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威尔纳·穆勒：民粹主义与人民

他们看起来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如果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政治家族：欧尔班、埃尔多安、卡钦斯基、特朗普、莫迪，也许还有内塔尼亚胡，当然，还有博尔索纳罗。毕竟，将完全不同的国家轨迹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并非是都相同的。但我们必须去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右翼民粹主义者们已经制定了共同的战略，甚至可以将之称为一种共同的“威权民粹主义治理艺术”——正是这一点产生了他们的家族相似性。

民粹主义的治理艺术基于民族主义（通常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基于为党派利益劫持国家，也（隐秘地）基于将经济武器化以确保政治权力：文化战争、经济赞助和大规模裙带主义的结合。那些将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或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或者认为“普通人”是因为渴望威权主义而接受这一切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些特征的特殊性。民粹主义治理技术的传播也为冷战后的幻想付出了代价，即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从自己的错误和彼此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人们常说，威权主义者无法创新或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他们注定要像苏联一样结束。新民粹主义国际（Populist International） ——其成员借用、尝试和完善民粹主义统治技巧——应该会改变这种自负的自由民主理念。

历史学家一直在寻找如今目睹之现状的先例，其目的往往是为了“从过去吸取教训”。这种思路存在很多缺陷，毕竟并不是所有历史问题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持有的。正如历史学家和自由派政治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1920年所说，“历史的主要实际用途是把我们从似是而非的历史类比中解放出来。”又如托尼·朱特曾经观察到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我们在教授历史课程时变得极其熟练，但在教授实际的历史时却做得相当糟糕。事实是，今天民主受到的威胁并不同于20世纪的威胁。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威权主义或种族主义——没有复活：整个社会的大规模动员和军事化没有发生；在煽动对弱势少数群体的仇恨的同时，一种将殊死战斗美化为人类生存典范的系统性暴力崇拜也没有出现。各国家也没有在种族主义的基础上被彻底改造——这并不是否认匈牙利、巴西和美国的种族（和宗教）敌意从最高层获得了合法性。

我们没有看到特定的反民主经历再次到来，原因之一仅仅是今天的反民主人士也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要避免成为那些实施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人：这让人们想起20世纪令人厌弃的独裁统治。埃尔多安自2015年以来实施的大规模镇压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而不是强势的表现。正因为我们可能认识到了独裁的统治有过被人民弃绝的历史先例，因此这种治理模式没有在当代再次发生。

的确，威权-民粹主义政权不断寻求分裂他们所在的社会，特别是坚持“真正的土耳其人”、“真正的匈牙利人”、“真正的印度人”以及“真正的美国人”的理想。但是，这些确保文化霸权的尝试与更世俗的事情是并行不悖的：他们的领导人倾向于壮大自身的势力。威权主义与窃国政治（kleptocracy，波兰-英国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 [Stanislav Andreski]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创造的一个术语）齐头并进。一种直截了当的解释是，法律和政治约束的缺失使得假公济私变得非常容易，这反过来又加强了领导人对司法和政治体系的严密控制，以避免他们的权力衰退时所可能受到的惩罚。但同时还有一系列政治手段：将他人卷入犯罪活动，以此将他们与政权捆绑在一起，从而为自己制造坚定的忠诚者；普遍的裙带主义——用赞助奖励支持者——带来了大众的忠诚。而威胁那些不支持民粹主义统治的人——他们可能会丢掉工作或福利——确保了在没有太多直接压制的情况下控制社会。

当社会学家毛焦尔·巴林特（Bálint Magyar）提到匈牙利“黑手党国家”的崛起时，他的想法就如上文所示。他所论及的不是桌子底下装满现金的信封，而是利用国家结构和法律手段达到腐败目的的行为。例如，大量政府合同被授予一个无争议的投标人。黑手党国家由马扎尔所说的“政治家族”控制（这通常包括统治者的实际家庭，如特朗普、欧尔班、博索纳罗和埃尔多安；特别邪恶的角色通常是留给女婿的）。绝对忠诚是为了换取当下物质回报和同等重要的未来生活的保障。一位匈牙利观察家指出，控制现代官僚国家的主要好处不是迫害无辜者的权力，而是保护罪犯的权力。领导人的挑衅和令人愤慨的违反规范的行为，证明了那些原本可能持有民主信念的人也默许了这一行为。此外，由于违反规范会危及政治家族成员，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寻求相互保护，这有助于建立可靠性和信任——这是黑手党最初形式的一个关键特征。

