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宣邦：从外部视角重审日本的“近代”

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曾于2006年到过北京，当时在清华大学，他针对竹内好和近代的超克这一议题发表演讲。如今13年后子安宣邦再度来到北京，在他看来，中日两国在这段时间里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他自己关心的问题也有所转变。5月25日，子安宣邦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日本近代化”再考》的演讲，而在翌日，他又来到鲁迅书店参加由三联书店举办的子安宣邦作品集系列的出版座谈会。此番来华，这位已经86岁高龄的思想史大家主要分享了他对于日本的“近代”与“近代化”等概念与相关话语的重新梳理和阐释。

津田左右吉与日本的“近代”

在日本，所谓“近代”的起点，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也是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始了近代化历程。子安宣邦所“再考”的，就是这种以明治维新为日本近代起点的话语，而他分析的切入点，则是日本历史学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他生于明治年间，在昭和战后时代去世。在子安宣邦看来，津田左右吉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是《神代史的研究》（『神代史の研究』），该书通过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论证其中与神话相关的日本史是后世润饰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津田左右吉的著作也对天皇制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甚至认为天皇制是日本近代化的一个负担。

在对“津田史观”进行简介之外，子安宣邦还介绍了津田左右吉的另外一部著作，即《文学中出现的日本国民思想研究》（『文学に現はれたる我が国民思想の研究』），这部著作在津田生前一共出版了四卷，卷一为“贵族文学的时代”，卷二为“武士文学的时代”，卷三、四则都关注“平民文学的时代”，只分上、中两卷出版。在二战期间，津田左右吉被禁止出版著作，本来关注明治维新前后的“平民文学的时代”下卷也迟迟未能刊行。直到1963年，也就是津田左右吉去世两年后，这一卷才根据津田生前遗稿，和他在战后就相关题材所撰写的文章整理出版，并收录到津田左右吉全集之中。子安宣邦根据对津田左右吉“平民文学的时代”下卷的研读，指出津田左右吉并不承认明治维新这场变革的正统性——在书中，津田左右吉认为，明治维新实质上是萨摩藩、长州藩对德川幕府采取的政变，意在以王政复古为旗号，拉拢天皇，也就是说，明治维新是一场利用了天皇权威所发动的政变。在此之前，天皇事实上已经非政治化，只能偏安于京都，而正是明治维新让天皇被重新搬上政治中心，使得天皇再度政治化，并让天皇恣意施政变得可能。在子安宣邦看来，津田左右吉这部著作的最后一卷之所以无法出版，似乎也是因为其史观就明治维新的看法，和主流观点之间有所抵触。

随后，子安宣邦进一步提出，有必要重新反思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的日本近代史书，因为这种话语让日本“相对化”了，而无法真正体认何为日本的近代。在1853年的培里黑船来航事件后，日本的危机也从国际性的外部危机，逐步转变为内部危机，最终激起了国家体制的变革，形成后进的亚洲国家对先进的欧美诸国的政制模仿，而明治维新则是由此延伸出的一场极具国家主义色彩的变革。为了反思以明治维新为基点的日本近代化话语，子安宣邦在时间维度上，把视角“前移”到一般所说的日本“近代”之前，也就是德川幕府时代（江户时代）。

常见的日本历史划分法，是将明治维新以降直到1945年的战败这段时间称为日本的近代；而从1603年开始，下至1868年明治维新的这段时期，也就是江户时代，一般会被称为“近世”，事实上作为“前近代”的历史阶段出现。对所谓的日本的近世，普遍看法是将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视作带有封建性特质的社会。子安宣邦就援引对明治维新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说法，后者认为，作为近世日本的江户时代，是封建性的、带有非近代的本质。另一位日本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也在他题为《开国》的论文中，讨论了近世日本的封建性和封闭性。明治维新在丸山真男的论述中得以作为“日本近代最大的变革”存在，就是因为，在丸山看来，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社会从封闭性转向开放性。丸山真男把前近代的日本视作彻彻底底的封闭社会，并认为是这种封闭性左右了日本国民和日本社会，以此来支撑他对于日本国民性的批判。对此，子安宣邦认为，丸山真男实际上是在有意地重构日本前近代。

