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谈教育的“精约”与“博放”：有关龟兔同场竞技的喻言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虚假命题”。近日在《文化纵横》与南都观察共同举办的一期一会沙龙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抛出这个观点。

中国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过程中，实际上不断经历着上述二者的博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素质教育”就被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提出，但在三十余年的斗争中，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却越来越像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特别是前者，几乎可以说是作为批判的武器依附于应试教育之上。

刘云杉认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虚假矛盾实际上是功利主义作祟，而由于当下接受教育的主体因各种“二代”的登场变得越发多元，“二代”们之间的差距让功利主义的教育呈现更为复杂的“套路”，因此素质教育改革始终呈现巨大缺失，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实际上教育面对的是其难以解决的结构问题。

龟与兔必须同场竞技？

刘云杉教授用“龟兔赛跑”来形容教育。不同的孩子能够在相似的环境中接受相似的教育并以通过考试为基本标准，在这样的设计下可以把乌龟训练得和兔子一样能跑，这是龟兔赛跑的“1.0版本”。

应试教育的缺陷过于显著，素质教育天然地取得了论证和认同上的合法性。但是，教育作为塑造社会分层的核心机制，从“再穷不能穷教育”到“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应运而生的“减负”和“教改”却伴随着日益深重的教育焦虑，于是培训机构不断涌现，实力雄厚的私立学校层出不穷。当龟兔赛跑升级到“2.0版本”时，可能会出现“开宝马的乌龟”，龟与兔的先天生理条件开始退后。

这也就带来了北京大学王蓉教授指出的问题，正在遭遇的“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挑战。社会中占有优势资源的群体因为接受了优质的私立或校外教育，进而能够进一步获得优质且低价的高等教育资源；其他群体则因为只能在公立学校接受相对低质的教育，难以在精英式高等教育中取得优势。要打破这样的阶层固化，必须实现相应的教育改革。

刘云杉更倾向于借用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的词汇来形容“减负”后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民国初年“学衡派”所译介的“精约时期（era of concentration）”和“博放时期（era of expansion）”即对应为“精约教育”和“博放教育”。“精约”和“博放”二词非常准确地形容了这两种“理念型”的教育模式：前者强调严格的制度和纪律，主张砥砺品格、磨练意志，后者主张解放学生，将约束减到最少，奉行个人主义、人本主义。

精约教育渗透着的是精英特别是平民精英在自我塑造时的艰苦历程，博放教育则以自由的精神感染和影响学生，这两种理念的强烈对比凸显出中国社会的断裂，大城市的中上阶层开始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中小城市或乡村的中下阶层则更倾向于选择和信任应试教育。

在教育史上，精约与博放之间常呈现钟摆式运动；在中国的现实中，这两种理念型往往以嵌套的方式存在，学校中的博放常常高度依赖于家庭或校外的精约训练。

崛起的二代与隐秘的教育选拔制度

相比近年来进入大众视野的中国“二代”现象，“二代崛起”更像是一个全球故事。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收入分配状况会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其结论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阶段，收入分配会随之趋于不平等，而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分配将渐趋平衡，各社会阶层都可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曲线并不符合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也在其知名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了这一曲线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揭示，劳动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只是温和的不平等，房地产、金融资产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更为极端的不平等。皮凯蒂还通过数据分析认为，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教育民主化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

因此刘云杉教授指出，全球性的“二代”现象首先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其背后是承袭制资本主义。为了通过教育将财富体面地传递到下一代，完成特权的传递，社会顶层阶级必然会有自己的教育选择，这也使得“二代”同时成为一个社会事实和教育事实，最终完成新精英的养成。

但是，新精英的养成是以一套合理、正当，时而隐形时而张扬的逻辑运作的。以美国为例，崇尚自由和个人努力之余，实际上存在严格的等级划分；一个有能力向上流动的人，需要在这样一个既隐形又等级森严的秩序中上下移动，适应它的规定和程序，学会在密集而隐匿的等级关系中自如周旋。

新精英所讲究的面对权威时自如淡定、不卑不亢的气质，实际上就是教育中所培养的极为重要的“惯习”，看似简单，却必须从小在各种仪式场合中反复练习，才能镌刻在身体中，流露在言谈举止的细节上。信息时代，有形的知识十分易得，只有无形的惯习才决定“你是谁”，而后者是需要昂贵的教育投资才能获得的。“二代”新精英们就是这样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回到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或者说精约教育和博放教育的讨论中来，教育的选拔标准亦存在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博弈。美国社会学家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将教育选拔分为竞争和举荐两种，竞争制向所有人开放，个人能力决定选拔结果；举荐制的实质则表现为所有人都可以排队，但只有获得精英机构或个人认可才能成功入场。这就形成了教育选拔中的微妙政治，有时强调智力，有时又强调品性。后者对于品性的强调就如同是美国的“素质教育”，“唯分数论”遭到取消，腐败、偏见和歧视却也悄悄地被置入。

教育改革的困境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财富阶层，整体上来说教育成为家庭地位与财产的保护机制。刘云杉表示，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孩子也进入学校，教育的焦虑越发深重，整个家庭的希望都寄托于此。此时的教育已经变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也是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

教育实际上开始依赖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与投入，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 “社会炼金术”所描述的，它成功地将先赋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并用后者掩饰前者，从而为先赋的地位特权留下了既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刘云杉教授引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教育的无差别和机会的平等流转上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但如今教育要承担的不仅是整个家族的命运，更需要在个人努力之外，由整个家族作持续的投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寄望于通过应试教育考试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面临更大的困难。

刘云杉认为，应试教育有其合理性，素质教育也有其正当性，但在现实中，二者在教育的功利主义下被扭曲，进而出现种种问题。甚至可以说，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逻辑将原本主张教育公平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个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者。

正如前文提到的龟兔赛跑，当比赛从偏重知识习得的1.0版本过渡到主张多元选择、淡化考试的2.0版本时，学科竞赛、先修课程、自主招生等改良措施却也迅速被功利主义逻辑侵占，衍生出种种应对的新套路，这样的选拔方式丝毫没有撼动相对固化的结构。

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相信，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今日之学校将会影响明日之社会。然而，教育一旦承载这样沉重的任务就不免陷入混乱，教育家、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教育看做社会改造的工具，更直言道，生产可能加剧贫困，教育也能够助长愚昧。具体到中国，教育面对的是更为庞杂的结构问题，教育改革显得有心无力。

在当下的中国，精约教育深植在政治经济结构中，博放教育则嵌入观念和民情结构中。可以说，前者有多严苛，后者就有多虚妄。全球化裹挟之下，人民对教育的期待中不仅有平等主义的诉求，也有经营、投资乃至阶层洗牌的策略，当然还包括精英教育对继承人的严格传承与庇护。从这一角度观察，“二代”们面对的其实是各种社会力量对“素质教育”的定义和博弈的结果。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更是社会公平的结果，但如果试图以教育公平的微薄力量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公平进展，无异于螳臂当车，也会扰乱教育的内部秩序，当下的教育乱象正是这种结果的表现。

因此就刘云杉教授看来，教育改革绝非简单的制度移植，也不是纯粹的理念实验，而是认识到教育的限度，同时从自身的制度、文化和民情出发，尊重传统和常识，从中求取谨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