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商业登山”时代的珠峰，“大拥堵”早就不是奇观了

珠峰早已不是职业登山者的专属。承认这一点之后，对今年两三百人排队冲顶的现象，你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登山技术和装备的进步，在过去几十年间，已帮助成百上千人站上世界之巅。逐渐拔高的数字向业余登山者和野心家们释放出的信号是：我一样可以。

每年5月，因季风转向，珠峰会迎来高空风力较小、最适合冲顶的“窗口期”，被囊括在上图数据中的许多英雄事迹，总会在这一时期集中地喷涌。

今年，“世界之巅”、“地球第三极”的标签仍像一股磁力，成功吸引了人们对珠峰的关注。但有关勇气、征服欲和意志力的正面故事却没有如约而至。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拥堵”和在短短数天内集中爆发的死亡事件，将人们的视线移向了消极的一端。

与光荣事迹相悖的另一些故事被曝光出来，但无论是丧生者的不幸、当地夏尔巴人的穷困生活、被遗弃在珠峰上的成堆垃圾，还是氧气罐漏气或被盗……早已不是新鲜事；今年过短的窗口期，不过是让商业异化的一面更集中地爆发出来而已。

问鼎珠峰的最大障碍不是体能和经验，而是金钱

“在上世纪70、80年代，造访珠峰的通常是著名的登山家。这些年，珠峰已是一座被商业化的山峰，来的都是那些有钱人。”尼泊尔的夏尔巴向导Norbu Sherpa，在201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这样评价珠峰探险。

依据登山界对登山行为的分类，如今攀登珠峰多半属于“金字塔形兵站式登山”——“登山队的人数与雇佣人员的人数比例一般为一比三，组成金字塔形的层层设站、站站留人的兵站式运输和支援线”。登顶事业的达成，依靠的更多是庞大团队的协助，而“购买”这些协助通常需要数十万美金。

不少业余登山者会在位于中国的北线和尼泊尔的南线之间，选择后者。原因不只是尼泊尔一侧的路程更短，更主要的是，相较于中国政府，尼泊尔对登山者的人数及资质并无限制，尼泊尔当地公司收取的服务费也更低廉。

著名登山家、珠峰年代史记录者Alan Arnette，披露了2019年几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登山公司收取的珠峰南线攀登费用。如果选择外国公司，花费一般在6至7万美元之间。尼泊尔当地的公司通常会将价格压至5万美金以下，以此增大对登山者的吸引力。这也是导致“拥挤”现象的一个原因。

坦白地说，如果选择从尼泊尔一侧上山，登山者只要解决了资金问题，珠峰之旅即可成行。

“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来到珠峰的旅行者而言，抵达峰顶并不需要任何技巧。近十年愈演愈烈的趋势是，（人们）从基地营就开始使用氧气，然而过去几十年，（职业登山家）通常只会在海拔8000米以上才考虑用氧气瓶。现在他们（指业余登山者）用起氧气瓶来就像喝水一样。”曾成功问鼎珠峰的专业登山者Ralf Dujmovits，在2012年时就向《卫报》吐槽过攀登珠峰的“业余”风气。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今年5月现身珠峰的一些攀登者，甚至不知道如何穿上套在鞋底下增加冰上摩擦力的鞋钉。

“参加铁人三项赛有资质要求……攀登世界最高峰却不需要？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吗？”珠峰“大拥堵”后，职业登山家Alan Arnette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出了疑问。

许多人没有思考过：成功登顶后，能否安全折返

攀爬珠峰的过程遍布艰险，经验匮乏、身体素质不足和山体突变，都可能让人丧生。业余登山者的缺陷在于，他们对于风险的考量远低于职业登山家。

在所有丧生珠峰的登山者中，有36%因为不慎跌倒、高山症发作、体力不支、冻伤等原因死于成功登顶后的下山途中。这些死于返程的登顶者，绝大多数或许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问鼎珠峰的喜悦，因为他们中的86%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就已停止呼吸。

