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伊斯坦布尔⑥｜神圣的哀伤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充满神圣与哀伤的城市，对于欧洲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尽管在1453年之前拜占庭帝国已经几乎瓦解，国土仅剩君士坦丁堡一城，但依然被视为罗马文明最后的延续，但土耳其人的征服让这神圣的象征从此被打破。也许是我恰逢冬雨时节来到这座城市，更能体会到那种哀伤的温度与空气。称这座城市为哀伤而非惨烈或者苦难，因为君士坦丁堡尚存遗迹，而穆罕默德二世这位征服者在所处的时代事实上也是足够宽容的。而东亚的历史上遍布灾难与恐惧，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过尊严，荒年人不如狗，丰年人如狗。

很多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游客都会去参观托斯卡帕皇宫，我却并无兴趣，欧洲人热衷的奥斯曼宫廷香艳故事不过是在教会道德管制严格年代对“东方式淫荡”的幻想。在高度压抑的平民精神世界与肆无忌惮的专制权力下的畸形男女关系，中国古代才是巅峰。

我沿着皇宫外墙走过，路过一座拜占庭红砖建筑，上方一个粗矮的圆顶，是曾经的神圣和平教堂。这座教堂最早是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是君士坦丁堡最早使用的一座大教堂，直到第一座圣索菲亚大教堂建成后被取代，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这座教堂在公元6世纪由查士丁尼大帝重建，8世纪由君士坦丁五世改建。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攻克以后，神圣和平教堂被划进皇宫的宫墙之内，改为军械库。

神圣和平教堂。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今天，这个博物馆主要用作音乐厅，演奏古典音乐，虽然里面没有什么遗迹留存，也要收门票。我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进入教堂内部，里面很小，几乎没有任何装潢，一张网挂在空中，防止飞鸟和蝙蝠的粪便落下。一般认为教堂下半部分是查士丁尼时代的建筑，上半部分是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

站在教堂中央，我正面的后殿上方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黑色十字架，没有任何圣像画，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留存的拜占庭时期教堂。由于圣像破坏运动的影响，君士坦丁五世修复教堂的时候没有使用任何人物形象，而专注于崇拜十字架，所以在后殿中，柱头上也有十字架雕刻，边缘石条则绘制着几何图案和树叶。

神圣和平教堂内部

与神圣和平教堂同时代的还有另一座教堂，同样修建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前，这座教堂被称为小圣索菲亚大教堂，正式名字叫圣徒塞尔吉乌斯和巴克斯教堂，现在是一座清真寺。

这座小圣索菲亚大教堂由查士丁尼大帝在公元6世纪下令建造，被认为可能是圣索非亚大教堂的模板。这座教堂与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同一个设计师，然而，在建筑细节方面却有很大不同，并不是全然的缩小版。建筑外部砖石结构采用了当时的常规技术，使用沉浸在砂浆中的砖块，墙壁由小石块制成的链条加固。建筑内有一个漂亮的两层柱廊，沿北西南三面，内部有大理石石柱。

在查士丁尼大帝的叔叔贾斯汀一世统治期间，查士丁尼被指控策划谋反并被判处死刑，圣徒塞尔吉乌斯和巴克斯出现在贾斯汀面前担保查士丁尼的清白，这两位是罗马军队的守护圣徒，曾经是罗马军官，因为秘密信奉基督教被处死而成为圣徒。查士丁尼被释放后感激地发誓，一旦他成为皇帝，会把一座教堂奉献给两位圣徒。

这座教堂在奥斯曼帝国刚建立的时候保持不变，直到巴耶济德二世时期才改为清真寺，我进入的时候正好赶上礼拜时间，大概只有十来个人。我在清真寺内的柱子和二层长廊边缘大理石带看到当年教堂时期的遗留，上面有古希腊文的铭文，写着献给皇帝查士丁尼、他的妻子、西奥多拉和圣塞尔吉斯。

我想要找到这座城市最能代表哀伤的教堂，在远离这两座教堂的西边，君士坦丁老城墙附近有一座教堂——柯拉教堂，是我该去拜访的地方。柯拉教堂最初是作为君士坦丁堡城墙外的修道院建筑群的一部分建造的，位于金角湾的南部。教堂全名为“乡下神圣救世主教堂”，Chora指的是它最初位于墙外的位置，成为教堂的缩写名称。16世纪柯拉教堂被奥斯曼帝国改为一座清真寺，1948年成为一座世俗的博物馆。建筑的内部布满了精美的东正教镶嵌画和壁画。

