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汝京（上）｜从中芯国际到芯恩，他一直在创业

“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张汝京对着我说了好几遍。

他穿着芯恩的工装外套，以夹杂着英文专有名词和略带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在办公室和我对谈了两个小时。

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是年过七旬的张汝京再一次的创业。此前，他已经在中国大陆建起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大硅片研发生产企业新昇半导体，这两次创业使他注定要在中国的工业史上留名。

但张汝京还想要再填补一个大陆集成电路产业的空白——建起一家先进的IDM企业。

青岛黄岛的5月上旬，正是季节交替，这里的天气就好像是现实的隐喻。

海上吹来的风还带着料峭，但正午的太阳会消解寒意。对张汝京来说，创业挫折也不过是生命中的涟漪，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不足为惧。

一

2009年11月10日，中芯国际以一纸公告宣布其主要创始人张汝京的离开。

2000年的炙热夏天，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打下第一根桩，经历飞速扩张和技术升级，到2009年已在上海、天津、北京、深圳拥有多座晶圆代工厂，并托管经营成都成芯和武汉新芯的生产线，芯片加工技术从最初的0.35微米推进至45纳米。

在国外“瓦森纳协议”的捆绑，以及国内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中国大陆的集成电路产业走得步履蹒跚，“908”和“909”两个“中国芯”工程均陷入困忧中。

从建设之初便确立独立性、国际化路线的中芯国际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再度证明了张汝京的运营能力。

但他告诉我，离开中芯国际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落”。因为台积电发起的专利官司，他的离职是双方达成和解的条件之一。

“我们的工程师犯了错，我不知道。一查，真的做了不该做的，那还有什么好打的？就和解，和解的条件是要我离开。”张汝京说。

此时距离他回国做事，已过去12年。

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之间，张汝京走了一个循环。他的创业之路，也和三地缠绕纠葛。

1948年，张汝京在江苏南京出生，次年1月随父母迁居台湾。他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炼钢专家。

上世纪30年代，张汝京的父亲张锡伦从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焦作工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上海的一家炼钢厂工作。

中芯国际创始团队核心成员谢志峰在《芯事》一书中写道，抗战爆发后，张锡伦随着上海工业的西迁到了重庆，其所工作的炼钢厂被编入了兵工厂。战火中，张锡伦先生指挥炼钢，刘佩金女士（张汝京的母亲）钻研火药，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输送抗战物资。

1970年，张汝京从台湾大学毕业，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又留学美国，获得了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大学的工程科学硕士和南卫理公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张汝京的爱国情结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播种、成长。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他听从父亲的嘱咐要回大陆建厂，一直寻找时机。

二

1977年，29岁的张汝京入职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TI），没多久就加入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集成电路的发明人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的团队。

他从研发工程师做起，经历8年的研发职业生涯后开始负责运营，成功主持了TI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中国台湾地区10座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成了名副其实的“建厂高手”。

多年后，张汝京谈起，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喜欢呆在工厂里，看工人工作，学习动手做，他喜欢里面的生活。

张汝京很早就有到大陆建设集成电路制造工厂的想法。

《芯事》披露，1989年，TI在多重评估后决定在中国台湾建厂，当时张汝京便想招聘大陆的工程师到台湾培训，以便未来建厂时解决人才难题。由于台湾当局不允许，张汝京只能作罢。

1992年至1994年，张汝京在新加坡建设芯片厂，在得到新加坡政府允许后，他们在大陆前后招聘了约300人加入TECH新加坡工厂，后来中芯国际成立时有数十人追随他到上海投身建设。

1995年，他受老领导邵子凡博士的委托回到大陆作演讲。了解到贵州地区的贫困学生状况后，他在贵州正安县碧峰乡捐赠了平生第一所希望小学，此后又陆续在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地捐赠了约20所希望小学。

1997年，张汝京申请从TI提前退休，这是他归国创业的起点。

他先是到无锡参与华润上华（原名华晶上华）的建设。

华润上华开中国大陆晶圆代工模式先河，同样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台籍人士陈正宇博士是华润上华的董事长。张汝京担任首任总经理，并带领一个团队开发0.5微米芯片产品。

作为“908工程”代表作的无锡华晶一直未能实现良性发展，最终由香港上华半导体对其重组，这才有了陈正宇和张汝京的合作。

这次尝试十分短暂。

“快要成功的时候，大概是1998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中华开发的好朋友打电话过来说，‘Richard（张汝京的英文名），你要马上回来，李登辉开始要罚中华开发了。’”张汝京回忆。

