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廉：包世臣的《说储》对清代制度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

1906年，著名的激进主义者、23岁的刘师培在上海出版了包世臣的政论书籍《说储》。这是该手稿首次公开出版，距离写作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刘师培是20世纪早期中国政治史上变色龙一般的人物。他被历史学家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儒家民粹主义者、强烈的排外主义者、天赋人权理论的支持者，以及社会契约论的宣传者。在1903年出版的《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刘师培宣称刚刚翻译引入的卢梭思想是源自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在出版包世臣百年前的稿本前，刘师培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反清志士，他继承了家乡扬州的极端反满传统。但到1907年，刘师培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转而投靠清朝，鼓吹帝制，在中华民国初年成为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急先锋。

刘师培和章炳麟等人一起领导了“国粹运动”，这项运动得到了充足的经费支持，旨在拯救几个世纪以来先是被满人统治者镇压，后来又被西方入侵者腐蚀的真正汉人遗产。在刻意模仿了18世纪德国的民族运动（Volksgeist）和后来日本的国学运动后，刘师培等人试图通过解放被压抑的文学和审美传统来恢复中国的“国魂”。作为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出版了《国魂学报》《国魂丛书》等一系列国学书籍，以便找回因清廷禁毁或其他原因遗失的书稿。该丛书包括记载17世纪清朝统一江南时对扬州等地实施暴行的书籍，以及反对清朝统治的王夫之作品，还有像黄宗羲这样在政治上直言不讳的明朝忠臣的论著。在刘师培等人看来，这些论著是汉人的“国粹”。《国魂丛书》一共出版了多个系列，刘师培在第一个系列就将包世臣的著作刊行了。

当清末民初的人们第一次读到包世臣的论著时，很可能以为包世臣是书法家。实际上，康有为在1893年刊行的《广艺舟双楫》中就认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已经体现出他是一位比自己更伟大的改革家。在反对鸦片流入方面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包世臣被描述为狂热的反帝爱国主义者。

但为什么包世臣这份年轻时的特殊作品，完全没有涉及书法或对外关系问题，却被收入《国魂丛书》之中？在跋中，刘师培称包世臣具有远见卓识，在政治停滞不前、恪遵祖制的嘉道时期设计出了一种“强国富民”的方案。该方案预见了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更为持久的清末新政所采取的改革方案。刘师培还认为《说储》一书“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这可能是刘师培的发挥，但毫无疑问，新发现的《说储》确实对清代的制度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

《说储》文本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偶尔在文章中提及，包世臣的论著似乎很少引起学者的注意。他在26岁（虚岁27）时完成了《说储》，但此时他绝不是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1797年包世臣被安徽巡抚朱珪聘为幕客。此后他又担任许多中层官僚和军事将领的幕友，并前往川楚前线为平定白莲教起义出谋划策。这些经历对包世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毫无保留地向幕主提供怎样更好地防止起义以及让起义地区恢复安定的建议。1801年，他从战争前线返回家乡，接受了安徽太平府同知姚逢年的邀请，担任他13岁的儿子姚承谦的老师。包世臣认为姚承谦非常聪慧，他能提出“救弊之要”等问题，这让包世臣感到非常高兴。为此，包世臣设计了一些与科举考试无关的课程，教授他儒家经典之外的作品，并特别注重历史书籍的研读，这些课程的讲授为《说储》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正如包世臣在该书序言中所写，年轻的姚承谦向他请教，为了“救世”，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而《说储》便是他给出的回答的扩展。

“说储”是什么意思？笔者在该书或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解释。其中“说”字是一种特殊文集的体裁，通常是为了讨论某个复杂的问题，而将一些散乱的文章集合在一起。“储”字指代收集或积累。明末文人陈禹谟有一部成书于1609年的同名作品，该书本质上是一本读书笔记，包含了作者广泛的思想，但里面的篇章互相没有关联。这说明“说储”作为“文集”的标题在当时是很常见的，而且陈禹谟的《说储》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包世臣很可能看到过。不过包世臣的作品看起来比陈禹谟的更加具有整体性，关注的问题也更为集中。这说明将标题解读为“关于积累的讨论”，“国家财政论”，或是“财富论”（On Wealth）会更加符合该书的主旨。从各方面考虑，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解读。

