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迁址北京90周年：选址北海静心斋，推动中国现代考古

傅斯年先生创办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是蜚声中外的学术研究机构。从1928年成立到1949年播迁到台湾，时局动荡，多事之秋，其在大陆的21年时间里前后搬了8次家，在广州、北平、上海、南京、长沙、昆明、李庄各地都留下了历史的足迹。1928年10月正式成立的史语所，为什么在仅仅半年之后就决定从广州搬到北平？失去首都光环加持的故都还有什么吸引力？北平和史语所给彼此带来了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重温90年前的这场美丽的相遇。

筚路蓝缕，古都新生

1926年12月，傅斯年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欧洲留学生活启程回国。他原想回母校北大教书，不过，这时候正值国内南北战争方殷，北京上空阴云密布。这年春天刚刚爆发了“三一八惨案”，1927年张作霖的奉系势力控制北京以后又把北大并入京师大学校，北大师生人人自危，纷纷逃散。

南方自孙中山逝世后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随即誓师北伐，节节胜利。上了北京政府的黑名单、刚从北大逃出来的地质学教授朱家骅这时候实际主持中山大学，聘请傅斯年出任文科学长及国文、史学两系的主任。就在这里，1928年1月，傅斯年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年6月，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稍早时候，傅斯年写信向院长蔡元培提议在中研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当年7月正式在广州建立，刚开始仍暂借在中山大学校内，10月份外迁到广州东山的柏园。中国新史学的火炬就这样点燃了。

但这里并不是傅斯年心目中的理想之地，他理想的标准是什么呢？傅斯年提出了三点：首先，虽然在语言学上，两地各有优势，但在历史学上，北平的优势更明显。其次，研究所需要图书馆资助，当时史语所初创，尚无力自办一个适宜的图书馆，希望借助北平图书馆参考。第三，研究所应该设在学者聚集、环境闲适的地方，便于交流讨论。

这个时候的北平是什么样呢？1928年6月4日，张作霖退出北京，在出关返回奉天的途中被炸死。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平成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市。自从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失去首都身份的巨变让北平各界反应激烈，原来的中央机关、各银行总行及大批官员南迁，商铺锐减，百业萧条，失业加剧。几百年的帝都往事、富贵荣华顷刻间烟消云散了。不过，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北平不再是国家权力的中枢，但元明清数百年建都于此，不但有形的历史遗迹古物众多，无形的文化氛围更让其他城市望尘莫及。晚清民国以来，在西潮冲刷下数十年的近代化历程也让古都一点一点培植出了新的机能。

1930年代的北平

民国初年，在朱启钤的主持下，京都市政公所就着手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公共工程建设，改建正阳门、修建环城铁路，开辟香厂新市区，把众多的皇家园林和坛庙等从前的禁地改造为公园向公众开放。1921年9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建设的协和医院新址投入使用，成为中国最好的医院。同年，留学意大利的年轻建筑师沈理源设计的真光电影剧场开业，这座文艺复兴式的西洋建筑马上成为北京最豪华的文化场所。1929年，由京师图书馆改成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入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设的北海图书馆以后藏书更加宏富，3月北平图书馆新馆舍开始动工，1931年建成，宫殿式的外观十分华美，内部设备全是西式的，比之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成为远东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1931年落成的气势恢宏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就高校来说，北平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协和医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学院等十几所之多，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以致于一些没有大学的省份不止一次向中央要求外迁一所北京的大学给当地。新成立的市政府很快提出市政建设计划，成立繁荣设计委员会，希望利用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建成学术、文化和旅游之都，在转型中适应新角色。

此外，逛厂甸、东安市场的旧书铺书摊淘书，去古董铺欣赏书画珠宝，到戏园听名角儿唱戏，这些属于老北京的京派作风、特殊体验真是其乐无穷。更有像长安八大春、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西四同和居、沙锅店、东安市场森隆、洞明楼、东来顺等出了名的馆子让人欲罢不能。所以蒋梦麟说：“在精神上，北平仍旧是北京。北平的气氛和情趣始终未变。”首都的变更让北平一下子从建筑到人员各方面都表现出过剩的状态，没有衣食之忧的学者们可以饱享这种过剩之福，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对30年代的北平生活确是不仅怀念，并且眷恋。”