1996年获得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台独”倾向其时正逐渐显露。

当时，张汝京身兼台湾中华开发的员工和华润上华总经理，他不得不回到台湾，转而参与中华开发投资的世大半导体的建设。

三

2000年，成立仅3年的世大半导体实现盈利，作为总经理的张汝京和他们的团队功不可没。

此时的世大也迎来了台湾两家更资深的半导体工厂——台积电和联华电子的竞购，最终以50亿美元作价卖给了台积电。这一并购更加稳固了台积电作为台湾第一代工厂的地位。

张汝京请我一定要帮他澄清一件事情。在诸多报道中，这次并购被认为是在完全没有知会他的情况下完成，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从头到尾参与了并购的讨论。联电、台积电几次派人来做尽职调查，我跟他们谈，合并以后让我们到大陆来设厂，他们好像都比较支持，我是支持并购的。”张汝京说。

只是商定并购价格时他没有参与，时任中华开发总经理胡定吾负责了和对方的谈判。

这次并购是张汝京和张忠谋的第二次交集。

在TI，张忠谋曾是张汝京的大老板。1958年入职TI的张忠谋，经过十余年奋斗成为公司的第三号人物。1987年，已是台湾工研院院长的张忠谋创办以晶圆代工模式著称的台积电。

张汝京说，并购完成后，他向张忠谋先生提出让他到大陆去，后者没有表态。

彼时，一些想要到大陆去做事的半导体业内人士都受到了台湾当局的限制。

张汝京心想，等李登辉下台，或许还要等陈水扁下台（陈水扁在2000年赢得大选，5月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去大陆？于是他卖掉台积电的股票，决定先行北上。

2000年4月，他带着300多位来自台湾和100多位来自美欧日韩等地的人才团队，加上陈立武先生、徐大麟博士等投资人的支持，与王阳元院士等人创办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趁着行业低谷期，张汝京充分利用其资源和优势，购入大量低价二手设备，布置了3条8寸产线。

2003年中芯国际第二次募资后，张汝京一方面在北京投资建设12英寸晶圆厂，一方面以低价购入摩托罗拉在天津的8英寸工厂。

不到四年时间，中芯国际拥有了4个8英寸厂、1个12英寸厂，速度史无前例。

苏飞龙在《股权战争》一书中写道，一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要耗资数亿美元，一条12英寸生产线要耗资近10亿美元，更别说多条生产线同时开建了。中芯国际的投资规模，使其产能得以迅速进入全球半导体代工行业的前三甲，仅次于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及台联电。

四

中芯国际快速扩张的同时，也是台湾当局想方设法阻挠张汝京的过程。

“陈水扁天天罚我。”张汝京说。

中芯国际成立后，陈水扁以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到大陆上海投资为由罚他500万元台币；收购天津摩托罗拉工厂后，又罚500万元；投资北京12寸厂后，再罚500万元。

后来台湾当局干脆把张汝京的名字列入通缉名单，逼得他当时只得宣布放弃“台湾护照”，然而又被拒绝。

直到2007年3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对张汝京投资一事做出判决，撤销台湾“经济部”处罚决定。

微电子产业从来不是自由竞争。

同作为代工厂的中芯国际和张忠谋的台积电构成了直接竞争关系，中芯国际创立初期的大量人才归队和工艺流程相似，则给双方的诉讼埋下了伏笔。

2003年12月，台积电及其北美子公司向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讼状，起诉中芯国际侵犯专利权及窃取商业秘密。

台积电申请对中芯国际实施禁制令处分及赔偿财务损失，起诉对象包括中芯国际在上海及美国的子公司。此时正值中芯国际赴美上市敏感期。

2005年1月双方达成庭外和解，根据和解协议，中芯国际赔偿台积电1.75亿美元。

2006年8月，台积电再次以中芯国际不遵守和解协议为由，将其告上法庭，指责中芯国际在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中使用了台积电技术。对此，中芯国际在中国北京和美国加州展开了反诉。

这场官司持续3年。2009年11月3日，加州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中芯国际不得不重新寻求和台积电的和解。

11月10日，中芯国际公告了与台积电的和解方案，包括向台积电支付2亿美元现金和10%的中芯国际股份。紧随其后又公告了张汝京因“个人原因”辞去执行董事、总裁、CEO等职务。

