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汤定元今天上午在上海逝世，享年100岁

6月3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获悉，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半导体学科创始人之一、红外学科奠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汤定元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3日10时4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汤定元院士长期从事固体物理、半导体光电子学、红外物理和器件研究，卓有成就。他领导并建立了我国红外研究的学科体系，带领研制成功多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红外光电探测器，并成功应用于多种遥感探测装备中，为我国“两弹一星”等的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潜心科研和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了一批优秀科学家。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奖状和“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汤定元院士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所长、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汤定元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6月11日（周二）上午10时在上海龙华殡仪馆（漕溪路210号）大厅举行。

据中国科学院官网显示，汤定元1920年5月生于江苏金坛。1942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所长。

留美期间，发现金属铈的新颖相变首创的金刚石高压容器，现已发展成为高压物理研究的重要仪器。1951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半导体光电物理与器件的研制。领导并参与研制成功十种光电器件和红外探测器，部分用于人造卫星、军民用高科技装备中，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开创了窄禁带半导体的系统研究。有13项创新成果被收入国际权威科学手册中。

1957年，汤定元加入九三学社。2019年6月3日，汤定元逝世，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刊文追忆汤定元。以下内容均来自“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微信公众号：

冲冠一怒为祖国

1948年，汤定元赴美留学，先入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并进入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兼任研究助理。

这段时间，他在高压物理研究室的负责人劳森教授指导下进行关于固体高压相变的研究。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做出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证实了金属铈的高压相变起源于原子外部的电子被压入内部状态，这是一种新颖的相变，并证明高压相正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鲍林先生（L.Pauling）的金属原子半径理论所要寻找的相。这项成果当年就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0年6月，他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在固体物理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前程似锦。可1年后的这个时候，他决定回国效力，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在美留学生中第一批回国的11人之一。

为了让着力挽留的同学、好友明白自己的决心，临行前，他撕掉了芝加哥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证书，“反正我不打算再来美国，留着这个也没有意义。”

后来，许多人不止一次地问汤定元，为什么当时那么坚定回来？不拿博士学位后悔吗？也有很多人问他，美国的科研条件比国内好得多，作为一个科学家，你怎么舍得放弃？

一向温和的汤定元，每每提到这个话题，情绪就会激动起来。

“没错，如果留在美国，是可能过着豪华的生活。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爱国心都很强，一定要回国效力。我觉得，在科学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派留学生到先进国家去学习，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在那里可以较快地学到科学方法，也可以较早地接触到前沿课题。学习结束后，最好的选择是回祖国工作，因为那里是生你养你的土地，做出的成果也能应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

至今，汤定元已经培养了26名博士及10多名硕士。除了一部分人去国外工作之外，留在国内的大多是学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等各单位的领导和主要骨干，已有两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三封信”力挽狂澜

汤定元回国时，半导体的应用前景已很明朗，他在中科院选择了半导体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58年，汤定元意识到当时我国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物理机制，还应该在应用上多做文章。于是，他直接写信给解放军总参谋部，建议红外研究领域应注重器件研制，例如红外探测器，可用于军事、国防等领域。这一建议得到了重视并马上付诸实践，国家正式下达了发展红外技术的科学研究任务。这是著名的“三封信”中的第一封。

从这一年起，汤定元领导的小组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研制出性能优良的硫化铅红外探测器，同时建立起一套测试设备，这套测试系统成为以后国内建立红外探测器实验室的样板。

“大跃进”期间，各地的红外研究所纷纷上马，但三年困难时期很快到来，30多家研究所因经费等原因又纷纷下马，科学界一时众说纷纭。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汤定元第二次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聂荣臻元帅，指出红外研究大有发展前途，但不能一窝蜂，要聚散为整，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攻关。他又向国家科委负责人韩光作了详细汇报并应邀写了一篇介绍红外技术的文章，在 《内参》上发表，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这是“三封信”中的第二封。

1962年，由于他的倡议，红外技术与应用光学并列作为国家的科研发展重点；也是因为他的力促，中科院于1963年底召开了红外工作会议，并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把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与昆明物理研究所作为我国发展红外技术的专业研究所，中国的红外研究从此“柳暗花明又一村”。

1965年，由于一次实验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在当时轰动一时，给刚刚迈步的红外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此时，汤定元再次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对红外研究的信心与决心。

这第三封信又一次得到了聂帅与党中央的支持与帮助。在一次北京召开的会议上，聂荣臻副总理明确点名红外雷达由上海技物所承担。

而我国的红外物理和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也随着汤定元的这三封信，及其团队背后的科研努力，从基础研究发展到空间应用等更广阔的领域。汤定元先后组织领导了硅太阳能电池、温差制冷器、热敏电阻红外探测器等的研制，它们被装备到军用、人造卫星、工业和科研设施上，以及用作航空航天遥感等多种红外系统中。

汤定元研究的红外领域，在许多年里一直属于绝对机密的任务，以至于许多熟知他能力的外国学者，一度认为他 “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对他来说，当那么多年无名英雄无所谓，“只要科研上有成果，能派上用场，我就已经满足了。 ”

汤定元一直居住在狭小的老公房里，“我这一生没有考虑过钱的问题，这辈子所有的工资卡都交给太太，我看都不看，家里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一天到晚吃海参也没意思。”他把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万港元奖金捐赠给自己的母校金坛市华罗庚中学，设立奖学金。此外，他多次为希望工程捐款，还在西部地区捐赠了一个“希望书库”。

汤定元说：“我出身贫寒，读书很不容易，把钱花在资助教育上，是最合适的。 ”

未完的科普书是他此生的遗憾

1951年下半年，汤定元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针对群众来信咨询，去“破解回音壁的秘密”。

汤定元此前从来没写过这类文章，便老老实实地花了大半年学习修辞和写作，数易其稿，最终完成《天坛中几个建筑物的声学问题》，对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三音石、圜丘声学现象的形成机理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科学假说，从科学上解释了400年来人们迷惑不解的天坛奇异声学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了 《科学通报》上，激起了很大反响。

打那以后，科普工作成了汤定元科研事业中另一块重要领域。

“文革”结束后，汤定元组织编写了一本名为 《红外技术——基础与应用》的科学普及读物，发行了近五万本。1985年，他参加红外辐射加热技术研讨会，了解到这一重要的节能技术在我国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就决定写一本名为《红外辐射加热技术》的科普读物，阐明辐射加热的基本原理。

汤定元撰写和编译出版的科技专著和科普书籍已达10本，印刷字数超过300万。

科普工作任务繁重，也没什么经济回报，可汤定元不在乎这些，“人家叫我写，我从来不推辞，知道有人通过我的文章搞懂了科学问题，我就特别高兴。 ”

直到耄耋之年，汤定元最热衷做的事，仍是给 《上海青少年科技报》作科学顾问，还是上海徐汇区科技委员会讲学团的团员之一，说起经常给小朋友们讲科学，汤定元的脸上就漾满笑意。

这个遗憾也许再也无法改变了。

“我们国家的科普基础太薄弱，把科学成就告诉普通老百姓是科学家应尽的责任。 ”

一辈子把科和科研工作当作同样重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院士——汤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