柯拉教堂

1315年至1321年间，拜占庭政治家西奥多·梅托齐特思赠予这座教堂许多精美的镶嵌画和壁画。1328年，西奥多被驱逐出境。两年后他回到这座城市，并在柯拉教堂里作为一名修士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在柯拉教堂的墙壁上有一幅镶嵌画，描绘的场景就是西奥多跪在耶稣脚边，将柯拉教堂的模型献给耶稣。

我来到柯拉教堂的时候，这里正在维修中，整个教堂被包裹了起来，只有一部分开放参观，右侧的走廊和两道前厅的右侧都不开放。柯拉教堂内部空间并不大，但镶嵌画和壁画却是独一无二保存完好的。

我走进正门，从第一个前厅左侧开始参观，这里讲述了耶稣的一生，包括圣母前往伯利恒、圣玛利亚和约瑟在叙利亚总督居里扭面前缴税、耶稣降生、圣母玛利亚带耶稣返回、撒旦试探耶稣、耶稣与生活居所铭文、三博士觐见希律王、圣彼得和圣乔治。

再经过一道小门走入第二个前厅内，这里描绘的是圣母玛利亚的一生，包括天使报喜、玛利亚降生、玛利亚怀抱圣子、约瑟遇到玛利亚、在天顶则是大幅的耶稣与祖先世系。其中有一件大幅作品，描绘的是耶稣、圣母和两名捐赠者：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的弟弟艾萨克（和米海尔八世的舅舅艾萨克不是一个人）和米海尔八世的女儿玛利亚(她就是蒙古圣玛利亚教堂中的玛利亚)，很遗憾这幅镶嵌画残缺严重，只留下圣母和耶稣的上半身形象，而艾萨克和玛利亚只剩下头部完好。

穿过这两道门厅，就走进了教堂的正殿，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修饰，回头我看到一幅很著名的镶嵌画——圣母安息，描述着圣母在升天之前的场景，图中的众人和天使环绕着圣母的身体，耶稣抱着一个婴儿，象征着玛利亚的灵魂。在正厅左右两侧墙壁上，一幅是耶稣基督，一幅是怀抱圣婴的圣母玛利亚，这幅画特别迷人，一束灯光正好打在这里，圣母抱着圣子，一脸的哀愁，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冬季都弥漫着这种气息，那种命中注定的牺牲，又并非刺痛，而是一种寒冷中缓慢窒息的包裹。

柯拉教堂的壁画

如果要理解伊斯坦布尔的神圣与哀伤，这座教堂是很好的体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见证了基督教的荣光，一座超越所罗门的大教堂被建立起来，同时这座城市又见证了基督教的破裂，十字军毁坏洗劫了同为基督徒的城市，因为教义之争圣像被清除覆盖，相比之下穆斯林的进入反而温和许多，不拜圣像的教派一度认为同样不崇拜偶像的穆斯林才是朋友，攻破君士坦丁堡是对自己叛徒教友的惩罚。

与其他更宏伟的大教堂中圣像画相比，柯拉教堂选择用长图卷式的绘画描述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一生，耶稣的人性与神性曾经是基督教内部争执的焦点，在柯拉教堂中用这样一种形式去阐述了这个问题。两幅相对的镶嵌画，一幅是圣母怀抱着幼年的耶稣，一幅是耶稣怀抱着圣母的灵魂，望着圣母的脸庞。圣像画中的人物极少出现笑容，大多是哀愁悲悯或者诚惶诚恐的脸，母子俩就这样在教堂的画卷中度过了各自神圣而苦难的一生，这既关乎神性，又让人性的一面动容。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带来的浩劫，包括建筑被摧毁和掠夺，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座建筑记录了这座城市最后的抵抗。我沿着蜿蜒的街区寻找这座老粥厂清真寺，也就是曾经的东正教基督全见修道院，伊斯坦布尔的很多拜占庭建筑都在维护中，这座也不例外，被一片绿网覆盖着，只能透过缝隙看到建筑的样子。

