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黄侃并非“五十之前不著书”，学者吁重视批校式学问

此次在上海朵云轩展厅展出的“量守庐·烬余”——黄侃先生墨迹、手稿、批校本及 “量守庐·守辙”——黄焯先生迻录本、影抄本、及所汇诸书之笺识本，让世人得以窥见黄侃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同时展出的还有章太炎的书法等。

对于这一批难得的黄侃墨迹及批校本现身，一些学者认为，上海朵云轩春拍预展出的这批黄侃文献，不仅有较大文献与文物价值，也有着较大的学术价值，对研究是“章黄之学”意义重大，更重要是内在的文脉传承和独立的文人精神，“中国有文学批校式的传统，也有藏书的传统，希望黄侃先生的这批文献能有一个完整的收藏，这对中国的学术史、藏书史是很重要的。”

黄侃研究学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司马朝军认为，“章黄之学”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这批黄侃与黄焯的手稿从珞珈山流失，是武汉大学的巨大损失，希望这些文献以后能被学者利用起来。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号量守居士，在辛亥革命之前，黄侃在湖北和日本从事革命，之后他辗转国内各著名大学教书，治学严谨，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师承章太炎、刘师培，薪火相传，培养出范文澜、龙榆生、陆宗达、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尔雅》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音、义、形，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

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文心雕龙》研究，今人称为“龙学”。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不像古人，仅做些遗文辑佚、文字校订工作，而是结合文献校勘，阐幽发微，旁征博引，横跨文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发前人所未发，由此成为“龙学”奠基之作，学术贡献殊为突出。一些学者认为，时至今日，《文心雕龙》研究能有如此深广的影响，与黄侃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分不开的。

黄侃先生常引用顾炎武所说，“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所以章太炎亦常取笑说：“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其答曰：“年五十，当着笔矣。”不幸的是，黄侃先生未满五十即下世。人见先生无遗书，并疑其无遗稿，实则批校笺识的书籍尚有遗存。后经过黄焯先生编辑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主持陆续出版。

此次亮相上海朵云轩预展的有黄侃批校并跋《唐诗纪事》、批点〈癸巳存稿〉、黄侃撰《声韵学未刊稿》、黄焯辑黄侃《说文义贯》及黄侃篆书联、行书等。以下为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朵云轩主办的黄侃文献座谈会发言摘要。

朱旗（朵云轩集团总经理）：相信这批文献能够被学界充分利用

朵云轩这次展出的“量守庐·烬余”——黄侃先生墨迹、手稿、批校本，及 “量守庐·守辙”——黄焯先生迻录本、影抄本、及所汇诸书之笺识本。 让世人得以窥见先生治学之态度，方法。

“章黄子弟遍天下”，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这个不多介绍了，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尔雅》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音、义、形，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这次展览的版本，我觉得从学术资料性方面可能显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黄侃以及他的学术成果，将他的学术成果发扬光大。 黄焯先生是黄侃先生的侄子，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这次展出的有很多黄焯先生的原稿，也有他常年从事黄侃的一些遗稿的整理、出版物，他跟黄侃先生一些学术上的渊源非常密切。这次整理之后发现黄焯先生的学问也是相当可观的，黄焯先生对于《汉书》《后汉书》《前四史》批校都是满满的，足以看见他的学术功力也是相当深厚的。

这批黄侃先生与黄焯先生的文献墨迹不管最后被谁收藏，我相信最后都能够被充分地利用。其实现在收藏古籍稿本、善本的收藏家，对文献价值的认识与眼光都很高，他们与冲着单纯艺术投资收藏的收藏家是不一样的，他们一般都有情怀，我相信他们都会支持学术整理与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王庆元（武汉大学教授、黄焯生前助理）：黄焯先生继承了黄侃的精神

这一次到上海来，看到太老师这些手稿、批注，还有（黄焯）老师帮着整理的稿本，能有这样好的保管，我们觉得是很不错的。

黄侃先生晚年基本就是在南大度过的——当时是中央大学，他一生大概在三个学校时间最长，第一个是北大，从1915年到1919年，在北大任教，已经名气很大了。从北大离开以后就回到家乡，就到武昌，当时是武大的前身，在武大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从1919年到1928年，到1928年离开武汉就到了南京大学，1928年到1935年去世，这八年时间都在南大。