但对于斥巨资长途跋涉来到珠峰的登山者而言，“登顶胜于一切”的观念尽管致命但又极度诱人。为登上峰顶“排队”前行的现象，在2012年5月就曾出现过。

职业登山家Ralf Dujmovits用相机记下了当时“像蛇一样”移动的队伍。他向《卫报》回忆，当天他在攀爬到海拔8000米左右时，评估了当时的风力情况，不得不做出“痛苦但很有必要”的撤离决定；照片拍摄于他下山的途中，据他估计，当时大约有39个团队、近600人仍在登顶。

“看着那些人，我有非常强的预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回不来了。”Ralf Dujmovits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

他的预感很快被验证了，那个周末的丧生者有4名。

七年后的5月，拥堵再度上演。根据各路媒体的报道，为了登顶，5月22日当天有250至300人沿着危险的悬崖排起了单列长队，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极端环境下等候了数个小时。

登山者从海拔7900米处的四号营地发起登顶冲刺时，往往只会携带仅够登顶及返回四号营地的氧气瓶。数个小时排队造成的延误，会消耗超出预期的氧气和体力，也会增加冻伤的风险。

今年春季的12名丧生者中，有6名在尼泊尔一侧登顶后的返程中死亡，其中5名是由于体力不支，1名是因为心脏病突发。

今日的一切在过去曾经上演，但为何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2012年的珠峰拥堵后，Ralf Dujmovits曾对《户外》杂志表示，尽管他深深希望珠峰的人流量能减少，但他担心，自己拍下“长蛇般”的登顶队伍，可能只会让珠峰更受欢迎：“人们可能会开始想，如果有这么多人（都能爬珠峰），我也可以排起队来。”

事情的确如他所预想的那样，变得更糟了。

想要改变现状的职业登山家和登山组织，希望从源头解决问题，推动尼泊尔政府制定严格的政策以限制登山人数和审核登山者的资质。

2015年尼泊尔政府也的确提出过，为提升安全性并维持珠峰的“光辉”，将要禁止经验不足的登山者攀登珠峰。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还煞有介事地表示，珠峰登山许可在未来只会颁发给能够证明自己成功攀登海拔在6500米以上山峰的人；残疾人、老人和未成年人，都不会获得登山许可。

该年4月，尼泊尔发生7.3级大地震，珠峰爆发大雪崩。灾难过后，尼泊尔政府搁浅了“限制人流”的事宜，并组织了一众夏尔巴人向导和登山者，耗时数周在珠峰铺设攀登路线。

“我们想要释放出信号，尼泊尔又重回世界之巅了。尼泊尔境内的所有山脉都可以攀爬，珠穆朗玛峰当然也在其中。”尼泊尔旅游局的高官Gobinda Karkee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道。他表示，地震给尼泊尔的旅游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在这个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国家，仅仅是颁发珠峰登山许可，也可以创造一笔客观的收入。更何况，珠峰热还能带活当地的登山产业。

自1949年尼泊尔的山脉开始向登山爱好者开放后，登山业逐渐成为尼泊尔旅游业中的重要项目，如上图所示，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

近几年，尼泊尔旅游局每年均会公布一份登山数据报告（Mountaineering in Nepal Facts and Figures），在尼泊尔境内不同山脉成功登顶者的姓名，都将出现在这份报告中。尼泊尔旅游局局长Danduraj Ghimire在最新一份报告的前言中写道，公布登顶记录的目的是“推广旅游”，同时“鼓励爱好登山并期望其登山事迹被记录的人”。

面对关于此次拥堵事件的指责，尼泊尔官员推卸了所有责任，并认为登山公司才是需要为安全负责的主体。

尼泊尔旅游局局长Danduraj Ghimire向《纽约时报》表示，政府不会限制珠峰的人流：“如果你真的想要限制登山者数量的话，那么我们谁都不要再上我们的圣山好了。”

尼泊尔政府显然不会拒绝缺乏经验的业余登山者，而这些人恰好需要前者去开通实现野心的登山路径。

这种“各取所需”商业化现状，在短期内不会改善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大概只有像2012年时的Ralf Dujmovits那样，希望人们能自动被“大拥堵”和丧生者的经历吓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