傅斯年是北方人，在北京上了六年学，他熟悉这里的一切。特别是对于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反倒是追求学术自由的学者所梦寐以求的。想到这些，傅斯年带领着草创半年的史语所北上了。

宛自天开，园中之园

史语所选址在北海静心斋。据侯仁之先生考证，北海最初的开辟，还要比现在北京城的建址更早一些。起初是先有湖泊，然后加以开凿，堆筑岛屿。这个“海”是蒙古语“湖泊”的音译，三海之中，北海为首。清代乾隆年间历经三十年精心营造才建成了这个皇家园林，这里有叠石岩洞琼岛瑶台，美丽的白塔倒映在水中，不愧为依据古代神话《西王母传》创造出的人间仙境。北京第一个近代公园是1914年由社稷坛改成的中央公园，随后又陆续开放了先农坛、天坛、太庙，1925年紫禁城开放为故宫博物院，同年8月1日，北海公园也正式开放，飞入寻常百姓家。

北海静心斋示意图

静心斋位于北海的北岸，原名镜清斋，本来是明代普通官房，清乾隆二十四年（1757年）在扩建“西天梵境”时修建了镜清斋，也称“乾隆小花园”。主要建筑有镜清斋、抱素书屋、韵琴斋、碧鲜亭、焙茶坞、罨画轩、沁泉廊、枕峦亭、石桥等。布置精巧，环境清幽，融南北造园艺术精华于一炉，被誉为园中之园。

袁世凯当政时将这里加以修缮，变成外交部宴请宾客的招待所，首都南迁以后又改为外交部档案保管处。在傅斯年最初的计划里本就打算把史语所本部设在北平，在广州等地设立分所，只是当时限于时局才作罢。1928年8月，傅斯年留德的同学陈寅恪受聘史语所就任北平分所主任并代为寻找合适的房舍，陈寅恪看上了北海静心斋，在1929年上半年频繁地与傅斯年等人电报往还交涉此事。1929年6月5日，史语所正式迁入北海静心斋。

1929年秋，史语所同人在北平静心斋所址合影

这里有四个院落，南面三个小院，北面一个主院。从正门进去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池，水池以北就是全园的核心建筑、面阔五间，前廊后轩的镜清斋。北部主院东西长约百米，南北纵深30米，院中有一大片东西走向的假山，假山脚下是一片更大的水池，东部有一座单孔石券小桥，桥东面依山势而建爬山廊。假山、石桥和长廊后来经常被用作拍照合影的首选场景，出镜率极高。全园的最高点是位于西北部的叠翠楼，由慈禧下令增建，凭栏远眺，园中景致可尽收眼底。1924年4月26日，梁启超会同各界名流40人曾在静心斋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现在史语所进驻这里，这个宛自天开的园中之园确实是清幽闲适的理想之地。

人文荟萃，学术之都

尽管政府机关迁走，北平还有许多学术机构。这里有全国唯一可与南京中央研究院并驾齐驱的北平研究院，下设物理、化学、镭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史学等九个研究所，其总办事处和史学所就设在中南海怀仁堂。1929年由陶孟和创办的社会调查所，广泛开展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和人口问题等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各研究所之间学科多有交叉，相互合作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其中以1913年丁文江等创办的地质调查所资格最老也最有成绩。1928年10月，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平成立以后，前京师大学堂学生、美国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秉志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开展古生物学研究。1929年，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加拿大人步达生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创办了专门从事古人类研究的新生代研究室，促成了1929年底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到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

史语所迁到北平以后，傅斯年与丁文江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两位同是各自学术领域的领导人，惺惺相惜，丁文江特别关注史语所，傅斯年在工作设计和人事方面常向丁文江请教，史语所也很快与地质调查所展开了合作。丁文江特别推崇徐霞客的精神，极为重视田野考察，在野外调查矿产时常能意外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在丁文江的建议下，1930年秋天，史语所派梁思永前往黑龙江齐齐哈尔调查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1931年2月10日，史语所正式聘请丁文江担任特约研究员，他的行政经验和地质学家的眼光对于史语所来说都是相当珍贵的。

北平人才济济，傅斯年眼光独到，为史语所的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延揽了新的领导人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在刷新阵容之后，傅斯年敲响了钟声，史语所同人们投入了各组的研究计划中。历史组得地利之便，抢救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校勘《明实录》；语言组开赴全国进行方言调查，筹建语音实验室；影响最大的要数考古组，从1928年起到1937年总共在安阳组织15次发掘，不但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迈出了古史重建的第一步，而且催生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傅斯年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远大理想正在全所上下扎实推进的工作中一步步变成现实。