黄侃先生的成就，不用说了，被称为“章黄之学”，现在一般学术称为“章黄学派”，这是一个学统，不是一个派，就是一个传统，从古代从先秦、秦汉一直到清代，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再说一下黄焯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主要是在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早年1928年就把他带到南京，就开始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当助教，后来黄先生去世了以后，他就来到了武汉大学任教，一直到他去世。

黄先生的弟子很多，黄焯先生除了是他的侄儿以外，也是他的弟子，这个弟子里面我个人认为黄焯先生是比较全面的，先生的经学、文学、小学，这几方面都比较精通。当然小学他是家传，是最拿手的。

黄侃先生批校的书，八十年代初就陆陆续续经过黄焯先生的整理，出了十多种，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侃的后人后来又重新整理在中华书局出版，所以这样一来影响就很大了。黄焯先生整理的这些书的分量很重，因为我过去跟黄焯先生当助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看到这些书，但没有仔细看，这次认真一看，确确实实是把黄侃的精神继承了，每一部都从头点到尾，有注有批，有自己的心得，所以这个价值是很高的。

司马朝军（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侃研究学者）：文献从珞珈山流失是武汉大学的损失

我1986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进校不久就开始学习研究章黄之学，最初从编纂《黄侃年谱》入手，与海内外几代学者结缘。当时周大璞先生、李格非先生等黄门传人还健在，我经常登门求教。后来还专程拜访程千帆先生、徐复先生、周秉钧先生等学界耆宿，得到他们的鼓励与指导，从此走上了研究章黄学派的学术道路。除了已经出版的《黄侃年谱》《黄侃评传》之外，今后准备陆续推出《黄侃全集》《黄焯全集》《钱玄同全集》《汪东全集》，并修订《章太炎全集》，使“章黄学派”从一个概念变为实体。今年上半年，我还与出版界的朋友共同发起出版《黄侃档案》《黄焯手稿集》。

黄侃的手稿主要保存在武汉大学档案馆与湖北省图书馆。今天看到这批黄侃与黄焯两位祖师的手稿，说实在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可谓五味杂陈。我认识黄焯先生的女儿黄景熙教授也有三十多年，与她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今天悬挂出来的几幅字画，当年就是悬挂在黄焯先生书房的，非常熟悉，我也曾经将部分内容写进了《黄侃年谱》。黄景熙教授曾经长期旅居海外，前些年回到武大之后，有次她特地告诉我，想把这批珍藏多年的黄侃与黄焯的手稿捐赠给我当时工作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供我们专门研究。我当即向中心主任冯天瑜先生汇报。冯天瑜先生的父亲曾经是黄侃的学生，冯家与黄家也有比较深厚的交谊，他听说之后也很高兴。黄景熙教授多次到我们中心去参观，也去中心资料室了解情况。我于2017年春天调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也就没有再过问此事。今天突然见到这批字画与手稿，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章黄之学”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除了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之外，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等校都是章黄学术的重要传承基地。章黄学派的门徒遍天下，宗风深远，影响遍及宇内。

这批黄侃与黄焯的手稿是异常珍贵的。它从珞珈山流失，可以说是武汉大学的巨大损失。作为一个与珞珈山有过特殊情缘的学子，此时此刻我的心里特别难受，仿佛万箭穿心，却又无能为力。前几天我试图动员武汉大学参与收藏，但没有效果。这批文献最后不管被谁收藏，都希望这些文献能被学者利用起来。

史梅（南京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应该由相关图书馆整体收藏

看到这批东西，尤其是黄侃先生的批校本，感到非常亲切。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包括黄侃先生在内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时期许多大家学者的批校本，批校方式，甚至字体都非常相似。黄侃先生在南京大学的两个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都教过书，培养了一大批成就突出的学者教授，南京大学也是章黄学派的重镇。2007年，黄侃先生的女婿潘重规先生的藏书5千余册捐赠给了南京大学，仅线装书就由二百多部。现在我们跟南京大学文学院一起在整理潘先生日记，共130余册，记录了潘重规先生70多年的学术生活，非常宝贵。我认为无论是黄侃先生手批本还是黄焯先生移录本，都应该由相关图书馆整体收藏，才能完整保留黄侃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传承。