还有其他解读方式，虽然可能有些牵强，却提供了发掘包世臣作品另一种意图的可能性。“储”的第二个含义可能是“储君”，这样第一个字“说”可能不读“shuō”，而是“shuì”，意思是劝告、建议。但包世臣想要劝告的年轻人是谁？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的学生——才华横溢的姚承谦，但这需要对“储君”进行极为宽泛的解读，因为“储君”一般不能用在普通人身上，很难确定当时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另一个可能的目标是嘉庆帝，他在两年前的1799年开始亲政，但在乾隆朝的最后20年就已经被官方和公众认为是储君。第三种可能是嘉庆帝的儿子爱新觉罗·旻宁，他在17岁的时候（1799）被立为储君，并最终在1820年继位成为道光帝。包世臣在很久以后为朝廷大员戴均元写了一个墓志铭，虽然戴均元是1799年秘密立储过程的核心人物，但笔者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当时包世臣知道了储君的确立，这与嘉庆帝提前20年就被大家所熟知有所不同。如果将这个标题解读为“对储君的建议”，那么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对象应该只是想象中的未来统治者，就像包世臣所引用的清初士大夫的政治书籍一样。例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对象是一个幻想出来的“明君”；与黄宗羲同时代的顾炎武，他最早的文章《郡县论》希望未来能够出现一个圣明君王，认真对待他的改革方案，并为他的重要作品《日知录》作序，顾炎武明确表示希望该书得到“君王”的重新发现。实际上，包世臣在自己文章的第一页表达了希望未来出现一位“当路君子”，能够采纳他在书中提出的详细建议。

包世臣在序言中写道，他在写这篇文章时，还不能刊行这部作品，因为他的想法当时无法实现，“当路莫能采录者”。嘉庆初年是一个倡导公开发声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白莲教起义达到了顶峰，大学士和珅刚被罢免，当时正在清理官僚系统中和珅的同伙。洪亮吉1799年上陈抗议信，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因此他成为年轻一代改革文人心中的英雄和榜样，其中很可能也包括包世臣。尽管他允许抄录副本，例如包世臣的师友李兆洛曾于1802年在常州抄录了一份，但出于小心谨慎、成本过高、缺乏赞助，或是因为缺乏洪亮吉那样的牺牲精神，包世臣没有公开刊行《说储》。

大约半个世纪后的1844年，晚年的包世臣编印了他的文集《安吴四种》。这是一本大胆的论著，书中大部分内容都非常尖锐，在政治上直言不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里面包含了五篇关于地方行政方面的文章：保甲、农政、学政、戍政、课绩，这些文章都表现出作者激进的思想。在《安吴四种》总目叙中，包世臣指出这些文章的写作始于1801年，是作为《说储》的附录而写，他觉得《说储》上篇没有很好地解决当时乡村和城市的危机。在编辑《安吴四种》时，包世臣“以《说储》上篇体大事丛，不可分散，唯前后序及序目附论成文者摘入附录，以示端绪”；《说储》的下篇则是五篇关于地方行政管理的文章。实际上，他可能也感受到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嘉庆初期曾广开言路、咸与维新，并实际上放开了乾隆晚期设置的审查限制；但鸦片战争后，道光朝的政治氛围与嘉庆初年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如此，包世臣还是指出在他家中仍有部分手稿，并补充说，感兴趣的学者可以来他家中查阅。根据对包世臣书信的查阅，郑大华发现很多人确实充分利用了这一邀请，与包世臣就作品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包世臣持续地向他的朋友寄去了书稿。

1872年，包世臣的儿子包诚刊行了新版本的《安吴四种》。在序言中，包诚指出《说储》仍藏于家中，可供学者们查阅。他承诺稍后会将《说储》作为“续刊”公之于众，但不知为何他一直没有这样做。1888年，《安吴四种》再次重印，该版本得到广泛流传，但《说储》仍未收入其中。