新的威权-民粹主义国家不仅不是我们熟悉的历史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从某个重要的角度看，他们恰恰颠覆了纳粹统治的模式。正如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科尔（Ernst Fraenkel）所证明的那样，纳粹政体的特点并不是像暴政或极权主义的传统描述所暗示的那样完全的无法无天和混乱，相反，政权的形成和巩固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都以相当正常、可预测的方式进行：缔结婚姻，撰写和执行商业合同。然而，除了这些法律正常的领域之外，始终存在着弗兰科尔所说的“特权国家”（prerogative state）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以完全不可预测和无法解释的方式行事。他用“双重国家”（dual state）这个术语来描述可预测的常态和不可预测的压迫共存的状态。

试想，如果今天我们再次面临“双重国家”的状态，不同之处是分裂位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前者在许多方面仍然相对正常，而后者则受制于权力的任意行使——那会怎么样呢？也许，如果忠于政治家族是经济成功的关键，那么一定的惩罚性举措事实上是可以预见的。政府没有派人去收钱，而是简单地提醒税务机关——他们总能找到一些东西。结果，对政权不太忠诚的有权势的商人被要求出售他们的股份，这是他们无法反抗的——在匈牙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被认为与社会党结盟的寡头身上。正如社会学家金·林恩·谢佩尔（Kim Lane Scheppele）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模式在外人看来是不容易辨别的，因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行为总是可以表现为其经济上的需要。

并非所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府都运营着黑手党式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反对国家和经济完全政治化的力量太强了。这目前还包括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家人显然试图利用他的办公室谋取私利，总统在推特上公开警告美国企业，但是即便这种财产继承制在白宫无处不在，特朗普的政治家族并没有延伸很远：我们没有看到特朗普主义寡头的出现。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主义的推动者，像保罗·瑞安（Paul Ryan）和米奇·麦康奈尔们（Mitch McConnells），他们乐于推动放宽管制措施和大规模的高层减税。这些推动者已经着手实现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 “解构行政国家”的目标，例如解散环境保护局等机构。

黑手党式的统治很难建立在国际经济的环境中。众所周知，右翼民粹主义者是新自由主义的敌人，但是例如欧尔班已经与国际投资者达成了和解。他向德国汽车工业提供了一位匈牙利观察家所说的中欧的“中国条件”：大多数是顺从的工会，以及迅速镇压任何看起来像是环境抗议的事件，例如反对Győr地区的奥迪工厂（正如一位评论家开玩笑说的那样，该系统既是独裁体制autocracy，也是“奥迪体制”Audi-cracy）。波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府领导人马特奥兹·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说，“我们是务实的，我们只是与部分欧洲政治精英和记者有过节，而不是普罗大众。例如，97%的外国投资者会再次来到我们这里。”

右翼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代表着他们口中的“真正的人民”或“沉默的大多数”。权力的竞争对手被斥为无可救药的腐败者，如“狡诈的希拉里”。那些不属于民粹主义者的人被民粹主义者批评为根本不是真正属于人民——特朗普谴责他的批评者为“非美国人”，卡钦斯基指责一些波兰人的叛国行为在基因之中，或者印度人民党的政客坚持认为“分裂……只是某些政客的想法，但作为一个社会，印度是一体的，印度是和谐的。”民粹主义者不停地谈论团结人民，但他们的政治策略却包括分裂社会和发动文化战争：任何不想在他们的条件下团结的人都会被驱逐出去。正如特朗普在2016年5月的竞选演讲中所说，“唯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因为其他的人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权力，民粹主义者试图殖民国家本身。欧尔班和他的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在2010年掌权后寻求的第一批变革是重新起草公务员法，使他们能够将忠诚者置于本应是与党派无关的官员职位。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自由主义左派控制了国家，必须被清洗；根据他们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的概念，民粹主义者也可以声称，既然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他们接管了政府，这只是人民自己占有了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

Fidesz和波兰的法律和正义党（PiS）都明智地控制了法院，并对媒体行使权力。很明显，记者不应以侵犯国家利益（这等同于执政党的利益）的方式报道。像拿破仑三世时期一样，他们通常会反驳法学家或记者的任何批评，并问道：“谁选了你？”印度财政部长宣称“民主不能是未经选举的暴政”；波兰司法部长对独立司法机构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他认为有必要解释波兰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法院体制”（courtocracy）的国家。