黄侃在日本汉学界享有盛名，在仓石武四郎的《述学斋日记》、吉川幸次郎的《我的留学记》里，都提到了他们到南京拜访黄侃的往事。特别是吉川幸次郎，他当时向黄侃先生请教《春秋谷梁传》里的一段文字疑问，黄侃马上告诉他这是窜入的宋人校语，让吉川幸次郎非常钦佩。黄侃关于学术研究“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的话也让吉川幸次郎终身铭记。这些都是近代学术史上非常有名的佳话。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留学归国后分别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长期执教，一东一西，对日本汉学研究的影响极大，他们二人充满敬意的回忆和记载是对黄侃学术的充分肯定。所以黄侃先生的学术，刚才司马老师也讲了，不完全是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的，也是属于整个古典学的。

作为东南学术乃至民国学术的代表学者，黄侃所有批校的遗物都是非常珍贵的。就我来说，非常期望这批文献能到南京大学，尽管我不是黄侃的专门研究者，但我还是要来看一看，也许这又是一次告别，但也许这对南京大学文物收藏是一次好的开端呢，所以我来参会也是代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普通教师，对于这批文物的一个重视。

我在2005年刚到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就跟黄侃非常有缘。当时在朝天宫就偶然买到了黄侃的便签，1000元，那是刚到南京的好运气。但在此后，黄侃手迹价格越来越高，已很难购藏。朵云轩这批黄侃遗书，我觉得如果它能被整体收藏，可能意义更大。此时的心情也复杂，就我们南京大学来说，很希望它能获得一个集中的收藏地，这有利于对它系统整理和研究。

我现在正进行《汪辟疆集》的整理工作，看过黄侃写给汪先生的一批唱和诗词和书法条幅，不少也没有出版过。黄侃与他同时期南京的这批学者，包括汪辟疆、胡小石、汪东等人，他们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彼此之间联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批书籍应该纳入这个学术共同体来进行研究。我个人觉得，黄侃研究乃至东南学术的研究，还有非常大的探讨空间，很期待通过这次展览，能够对于黄侃学术做进一步的弘扬，引发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也期待通过朵云轩，引起对黄侃遗存文物的重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批校的底本不太重要，仅留了几个字有什么意义，但实际上这种只言片语都是非常珍贵的，特别是对于黄侃学术充满了敬意的学者来说，保留他的一些遗物，都是非常难得的收藏经历。比如说黄侃批点的《唐诗纪事》，因为我是做唐诗研究的，就特别有兴趣。不同专业的学者，应该都会从这批书里获得不同的认识和启发吧。这么一大批整体文献的呈现，我觉得是近年来黄侃遗书问世的一个盛会，实际上非常难得的。

李东生（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与黄侃学生李俊民之女）：黄侃曾营救青年学生

我想谈一下黄侃和我父亲李俊民的一些交集。

黄侃是1919年到武大教书，我父亲是1923年去的，起先是在教育哲学系，后1924年就转到国文系了，当时系主任是黄侃。对季刚先生来讲，我父亲并不是个好学生，而是个社会活动家，1924年12月加入了国民党左派，1925年成为中共党员，后来还担任中共湖北区委的组织部干事，另外还有好多兼职，什么湖北青年的主编等等。1926年6月份接任了武大的党支部书记，6月13号就组织了进步学生在中华大学的演讲，会场上两派学生就打起来了，中华大学校长就把军警叫过来抓学生，一共抓了7个学生，当时国家主义派就发电报向吴佩孚告状，吴佩孚回电“严办”，所以七个人就被押到军备司令部带上了镣铐，社会上传言纷纷要枪毙。

关于黄侃营救的事情，我父亲跟我讲得比较生动，但是我想他关在里面他也不一定知道的，肯定是他出来以后，是同学跟他绘声绘色讲的，就是讲一群女同学去找黄侃，请他出面去救李俊民，黄侃讲他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保他，结果那群学生讲，你再不去保他，他的手和脚都打断了，你再不保他，他就要死了。黄侃一听，说还有此等事情，结果他就出面做保。他当时有个身份是督军署参与，就以这个身份为他们做保。当然同时还有董必武，因为董必武是大律师，他就找到中华大学校长，说如果你不收回起诉的话，那么学生运动起来，你也吃不消，陈实听了也害怕了，就把起诉撤回了。那么七个学生给关了二十余天，给无罪释放。

我父亲所在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出版了《黄侃论学杂著》，里面大概有十几篇文章。

陈晓明（中共一大纪念馆保管部主任）：黄侃与中共一大的关系

我是负责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藏品保护研究工作，我们馆里没有黄侃的文献。刚才大家都讲了，黄侃是一个学术人物，其实他还是一个政治人物，辛亥革命当时他参与了。包括这次展出的也有他的老师像章太炎的书法，都是珍贵文物。