前近代的反思与天皇制的游移

那么，如果说明治维新不是日本近代化的起点，那么在子安宣邦看来，日本的近代又是起始于什么时候呢？他所给出的另一种解读切入点，则是1467-1477年代应仁之乱。应仁之乱是15世纪下半叶，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在任时期发生的一场内乱，也是在这场内乱之后，日本进入了颇为混乱的战国时代，最终再走入德川幕府时期。子安认为，应仁之乱实际上促成了日本国家体制的巨大变革，原本由贵族（皇室）、僧侣（宗教）和武家三方角力的政治体制，逐渐在这场内乱之中崩坏；也是从应仁之乱开始，天皇的政治化地位逐渐没落，此后天皇被隔离在京都，远离真正的政治中心，其政治效力被抹去。

如果从应仁之乱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的近世和近代的话，就可以进一步比对原本被主流视为“前近代”（近世）的江户时代，和普遍被认为是近代化开端的明治维新之间的差异。如果以天皇制的效用来看，到江户时期，天皇已经彻底处于虚位，只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影响力的象征符号，但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天皇制被重新赋予效力，天皇的再度政治化，也最终流向了昭和时期的天皇制集权主义时代，并酿成诸多战祸。子安宣邦借此机会对1945年战后的天皇制作延伸解读，认为在1945年之后，天皇的政治地位似乎又再度被抹去，只是随着平成天皇的退位，这一不比寻常的举措，似乎多少又让人感受到天皇再度政治化的意味。

从反思明治维新之为近代开始，再到重审作为近世的江户幕府时代，子安宣邦进一步论述了江户时代足以纳入到“日本近代”的缘由。从应仁之乱再到德川家康掌权，随着武家统一政权，在社会文化层面，当时的日本开始呈现出近代化的萌芽因素。首先是幕府时代教育的开放，也促使了这一时期儒学的迅速发展；其次，江户时代交通网络逐步完善，中心与地方的连接，使得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更广泛交流得以可能；再有则是都市生活圈、文化圈在前述因素推动下的形成。上述种种也让子安宣邦判断，所谓“德川近世”，在有别于主流世界史话语的“各自的近代化”视角下，事实上已经可以视作是日本的近代阶段了。

相较之下，明治维新就像前面提到的，是把天皇制重新搬上台面，构建起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国民国家”。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最终导致了天皇制在近代日本的贯彻，尤其到了昭和时期，臣服于天皇制的国民也被包含于天皇制国家之下，并随着天皇制集权主义走向极端化，最终使得总体战变成可能。对明治维新的另一种常见解读，则是从文明开化层面的教育视角出发的讨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国家制度和军队建制上，都开始步上以西化为近代化的道路；随着文明开化的推行，日本的国民教育和社会文化也开始走上西洋化的道路，但和江户幕府时代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日本教育并非开放自由的，而是走上了一条制度化的道路，这种制度化是裹挟在天皇制和西洋化的大潮之中的，而明治时代日本教育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对国民的驯服——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民教育打造了一批批臣服于国家体制的国民，但却无法培养出自立的公民，独立的个体也就难以参与到公共事件中。这种以国民教育为主而忽视公民教育的教育体制，直至战后都在压抑和否定日本的个体，即日语中的“私”（我）；所谓“私”最多也就是作为某种个性偶尔被提及，远远达不到公民层面的联结。

在反思明治维新和日本的近代化之后，子安宣邦又提到，日本的近代化最终导致的就是昭和时代的集权主义，并酿成“十五年战争”。而更为糟糕的，是在反思日本近代化时，历史学家在此之中的缺位，与之相对的，正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盛行。生于1933年的子安宣邦经历过战时和战后两个不同阶段，在他看来，如今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反思已经过去150年之久的明治维新时，所犯的一大错误就是置十五年战争于不顾。事实上，明治维新所导致的最为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随着天皇制的复活，最终引发昭和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战败。如此来看，对明治维新一味地赞扬、认为明治维新真正带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观点，是值得批判的。借由对明治维新的批评，子安宣邦也指出当下安倍晋三政权背后，历史修正主义者依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对于反思日本的近代显然是一大阻力，而这其中，天皇制处于怎样的地位，也牵连颇广。