老粥厂清真寺

这座教堂最早建于1087年，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母亲安娜在君士坦丁堡一座山丘上兴建一座基督全见修女院，修道院内包括一个基督全见教堂。1204年4月12日，第四次十字军围攻君士坦丁堡，皇帝阿历克塞五世在修道院附近设立指挥部。在这座修道院内，他看到威尼斯公爵恩里科·丹多洛（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那座墓碑的主人）指挥的威尼斯共和国舰队攻入了自己的首都。十字军攻进城后，阿里克塞五世将皇袍扔在修道院内逃走。这片建筑群遭到十字军的洗劫，然后分配给威尼斯的本笃会修士，在拉丁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这座建筑改为罗马天主教教堂。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后不久，这座教堂改为清真寺，修道院附属建筑改为附近的法提赫清真寺的伊斯兰学校和粥厂，清真寺也就因此得名老粥厂。这片建筑群曾数次遭受火灾蹂躏，修道院的最后遗迹也早已消失。

我在巷子里绕着这座建筑走了一圈，它被周围的建筑紧密包裹住，很难完全看清楚外观。建筑的外墙由红色砖石组成，窗子都已经被拆除了，外部全是脚手架，上方也被遮雨棚盖住，透过脚手架可以看到里面的墙壁已经非常斑驳。

同样在修复中而条件更差的是维法教堂，在一片废弃的拆迁区里面。与老粥厂清真寺的遭遇相同，它也是先从东正教堂改成天主教堂，再改成清真寺。

维法教堂

维法教堂最初建于10世纪或11世纪，献给奥古斯都·西奥多罗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拉丁统治君士坦丁堡期间，建筑被用作罗马天主教堂。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不久，教堂成为一座清真寺，由伊斯兰学者莫拉·古拉尼创立，他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导师，是伊斯坦布尔的第一个穆夫提（伊斯兰法官），清真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在一条巷子里找到了这座建筑的遗址，周围一片都是在拆迁的老城区，工地对面就是一片垃圾场。我在垃圾堆里找到一个尽可能高的地方眺望建筑全景。建筑的基本样式还在，可以看到老教堂中央的圆形拱顶和四周的拱形窗，砖块被剥离的很严重，好在基本形态还都完整。

这两座拜占庭时期的教堂都在维护中无法参观，根据工程牌子上的介绍，差不多要两三年后才开放。但想想看，这些建筑已经度过了一千多年，期间无数次战乱、抢掠、火灾，又不断被修复和改建，在一千年的跨度中，两三年是微不足道的，而我用自己短暂的时间线去衡量这些建筑，只会徒增伤感。

离开这两座维护中的建筑，我去寻找了一座可以开放参观的拜占庭建筑，目前还在使用中的泽伊雷克清真寺，原为东正教的基督全能者修道院，是伊斯坦布尔现存第二大拜占庭宗教建筑遗址。

1124年，约翰二世的皇后艾琳娜修建了基督全能修道院，包括基督全能教堂、图书馆和医院，据记载这座医院的眼科手术很厉害。皇后去世后，皇帝在教堂旁边又修建了另一座教堂，来纪念他妻子想要收容贫穷困苦人们的愿望（这位皇后的石棺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门的长廊里）。

1136年增建第三座小教堂把两座大教堂连接了起来。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的拉丁帝国时期，教堂由威尼斯教会管理，修道院改为鲍德温二世的皇宫。拜占庭帝国复辟后，恢复了东正教修道院，之后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改为清真寺，以学者莫拉·泽伊雷克的名字命名。

这座建筑曾经多次失火后维修，修道院的图书馆已经损毁，直到1966年，北面的部分才恢复，近几年还在修复中。这座建筑砖石墙面保存非常完好，建筑由三座教堂组成，在远处可以眺望到五座圆形拱顶，北面的那座被认为是最老的，只有一个拱顶；中间的稍晚，南面的最新，都各有两座拱顶。

泽伊雷克清真寺

我在雨中走进这座清真寺，从正门进入礼拜殿内要经过两道大理石门，门厅上方还保留着当年教堂的砖石外表，没有被泥灰覆盖。礼拜殿内部结构与其他清真寺不太一样，因为这座教堂本身就是三座教堂连接起来的，内部被柱子分隔得有些奇怪。由于伊斯兰教礼拜要朝向麦加的方向，最前方的讲坛是斜向的。

在清真寺礼拜殿内，大概只有两根方形柱子是曾经教堂的原件。教堂曾经的装饰几乎已经完全消失，只有一处墙壁上还有大概半平米的壁画痕迹，但只有一点点残留，用玻璃覆盖保护着。礼拜殿的大理石地面是拜占庭时期的遗留，但是被地毯覆盖着。此外这座建筑旁边还有当年修道院的蓄水池，不过我并没有找到开放的入口。

