么在我们的登陆行动之后才发起导弹袭击。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没能炸毁他们足够多的发射平台。空袭警报和爆炸声又开始此起彼伏，V1导弹空袭的当天，一共造成大约200人死亡。

国王宴请的次日早上，6月15日，我们去了皇家空军上将利·马洛里的司令部。在那儿会见了皇家空军的哈里斯中将、道格拉斯中将、罗德里克·希尔中将，还有全体美国空军参谋人员，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会议还没有结束我就赶着离开了，因为约好中午要去波特尔的办公室。随着盟军地面部队的推进，英美两国空军的作战计划都面临着重大调整，部分空军部队近期要展开针对德国境内目标的行动。

我和波特尔夫妇一起在多尔切斯特市吃了午饭。下午2点30分，我和波特尔回到了英国空军部，与皇家空军后勤司令考特尼中将召集了一次会议。接着3点30分，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再次开会，商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区的局势。这次会议相当顺利，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分歧，一致同意我们拟定的对日作战计划。会议5点30分就结束了，这真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有史以来开得最好的会，没有激烈的讨论，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第二天，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我去了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讨论了V1导弹空袭的问题、战争的进程、有关戴高乐的问题，以及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内容。

中午和艾森豪威尔吃午饭的时候，我和他、比德尔·史密斯一起讨论了当时空军部队的编制架构问题。我们空军部队的规模增长很快，他们都同意进行必要的重组，以加强美国人对部队的控制，打造一支效率更高、战斗力更强的陆军航空队。他们认为，在布里尔顿和埃克手下没有必要安排那么多皇家空军的军官。我们的空军部队日益壮大，事实证明我们懂的也不比皇家空军少，因此，我们应该自己掌控自己的作战行动。

在这顿午餐上，我还了解到那些当时被称为“嗡嗡弹”的V1导弹的更多详细信息。它们的时速大约为340英里；发射之后靠英国的无线电波导航。大多数都是从加来地区发射的。皇家空军的飞机已经打下来12枚导弹；其中4枚是夜间打下来的，另8枚在白天；被击中的时候全都在空中爆炸了。大致有以下特征： 长长的弹头，矩形侧翼；重约两吨；翼展约16英尺，长约25英尺；射程大约200英里；射高可达5000英尺。它们是一种中单翼、钢结构飞行器，设计简单，组装方便。方向舵和升降舵由气动伺服装置控制，磁性罗盘导航，共同构成了自动驾驶系统。导弹的射程由一个计时表控制，它可以切断燃料供应。弹头部重约1000公斤，属于德国常规炸弹，安装了灵敏的触发引信。后来我们了解到，在6月12日至7月13日的一个月当中，德国人一共发射了3450枚这种导弹，但其中有30%没能打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有大约50座发射点，每天可以发射150枚到170枚导弹。

当天下午我们离开了吉布森宅邸。金海军上将中午就去了普利茅斯，再从那里出发去伊朗。马歇尔将军和我前往契克斯庄园拜会丘吉尔首相和夫人，7点30分到了那里。晚宴相当丰盛，大家相谈甚欢。我们聊起了结婚度蜜月，我告诉丘吉尔夫人，我和妻子是在关岛度的蜜月，从关岛码头一路坐牛车到首府阿加尼亚。丘吉尔夫人说：“温尼(温斯顿的昵称)和我度蜜月的时候去了威尼斯。我想坐贡多拉，他非要坐汽艇——还说那样更卫生；蒸汽可以杀死病菌，一堆理由。所以我们只好坐了烧油的汽艇！温尼一点儿都不浪漫。”我告诉她，坐牛车真是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和首相夫妇道别，离开了契克斯庄园，赶往波文登乘飞机。一路都很顺利，第二天下午6点10分，我们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机场降落。埃克将军、德弗斯将军和英国陆军元帅威尔逊，同我们进行了正式会谈。我的儿子汉克也在那里和我碰了面。在威尔逊的司令部，我们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战场局势，以及空军如何支援法国南部的登陆行动。

大家商量的主要问题是确定空军部队出动的规模，从那里抽调所需要的飞机。当时，英美两军在意大利战场拥有1400架战机，而德国人的战机不超过200架。很显然，意大利盟军司令部用来支援下一场登陆行动的飞机足够用了。