特朗普不是唯一一个倾向于宣布独立媒体为“人民敌人”的领导人。独裁民粹主义者对媒体的控制不一定是彻底的；另外，太明显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例子会让公民和外人想起20世纪的独裁统治。例如，在匈牙利，独立网站和一家主要的德国商业电视台继续运营，但实际上该国所有的地区性报纸都已落入政府的寡头手中。去年年底，他们中的许多人慷慨解囊，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一个新的基金会，该基金会的任务是“在构成匈牙利大众传播的印刷、广播、电视和在线媒体平台上促进有助于创造价值和加强匈牙利民族认同的活动”。据社会科学家加博尔·波利阿克（Gábor Polyák）称，该基金会由约500家媒体组成，注册地是欧尔班的一个主要盟友的度假屋，控制着约占该国媒体市场总收入的16%；政府援引竞争法中的一项特殊条款，宣布了基于“国家战略重要性”的合并，先发制人地架空了预防媒体权力集中的机构。

扬-威尔纳·穆勒的著作《什么是民粹主义？》

不难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家无意中将他们的对手培养成了“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的哲学巨人：这给了他们一些可以合作的东西，一场理论斗争。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相信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准备好被不自由的意识形态所诱惑。自19世纪初以来，怀疑大众是乌合之众一直是自由主义的默认立场。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带来的民主的双重灾难让自由主义者有机会重拾19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偏见：人们是非理性的，或者至少是极其无知的，或者他们一直是威权主义者。正如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在一次无证据的采访中所说，右翼民粹主义满足了“一种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渴望，希望被告知该做什么”。为了对抗非民主的群众，最受欢迎的策略是先发制人地限制民主。在美国，人们呼吁重新赋予政党和媒体的“守门人”权力——他们过去常常把特朗普这样的人排除在初选之外；在欧洲，像马克龙这样的自由技术官僚的情况是，他们将把我们从危险的民粹主义中拯救出来。

但是，真的有这么多人被极右翼的观点所改变吗？与专家和民粹主义者自己提出的多米诺理论相反——首先是英国脱欧，然后是特朗普，然后是勒庞等——事实仍然是，没有老牌保守精英的合作为前提，西欧或北美各地还没有右翼民粹主义者掌权。法拉奇（Nigel Farage）没有独自实现英国退出欧盟；他需要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等人向选民保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特朗普没有被选为愤怒的白人工人阶级男性自发基层运动的领导人——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他只是当权派的最终候选人，需要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支持——他们都为他担保。在某种意义上，2016年11月8日发生的事情可以用最平庸的话来解释：支持共和党的公民站出来，做了选民在选举日做的事情：为他们的政党投票。发生的一切完全正常，只是候选人自己不太正常。

特朗普的特殊性并没有被人忽视，只是被更重要的事情掩盖了。一些共和党人公开表示，尽管他们认为特朗普没有资格担任总统，但他们仍然投票支持他。越来越多的选举不涉及对某项任务的热情支持，而是拒绝某人或某事的坚定不移的愿望。对许多美国右翼人士来说，希拉里·克林顿无论如何都无法当选；对许多巴西人来说，投票反对卢拉的工人党势在必行。2010年在匈牙利和2015年在波兰，欧尔班和卡钦斯基都没有承诺废除法治。相反，他们把自己的政党作为主流的一部分（在欧尔班的例子中，这一主张得到了欧洲最强大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巴伐利亚人和他们的汽车工业的支持）。这些国家的公民并没有表现出对威权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渴望，而是按照民主理论在一个两党制度中的规定行事，在这个制度中，一个主要的竞争者已经变得不可信：在匈牙利，是因为社会主义者的腐败和灾难般的经济记录；在波兰，是因为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的基督教民主平台（Christian Democratic Platforma）在执政多年后变得自满。在取得巨大胜利后，欧尔班和卡钦斯基才宣布是时候重组政治机构了。

同样，并不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政府中所做的一切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自由主义者应该停止抱怨民主正在消亡，因为“人民”不再关心它了；来自左翼的批评者不应该仅仅争论民主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诞生，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由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塑造的。民粹主义者所说的关于精英的内容不一定都是错的——操纵经济的说法引起共鸣是有原因的。但是，只要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关注右翼民粹主义有普遍的原则，他们就会继续关注他们的对手。对自由主义和左派而言，他们不能只满足于“反民粹主义者”的身份，他们必须开始想清楚他们真正代表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