史语所迁到北平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就是与北大的合作。1930年代初的北大，刚从被合校危机中独立出来。1930年12月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以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北大再度中兴，胡适、傅斯年、丁文江都是蒋梦麟倚仗的重要参谋。傅斯年作为史学系的幕后实际主持人，按照他的理念重新确定了史学系的发展方向，塑造了新的学风。他打破了史语所人员不得外出工作的规定，让研究人员来北大兼课。李济、梁思永合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董作宾开设甲骨文字研究，徐中舒开设殷周史料考订，陈寅恪开设南北朝高僧传，傅斯年本人讲过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并与劳幹合开汉魏史择题研究。这样豪华的阵容真可谓“群星闪耀时”。

由他草拟的课程指导书得到充分贯彻实施，从事前沿研究的一流学者讲课与严格科学的训练使北大史学系在短短几年内井喷式的涌现出胡厚宣、高去寻、何兹全、杨向奎、全汉昇、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成材率之高令人不得不感慨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秉持拔尖主义原则的傅斯年将其中很多人罗致到史语所，创造条件让他们继续研究，胡厚宣、高去寻等人还直接被派到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现场，张政烺、邓广铭等人战后又被聘为北大教员，反哺母校。张光直先生在评价傅斯年的学术贡献时曾说：“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相比较傅斯年的学术成就，史语所迁到北平以后造就的这批人才对于国家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同气相求，琴瑟和鸣

傅斯年在北平期间住在米粮库胡同。这个胡同位于地安门内大街，北海公园的东侧，景山公园的西北角，上下班非常方便。傅斯年住在1号，不远处的4号住着胡适一家，胡宅是一座宽绰的三层洋楼，进门左边是客厅，这里房间多到住不完，空间开阔，成为胡适朋友们的聚集地。每个星期天，他一定在家，而且访客无论身份都可以直入书房，士林领袖的确气象万千。同人之间相互讨论争鸣，哪怕只是随便聊聊天也可能激发新思想。傅斯年是胡适家的常客，他去胡家从不事先约定，敲门就进。在这条不到300米长的胡同里，同时还住着丁文江、陈垣、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等文化名流。1932年5月，胡适就在这里发起创办《独立评论》杂志，蒋梦麟、傅斯年、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周炳琳、叶公超、张奚若、吴景超等主要成员发表了大量富有真知灼见的时事评论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图书馆的一个会上，傅斯年慷慨陈词，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陶希圣说这句话一直留在大家心里，激励大家继续工作。

也是在这里，傅斯年成了家。1934年8月5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喜结秦晋之好，牵线搭桥的是俞大维，他是傅斯年留学德国时的至交、俞大綵的长兄、后来担任政府兵工署长。绍兴俞家是书香门第，同胞兄妹里还有后来出任北大农学院院长的俞大绂，西语系教授俞大絪、俞大缜。俞大綵从上海沪江大学毕业，自幼熟读诗词文赋，小品文写得尤其好，笔调婉约细腻，感情真挚，傅斯年自豪地向朋友夸起时言之津津有味。1935年9月15日，傅斯年的儿子出生了，时值中日冲突加剧升级，傅斯年用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唐朝大将刘仁轨之名给儿子取名傅仁轨，他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可见一斑。儿子出生后，傅斯年把母亲从山东聊城老家接来同住，一家人共享天伦，从此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家了。

1934年傅斯年与夫人合摄于北平寓所书房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美好都太过短暂了。1933年初，日寇进犯承德，热河全境河山陷落敌手，华北局势紧张，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组织文物南迁。在这样危机的情势下，史语所依依惜别了北平辗转到上海，1934年底又迁往南京北极阁鸡鸣寺路1号的新址。傅斯年本人则继续留在北大，遥领所务，直到1936年春天才被迫离开北平，携全家搬到南京与史语所会合。一年后全面抗战爆发，傅斯年率先提议北大、清华、南开、中央研究院合组联合大学，成就了学府北辰西南联大的传奇，他本人也得以与母校再续前缘。神州鼎沸，风雨飘摇，幽燕古地，慷慨悲歌。北平城陷入无情的铁蹄之下，在未来的岁月里，将连同古老的中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