直到1906年，《说储》被刘师培收入《国粹丛书》才第一次排印行世。刘师培说：“此书乃家藏旧本。” 20年后，一位名叫吴慰祖的藏书家从南京的书商手上购得一份手稿，他认为自己找到的是《说储》的未刊本，于是将这份手稿交给了历史学家、江苏省图书馆馆长柳诒徵。柳诒徵鉴定后证实了这一发现，并于1936年安排江苏省图书馆影印刊行。该版本开头保留了包世臣北魏风格的字迹，不过柳诒徵怀疑其余部分都是他人所写。正如1906年刘师培发现的抄本一样，1936年的未刊本不仅包括《说储》上篇的全文，而且还有包世臣两位朋友沈钦韩和周济（字保绪）的批注。刘师培认为这些是多余的，因此在出版时删去了。1991年，黄山书社在出版《说储》时，主要以国粹丛书版为底本，但以附录的形式补入了沈钦韩和周济的批注。

包世臣的《说储》

包世臣在《说储》中通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清朝正面临重大的危机，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以便立即进行补救。但更基本的是，包世臣提供了重构国家机器的详细蓝图。和珅得势后，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的官员贪污和腐败，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当时的危机。包世臣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是建立更好的人事制度：选拔、审查、升调、惩戒官吏的腐败和渎职行为；第二个是从收支两方面重新构建国家财政制度。在详细地阐述他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时，《说储》对许多其他问题也进行了简短的评论，包括经济（人口、农业生产率、商业）、盐政、漕运、河工、对外关系、镇压叛乱、军事（这个主题涉及很多）、社会秩序改革。

在《说储》的开篇，包世臣就对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立国的根本分为三个方面：夫维以德、养尊以威、合众以财。包世臣认为三者缺一不可，但他的重点在于务实地认识到，没有强大的财政基础，“德”“威”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包世臣引入顾炎武提出的著名的“上”“下”概念。正如鲁乐汉（John Delury）指出的，对于顾炎武来说，上、下是对立的关系，可以指代皇帝与官僚、上层官员与下层官员、国家与社会、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在这里，包世臣所指的是第一种关系。正如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所说的，包世臣认为经济资源过度集中于统治者手中，将会导致“天子孤立于上”，这样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亡国。

在这次综合讨论中，包世臣谨慎地没有直接提及当时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虽然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很多对朝廷的攻击，但该书看起来并没有直接反对满人统治，“反满”也不是该书推迟出版的原因。笔者看来，在包世臣的建议中，只有一条建议可以很容易被解读为反对满汉之别，“外官既不问满汉，惟能是使，内官何必拘分畛域？”他建议不分族群，唯才是举。显然，虽然这种观点不是在思想上反满，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中汉人官员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削弱满人的统治基础。

包世臣认为，自1801年以来，清朝正面临即将来临的崩溃，因此迫切需要“救世”。当危机如此明显地降临到头上时，如果还否认危机的存在，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将当时的危机分为三个方面：白莲教起义造成的军事局势完全失控；国家普遍的贫困化，因为“上”从“下”剥夺了大量的资源，富人生活奢侈，穷人缺乏生机，阻碍生产；各级政府经费面临巨额赤字，大小官吏不得不敲诈勒索。

然而，包世臣指出，危机也意味着机遇。明智的政策可以扭转生产力的下降，并可以恢复“国家财政富足”（国富）。他毫不讳言，他的目标是要恢复“国家”财政收入，需要“一切与民更始”。颇为让人惊讶的是，包世臣提出的第一步是大赦天下，“自非不孝乱伦罪至殊死，守土弃城，交阵弃军，及采生折割诸罪至极刑，皆与之荡涤旧污”，并豁免所有个人与官府之间的债务。包世臣指出，现在面临的比官员贪污更大的问题是，数十年来上层官员通过“规礼”或其他形式剥削下层官员。官僚体系中的每一位官员都背负着账目上的亏空，从法律上来说需要官员弥补。包世臣的“第一要务”，就是让这些挪移亏欠都免予赔补。完成这项工作后，就可以制定新的法规，并对之后的犯罪进行更严厉的惩罚，官府也可以系统地重建国家机器。然后，在正式工作即将开始之前，包世臣提出了关键性制度创新——审官院，该制度将在下文详细阐述。事实证明，这个机构的工作内容远远超过名字所宣称的，它是一个搜集信息的中心，官员、士大夫，甚至是平民都可以就官府事务和政策表达意见。

（本文摘自罗威廉著《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许存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