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伊斯坦布尔④｜多族群的精神空间

在中国，人们提到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常常会认为，似乎是一战的失败让民众对苏丹不满，然后推翻了苏丹建立了共和国。但在土耳其国内，人们称其为土耳其独立战争，是一战战败后，协约国（特别是希腊）入侵了土耳其的领土，而土耳其反抗外国侵略军获得民族独立。我在伊斯坦布尔试图寻找奥斯曼帝国多族群精神世界的遗留，不得不说，在土耳其经过独立革命完成民族主义倾向之后，这种曾经的多元族群精神有些退散。

在伊斯坦布尔的少数族群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再加上十月革命之后到来的俄国人和近些年的阿拉伯（主要是叙利亚）难民。在伊斯坦布尔，我没有找到更加东方的宗教场所，比如佛教、印度教、锡克教等，也许有小的移民社群的场所，但没有发现大型宗教建筑，此外也没有找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堂。

作为一个短途旅行的外国人，想要去了解土耳其的少数民族是很难的事情。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土耳其国内的少数民族都与土耳其人有一些不愉快的历史，除了东南部的库尔德人问题外，希腊、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在历史上都与土耳其有过冲突。然而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主要任用的官员和将军大多是基督徒归化的，其中希腊人和巴尔干人又占了大部分，这使得土耳其的少数族裔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在伊斯坦布尔，我最先找寻的是亚美尼亚人，由于历史上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这个问题在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有不同的解读），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有着复杂的纠葛。

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教堂主要集中在亚洲区，他们的一部分教堂（特别是小型的社区教堂）只在宗教活动时才开放，平时都是锁上的，而且内部不允许拍照，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少数族裔的敏感性。不过，一旦双方开始交流，就会格外热情，处在一种渴望外界认同又谨慎面对外界的矛盾心理中。相反，土耳其的清真寺大多非常开放，除了少数景点有人维持秩序外，通常随意进出拍照，但人们的态度相对比较客气，不会特别热情。

这座教堂叫做Surp Garabed ermeni kilisesi施洗者约翰亚美尼亚教堂，建造时间大概在1555年左右，最初是一座木制教堂，1617年重建在今天的位置上，后来经过1727年、1844年、1888年三次重要的重建和修复，在1888那次重建中改为石头结构，也就成了现在这座教堂的样子。

施洗者约翰亚美尼亚教堂。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教堂门前有一个院子，我从外面街上看到教堂主楼为灰白色墙面，正面面向街道，主楼有三层窗子，屋顶装饰有巴洛克式的雕塑，瓷砖覆盖的屋顶向两侧倾斜。主楼两旁是两座钟楼，在钟楼下方，有通道通向两旁的庭院。

我经过一道不太起眼的小门走进教堂庭院，教堂正门是带浮雕的黑色铁门，门檐上方有石雕，内容是亚美尼亚文，只能从上面的数字分辨出，大概讲的是这座教堂在1888年的那次重建。教堂里面是一个宽敞的长拱顶空间，大概隔成三部分，最前方高于地面，有一个圆形蓝顶拱形空间，是主持活动的地方，两侧都有圆形拱形壁龛。教堂中殿两旁是窗子和圣像画，上方悬挂着非常漂亮的大型吊灯。

施洗者约翰亚美尼亚教堂

我走进教堂之后，一位老人走过来接待了我，示意我可以进入旁观，但不能拍照和打电话。当时弥撒已经开始了，我便在后排找了个座位坐下。教堂里弥漫着焚烧乳香和没药的烟雾，带着这两种香料混合后特有的酸味。教堂里人并不多，大概只有二十多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在教堂前方的台上，一位身着绿色长袍的神职人员在主持仪式，带领大家吟唱，他的周围还有穿着白色长袍蓝色披肩的人员辅助，台上另有两个小男孩举着圣器。仪式结束后，人们排队到台前，亲吻神父手中的圣像画，然后教堂人员回到后台更衣，人们逐渐离去。

在弥撒之后，我在教堂的庭院里散步，院子里有一群小男孩在踢球。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邀请我和大家一起共进午餐，我们走进教堂旁边的一间屋子，屋里面大多是中老年男性，还有一个中年女性带着一个小女孩在为大家准备食物。他们吃的是一种类似面条的食物，口感有点像米粉，在一个盛满了红油汤的碗里，里面还有鸡丝，配着面包食用。一位长者为我碗里加上辣椒和柠檬汁，就有了酸辣粉的感觉。

那个小女孩坐在我对面，大概是对东亚面孔感到好奇，总盯着我看。她妈妈和其他长者告诉我，很少有中国人来到这座教堂，偶尔有一些欧美国家的游客。日常来这座教堂参加活动的人都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彼此大多也都认识，每周弥撒来到这里，更像是社区聚会。这些亚美尼亚人大多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也没去过亚美尼亚，我问他们，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还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给了我一个聪明而不失礼貌的回答：土耳其国籍亚美尼亚人。

在这座教堂不远处还有另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可惜没有开放，叫做surp hac ermeni kilisesi圣十字教堂。这座教堂最初是一位叫亚伯拉罕的神父在1676年建成，在教堂靠近街道的一道小门上有名字和修建日期。这座教堂经过了多次翻修和重建，到了1892年，亚美尼亚教会搬到这里，这座教堂开始作为教会的办公场所使用，虽然这座教堂在2017年12月重建完成后重新开放，但我去的时候无人应答。