对张汝京来说，不论是之前离开台湾的世大还是之后离开上海的新昇，都是“自愿”移交。

只有2009年的这次离开是人生起落的“落”。

之后，张汝京先是创立昇瑞光电，从事LED灯开发、设计、制造，2014年把昇瑞转让给合伙人之后，又创立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承担“02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与成套工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的“40-28纳米集成电路制造用300毫米硅片”项目，从事高端大硅片研发制造。

在大硅片量产后，2017年6月，因为股权转移，时任新昇半导体董事长王福祥和总经理张汝京同时去职，但两人保留董事职位。

五

中芯国际的成功有多重因素，企业和政府的默契配合，创业团队、地方官员和投资人的携手努力，还有政策、舆论环境的支持。一些人的名字也由此闪亮。

张汝京的人脉和运营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为一定程度上绕开国外的技术封锁，中芯国际走国际化、国内外合资的路线。

《股权战争》详细记载道，2000年4月，张汝京在开曼群岛设立“中芯国际”，并以此为平台募集资金，再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在上海设厂。

首批投资人中，有来自美国的高盛、华登国际，有来自中国台湾的汉鼎亚太，有来自新加坡的祥峰投资，还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上海实业、北大青鸟等等。

中芯国际首期募资约10亿美元，募资完成后共计有16名股东，股权非常分散，即使是作为大股东的上海实业，也不过持股12％左右，而张汝京本人和团队的持股还不足4％。

如今，截至2018年年末，中芯国际的第一大股东是国企大唐电信（17.06%），第二大股东是成立于2014年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15.82%）。这是后话。

此外，为了取得从美国进口设备的出口许可，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前往美国四处游说，并且找齐了全美五大教会为他做人格背书，担保他所说的话都诚实可信，还承诺中芯国际的产品一定只用于商业用途，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美国才出具了出口许可。

“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位领导跟我说，张博士你们做的这个项目没有人做过，你往前走的时候到处都是地雷，你停下不走吗？没关系，我们绕着走。”张汝京把这番话转述给我听。

他说自己每天都在面临挑战和困难，尽力克服，实在无法克服，就绕开它继续向前。

加入中芯国际的人才来自全世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芯事》中提到的细节，也能够说明张汝京凝聚起团队的魅力所在。

中芯国际建厂时，担心同事经验不足，张汝京事事亲力亲为，初期每天在厂里巡视数次，每次要花约两小时。开工第一天，他带领高层主管到无尘室，亲自用专用清洁工具，蹲在地上擦地板。

在建设过程中，张汝京带着妻儿从美国迁往上海定居，母亲刘佩金也前往上海（张锡伦已于1997年仙逝）。在其感召下，中芯国际的员工家属也大多支持家人投身上海基地建设。

六

在众多关于张汝京的文章中，行业评论家莫大康的这句话最是客观和贴切。

他说，在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张汝京总是毅然出山。

中芯国际的创立打破集成电路代工世界格局，新昇半导体结束大陆零大硅片历史。而创立芯恩，张汝京希望能实现另一未酬壮志。

2018年5月，由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澳柯玛控股有限公司与张汝京团队共同建设，芯恩落户西海岸新区中德生态园。

张汝京希望将海外成功的IDM模式（集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等多个环节于一体）引入国内，打造全新的CIDM模式。“C”即Commune，共享、共有。

“Foundry做代工服务，IDM做产品。国内最缺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是IDM，但是IDM很难做起来。”

他解释道，大的IDM公司，如德州仪器、英特尔、东芝、意法半导体、恩智浦、安华高，设计工程师团队都有数千人规模。中国的设计工程师远远不够，所以共享共有的重点就是要邀请设计公司加入。

芯恩的创业注定也是被挑战和质疑的。

为此，张汝京得花上不少时间和精力来让人理解什么是IDM、中国为什么需要IDM。

在越来越以国家意志推进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他还要打消政府对于芯恩是否会影响产业布局、加剧内部竞争的担忧。

为了建立人才梯队，张汝京除了召回散居海外的昔日亲密战友、“老师傅”们，还担任青岛大学微纳技术学院终身名誉院长，给本科生上课。

张汝京说教书给他带来快乐，他也愿意向学生分享工业界最新的进展和需求。在他看来，自己培养半导体人才，比从海外招募人才显得更为迫切。

一边付出辛劳和代价一边还要坚持创业，如何做得到？

张汝京的答案是因为上帝的呼召和祖国的呼唤，“何况回国来服务本来就是我喜欢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