子安宣邦对于已经退位的平成天皇有着较高的评价，这位如今的“上皇”和子安在年龄上较为接近，同样也经历过战争，在昭和天皇退位之后，平成天皇坚持要不断反省战争历史，并且在世界各处走访，尤其是日本发动战争所波及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进行慰灵，另一方面也对受害方表示歉意。因此，做出如此举动的平成天皇是较得民心的。而在德仁皇太子即位，开启令和时代之后，子安宣邦表示，平成天皇已经完成了象征天皇制的象征作用，即处在顶层设计的位置之上，对日本民族民进行统合，也就是在国家出现危机时，作为象征的天皇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团结国民、应对危机的作用。在安倍政权背后，存在一个主要以右翼分子组成的、名为“日本会议”的智囊团队，他们所提出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如何对象征天皇制加以利用，子安宣邦所担心的也是在明仁退位、德仁即位的过程中，日本政坛对天皇制的介入和利用，包括令和年号的选择，也带有安倍晋三及其团队精心策划的痕迹。也因此，具有统合国民功能的象征天皇制，在未来是否会被政界的政治意志所左右，重新同政治绑定在一起，是值得关注和担忧的。

外部视角与去主体化的方法论

子安宣邦认为，历史修正主义者为了粉饰明治维新和日本的近代化变革，而把十五年战争置之不顾的做法，实际上也带有历史视角的局促，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内在的视角，因而会尝试连结各种变革事件的正统性，是一种纯粹内部视角的、独善式的话语，因而缺乏批判反思。就此，子安宣邦再度提出了从外部视角来理解日本历史的重要性，他本人也开始尝试从外部视角出发，重写日本的思想史、文化史等。

所谓外部视角，在子安看来包含两种路径：其一是空间意义上的外部视角，对应的就是“作为方法的亚洲”，即从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和战场的中国，以及被日本殖民的朝鲜半岛出发，结合亚洲的外部因素，反思日本的近代史；其二是时间层面的外部视角，也就是取道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以江户为方法，进而反思线性理路上的日本近代史。子安宣邦也提到了竹内好的方法论，即在“作为方法的亚洲”层面，将亚洲非实体化，从亚洲整体结构出发审视日本近代史，并促成日本近代史话语的转变；这种做法最为重要的是要接过竹内好的“遗训”，即改变既定历史书写话语，并进一步对抗国家主义。

在日本存在一个传统，也就是从竹内好以来，“作为方法的亚洲”被提出，而在竹内好之后，这一方法论的继承人是沟口雄三，后者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本质上，这种说法都是为了应对西方中心论而提出的，即需要更加具体切实地去看待亚洲的现代化历程，因此沟口等人对于竹内好的继承，以及类似方法论的提出，具有其一定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不过，像沟口雄三以中国为方法的提出，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并寻找到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实体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反过来也会变成一个新的“中心论”，而这种变化或多或少会带来危险性。因此，有必要在竹内好、沟口雄三之外，重提“作为方法的江户”，从近代思维之外来看待近代。与之相应的，子安宣邦之所以批判丸山真男，就在于丸山真男过于相信近代的价值，这在重审近代日本时，就难以做到彻底的反思，因为在近代之中是无法颠覆近代的。

因此，子安宣邦指出，不仅要跳出日本近代，将江户作为方法，还要跳出中国的近代，追溯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国，或者是跳脱到朝鲜半岛之上，反思亚洲或日本的近代。所谓“作为方法”，在子安宣邦看来，就是不能将作为方法的对象真正实体化，否则像沟口雄三一样，当作为方法的中国最终落实到明清之际黄宗羲对人之私欲的肯定，并认定这种实体性的议题足以抗衡西方中心论时，事实上也就打造出了一个中心化的中国。因此，子安宣邦的观点还是在于跳出实体本身，尽可能从外部视角重新理解近代，同时也结合了此前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演讲，强调了“各自的近代化（现代化）”视角的重要性，即在去西方中心论之余，不拘泥于另一中心实体，而是各自有各自的内部路径梳理，同时互为外部视角下的方法论存在。

不过在讲座的最后，子安宣邦也分别提到了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江户在21世纪的适用性问题。在他看来，随着东亚三国各自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变局，亚洲是否能够作为日本的外部他者提供相关经验，已经值得重新思考。中韩两国所提供的视角，或许也不一定能够作为某种批判性概念被加以使用。如今，整个东亚都需要重新接受批判性的再解读，否则在当前语境下，国家主义或许会挟持东亚的主流话语。同样，子安宣邦也开始站在日本学者的立场上，对江户这一方法论进行反思，他提到现在的日本，随着老龄化加剧，许多老一辈的日本人都面临孤独而终的人生结局，对于生死议题的思考，以及对于个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存在方式的思考，或许也应该得到重新解读。子安宣邦也借此机会，呼吁后进学人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化这一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