从这个层面来讲，我认为这些黄侃的手稿与批校本还是非常重要的，从博物馆学方面来讲，这些不仅是文物，而且都是国家的珍贵文物。

所以我觉得还要继续补传统文化的课。朵云轩这几年对传统文化的整理、推广、弘扬做了很多事，特别是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通过对黄侃先生这一批的批校本、章太炎书法等的呈现，其实有另外的意义，比如对五四运动中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鲁迅等后来推广非常多，这当然有道理，但问题是对于国故整理与传承一派的，相当长时间是另眼相看的。黄侃先生是很狂狷的人，比如他对胡适的一些推广白话文的言论看不上眼，这里面有很多轶事。这次展览的很多批校本，也可以见到黄侃先生的性情一面，很狂狷，比如他批俞正燮《癸巳存稿》一页，开头就直接说“此条甚谬”，很不客气的，这样的人是很性情的，其实说到批校，正是中国文化评论的正脉，中国式的评论与当下受西方影响的评论文章以高头大章呈现是完全不同的，而是三言两语，微言大义，但又见出真义的，那是真正的读书心得，从《论语》到金圣叹的评论，都是一脉相承的读书人，这样的批校式的文脉其实是要接续上的。

章太炎先生认为黄侃像竹林七贤的阮籍一样狂狷，这样的人在当下，可能在很多时候是容不下的，但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读书种子，中国文化的传承需要黄侃这样的人，需要真正的读书种子，也包括后来年轻一辈从他身上汲取力量，汲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我个人认为还是重新回看东西方文化的激荡，要重新回看中国本来的文化。其实现在我个人看黄侃先生很多的论点，很多地方是蛮认同的，比如对文言文、白话文的一些争论。百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从过去的偏激，到现在更大的一个文化视野来看，重新看黄侃先生还是章太炎先生，包括当时的国故整理派都是意义很大的，章太炎先生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等观点，是要用自己民族的文化来激发民族的自信心，这些对于当下意义巨大。这一批意外出现的黄侃先生的材料与文献，有意义的其实不仅仅是版本，更重要是内在的文脉传承和独立的文人精神。

作为崇敬“章黄之学”的读书人，我非常希望这些与黄侃先生相关的文献能够被整体收藏，而尽可能不要分散，毕竟，这样对今后的学术研究是功德无量的。

黄侃 批点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

黄侃 《篆书八言联》 屏轴

第二个是版本价值，因为在中国版本学的体系中，名家批注本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门类，所以上世纪末的时候，上海图书馆的某先生，专门编了一个抄校稿本图，就把一些重要的抄校稿本做了一个图。也是大概二十年前吧，我在主持上海古籍书店、上海图书公司工作的时候，也致力于收藏批校本，我们也收了不少。我们其中最得意的一个版本是汲古阁毛氏批校的四书集注，这个四书集注是毛用了四个宋版来批校这个本子，所以要看四书集注的宋版面貌是什么样，就要看毛一批注的，所以当时我们就买下来了，当然现在还藏着，所以版本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历来是被藏书家、版本学家所看重的。

第三个是学术价值，因为这个批注、批校是传统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的方式，现在因为社会也进步了，可能大家都还在学校里面做教授带学生。现在这个学问的模式化，这种格式化，有的已经让人有点看不懂，写论文必须要写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然后起码写个八千字一万字，然后再文献综述，以前人研究了什么，然后再讲自己怎么研究。而我们的传统不这样的，包括我们当年在八十年代做研究生的时候，也没有这一套，所以我觉得这种传统的学问方式，批注、批校很重要，片言只语，意见真挚，就是那几句话，不要搞几万字，就是三四句话就可以了，这个观点就出来了。我们现在博士论文大概要十万字了，还有文摘等等，关键实际上就几句话。

我觉得黄侃先生、黄焯先生这些批注、批校要认真地研究，有些就是批评的，他就是凭他的学术功底判断的，像刚才讲的，他批校俞正燮那一段就一句话“此条甚谬”，那你们不要这样去读了，读也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关注这种学术价值，我觉得这种批注、批校的学术价值要一定的挖掘。如果有人专门做这个，把这些批校的内容做一个解读，这是很好的，希望在学术价值的挖掘方面，还是要请专家认认真真的找一些点，对这一部分藏书的学术价值要充分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