再接下来一天，马歇尔将军、巴尔将军、德弗斯将军、汉迪将军、麦卡锡上校、汉克和我一起乘飞机去看了看萨勒诺海滩，然后再北上飞往安齐奥。

汉克参加了安齐奥滩头的战斗，我急切地要求他带我四处转转，介绍一下当时他参加战斗的情况；在哪里登陆的，如何推进的。我们在滩头的飞机临时起降跑道着陆，看见C47正忙着运送数百名伤员。我们察看了此前士兵们挖掘的散兵坑和战壕；海滩上散布着密集的弹坑，不知道还有谁能在这里活下来。有一点令人安慰的是，这里的军需补给看起来不存在短缺。

马歇尔将军去了墓园，他的继子在登陆行动中牺牲，马歇尔去上坟寄托哀思。汉迪、汉克陪着我去了港口。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但士兵们用炸毁房屋中拆下来的建筑材料，搭建了一个水面平台，并依靠坦克登陆舰和坦克登陆艇将士兵和物资运到防波堤上，正常情况下一天可以卸载1000吨物资，战局吃紧的时候可以提高到3000吨。当时有4艘船正停靠在浅海区域，海浪太大了，无法靠岸卸货。

德国空军如果这个时候发动攻击的话，我们眼前看到的成千上万吨物资都可能被摧毁。到处都是船只和堆放的军需补给，而且没有人留心防范来自空中的袭击。我们回到海边的临时机场，和一个空中照相中队的官兵们交谈，他们配备的是P38战斗机，感觉各方面工作都进展顺利。这时候，马歇尔将军也来到我们这边，我陪他穿过机场，对面那边停着20辆救护车，正等着伤病员登机。我们对伤病员进行了慰问，逐一察看了每辆救护车，和里面的人交谈。最后面一个是位有些腼腆的小伙子，他正急切地等着我们问他是哪里人。“得克萨斯！”我们还没问，他就喊了出来，“我是达拉斯人！”

然后我们出发前往罗马，途中飞越了列车编组调度场和台伯河(宽度和华盛顿的国会大街差不多)。在机场降落之后，我们分成了两路，马歇尔将军和克拉克、汉迪、巴尔将军及麦卡锡上校一路，埃克、坎农、约翰逊、萨维尔将军和我一路。那天晚上，我听说克拉克、特拉斯科特、威尔逊和亚历山大等几位盟军高级将领都曾评论说，如果没有空军的支持，就不可能赢得意大利战役的胜利。

次日下午，我们开车去罗马市区游览，请了一位意大利上校当向导。他说自己参加了爱国党派的游击队，在德国人占领时期从事地下工作。他带我们参观了古罗马广场、不同风格的拱门建筑、圣彼得大教堂，最后去看了列车编组调度场。

如何让我们的轰炸机部队支撑、配合好意大利战役中盟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是我在整个二战期间处理的“最烫手的山芋”之一。最后我们决定，如果我们的轰炸机能够切断意大利南北向所有的铁路线，凯塞林手下德军的补给就会中断。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任务，轰炸罗马列车编组调度场。我告诉他们，我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对调车场发起攻击，打烂它，切断连接意大利南北两端的最后交通线，而且还要确保调车场旁边一所教堂不会遭到严重破坏。只要我们摧毁了这个调车场，凯塞林的部队就无法再通过铁路获取补给物资，只能靠公路运输了；同时我也确信，我们的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部队一定能够“照顾好”公路交通。最终，虽然有些勉强，但我们还是获得了必要的作战自主权。现在，我看到的调车场已经被完全摧毁，看上去像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地震，而周边的城市建筑并没有遭到破坏。只有少数几栋靠近铁轨的房子被弹片击中，邻近地带也没有看到被炸弹直接命中的痕迹。堪称奇迹的是，旁边那座教堂只挨了一枚炸弹，造成的破坏也很轻微。我们成功切断了意大利南北之间最后的铁路连接。

                            《全球使命》，（美）亨利·H·阿诺德 著 章和言 译，2019年5月出版

摘自《全球使命》第二十七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