离开这座拜占庭建筑，我又回到城市西面靠近城墙边的地方，周围是一大片公共墓地。这里曾经有一处来自圣母慈悯的圣泉，可以让生病的人痊愈，圣泉在一座以圣母玛利亚之名修建的教堂内。

圣玛丽亚之泉教堂最初是由查士丁尼皇帝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建立的，近一千五百年来，这个庇护所一直是希腊东正教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之前的教堂经历过多次的毁坏和重建，在15世纪彻底消失，现在的建筑建于1834年。

圣玛丽亚之泉教堂

我走进教堂内，一位看门老人接待了我，教堂前面的院子是一片墓碑和石雕，大部分时间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老人带我走进教堂，教堂是长方形的，内饰装饰华丽。在教堂中殿附近的右侧有一个讲坛，后面有很多圣像。教堂院子里面是石棺和墓碑，上面都是希腊文。

通过一段向下的通道，我到达地下室，通道里有圣像画和教堂修复的希腊文纪念牌子，时间是1834年。地下室里比较朴素，除了大理石墙面铺设，上方顶棚基本都是砖面，就是圣泉所在的地方，地下室中有几幅画描绘了圣泉的奇迹。

其中一幅圣像画，圣母怀抱圣子在最上方，身旁有两个天使，下方有一个水池盛满泉水。在水池后面，皇帝站在他的守卫旁，还有正教会的主教们。在水池下面，瘫痪和癫狂的人都会被泉水痊愈。圣泉上方还有一幅圣像，圣母怀抱着圣子，这部分被银质外壳盖住，周围是天使，下面是国王、主教和士兵，同样泉水让病人痊愈。在圣泉前方的台子上有两个银质杯子，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人来取水饮用，但老人并没有邀请我品尝。

圣玛丽亚之泉教堂

离开这座圣泉，已经将近黄昏，这时下起了雨，空气寒冷萧瑟。我搭上渡轮，前往另一处属于穆斯林的圣地——埃于普苏丹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在西边离城区略远的一座小山丘下面，周围是一片属于穆斯林的墓地。

埃于普苏丹清真寺

埃于普苏丹清真寺是为了纪念埃于普·阿尤布·安萨里（他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一般称为阿布·阿尤布，意思是阿尤布的父亲），他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朋友，也是战斗伙伴。据说在公元670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埃于普已经是一位老人，但依然参加了战斗，在战场上病死，士兵们埋葬了他。1458年，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五年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找到了埃于普的埋葬地，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也是奥斯曼苏丹加冕典礼的传统场所。

埃于普的陵墓受到穆斯林的极大崇敬，很多奥斯曼时代的军人和官员都喜欢埋葬在这座清真寺周围，在清真寺后面的山丘上是一大片墓地，沿着陡峭的小路走上墓园，可以远眺这座清真寺的全景。埃于普的陵墓位于清真寺祈祷大厅正门对面庭院的北侧，我跟随众人进入，墙壁上镶嵌满了蓝红颜色的瓷砖，人们在其中祷告、朗诵经文。

我低估了伊斯坦布尔的冬雨，踏着湿透了的皮靴和袜子走了一天，迎着往下激流的雨水上山参观墓园，能感受到水在我鞋里流进又流出。从山上墓园走下来的时候，在埃于普清真寺外面的庭院里，遇到了一场葬礼。穆斯林的葬礼有站埋体（也叫站殡礼，遗体被称为“埋体”，穆斯林举行葬礼，有一个环节众人在遗体前站立为死者祷告，一般即使是路过的生人也会参与 ）的习惯，无论是否认识，也要随着众人陪伴亡者待一会，这是有回赐的事情。我踩着浸满冰凉雨水的鞋站在众人之间，他们并没有因为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出现而奇怪。

这时清真寺的唤礼声响起，结束了我这一天对伊斯坦布尔神圣与哀伤的寻访。我不觉得从自己这样一个遥远外国人的视角，能够理解这座城市最敏感细腻的东西。无论是教堂中的圣像画还是那些散落石头的历史，都是更偏向于文本式的内容，而非完全根植于内心中。

但作为一个来自同样悠久历史地区的人，我却可以在另一个角度去尝试共鸣，那就是人对于时间的体验。一个地区的历史会沉积在人的意识中，而足够连贯而漫长的历史会让人们记住关于苦难的两面。伊斯坦布尔石头留下的历史和中国人书面留下的历史是相通的，都见证着人们对于当下的忍耐和对未来的忧虑，即现在的苦难一定会过去，而更大的苦难仍会降临。这一点大概是我能深切领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