上面我走过的两座教堂相对比较冷清，周围街区人也很少。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还有一座相对热闹的亚美尼亚教堂，这座教堂恰好在最繁华的鱼市场旁边，叫做Surp Takavor ermeni kilisesi圣王教堂。这座教堂在照片上的样子并不醒目，但其实非常好找，就在鱼市场旁最繁华的小广场街边，灰白色的主楼不起眼，但棕色木制哥特式钟楼非常醒目，是这座小广场的地标。

门口有一个卖花的老奶奶。当地朋友告诉我，伊斯坦布尔街头卖花的大多是罗姆人，也就是吉普赛人，他们的信仰非常可疑，会为了获得福利而皈依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

这座教堂建于1722年，最初是一座很小的教堂，后来经过捐助扩建，在1814年开放供奉，现在这座教堂是1858年火灾后重建的，教堂外观与亚美尼亚古典建筑不太一样，显得更加现代。

由于是非宗教活动时间，教堂是关门的，但可以进入院子内。教堂院子里有几座石棺，上面刻着亚美尼亚文，还有一座石棺，四脚带着精美的天使雕刻。教堂的钟楼结构有点特别，是在教堂主楼大门正对面，教堂大门外是一个玻璃空间笼罩着门厅，同时连接着钟楼下方，门厅内摆着圣像画和圣器，其中一角还有耶稣降生的模型布景。

在这座教堂旁边是一座叫做Ayia Efimia的希腊东正教堂，建于1694年，1830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扩建。教堂在一个封闭的庭院中，外部高墙环绕，面向广场的是一扇白色的小门，门檐上方是十字架，从墙外能看到灰色石头建造的钟楼，位于教堂的西南部，在正面的庭院中。同样是非宗教活动时间而不开放。

在我之前拜访的那座亚美尼亚教堂周围，也有一座希腊东正教堂，叫做Profiti ilya kilisesi先知以利亚教堂。我从亚美尼亚教堂出来后顺便拜访了一下，走进面向街道的大门，是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内地面上铺着一些墓碑，被铁链围了起来，上面的文字很难辨认清楚。教堂由石头制成，覆盖着拱形圆顶，外部墙面是黄色的，教堂正面一层是突出的门厅，红色木制墙面，正面二层是淡黄色墙面带着红边装饰。在院子左侧是钟楼，旁边有废弃残破的红砖墙面。

我去拜访的时候，弥撒刚刚结束，门厅里摆放着餐桌，看起来是人们参加弥撒后在这里吃了午饭，只有两三个人打扫卫生，教堂的神父接待了我，告诉我这是一座希腊教堂，常来的大多是居住在这片街区的希腊居民，但弥撒结束了，不方便让我单独参观，而且内部不能拍照。他让我记下弥撒的时间，告诉我在伊斯坦布尔很多教堂都是只有弥撒时间才开放的。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座教堂最初的建设日期并不清楚，1804年被毁坏过一次，之后进行了重建。

值得一提的是，当对方跟我说Greece的时候，我没听懂，一着急说出中文“希腊”时，对方竟然听懂了，并且很高兴。我才了解到，英语中的希腊Greece这个词，来自罗马人对希腊地区的称呼，后来作为词源，变成欧洲国家的通用叫法。而中国翻译的希腊这个名字，反而更接近希腊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Hellas。Hellas这个词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Hellen，他是丢卡利翁和皮拉的儿子，丢卡利翁是埃庇米修斯和潘朵拉的儿子，皮拉是普罗米修斯的女儿，所以这个称呼是希腊人对祖先和神话的传承。

提到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就要去法那尔希腊正教学院，这是伊斯坦布尔最负盛名的一所希腊正教会学校，成立于1454年，是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主要是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就读的学校，现在这座建筑建于1883年，是一座红色的城堡建筑，非常高大壮观。但我去的时候，整座建筑正在维修，无法参观。好在旁边的另一座小教堂更吸引我，那就是蒙古圣玛利亚教堂。

法那尔希腊正教学院

这座蒙古圣玛利亚教堂的正门不太好找，很容易被视为法那尔学院的一部分，我绕着学院的高墙走了一圈，才发现这道不起眼的小门和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的土耳其文门牌写着圣母玛利亚希腊东正教堂。

这座教堂其实很小，但有一个独特的红色塔楼，矮粗的造型更像一座水塔，上面是覆盖红色瓦片的锥形屋顶。由于18世纪之后不断改建，这座教堂保留的拜占庭原建筑不多，原本的教堂是一个十字形，后来向西部和南部进行了扩建。教堂的圆顶位在由四个半圆顶组成的十字上，外墙把教堂包裹住只能露出弧形的外墙，四根柱子支撑起的钟楼是后期才修建的，有两座钟外露悬挂。

教堂平时不开门，需要按门铃，一位看门老人接待了我。我走进这座教堂，看门人先带我看了教堂内保留了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济德二世的手谕法令，法令宣布将这座教堂的所有权归属希腊社区，教堂内有大量的圣像画，相当一部分被银制表皮覆盖以保护圣像。

蒙古圣玛利亚教堂内的圣像画

蒙古圣玛利亚教堂是伊斯坦布尔唯一未曾改为清真寺，并始终保持开放的拜占庭希腊正教会教堂。公元7世纪初，拜占庭皇帝莫里斯的女儿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山坡建起了修女院。在第四次十字军后的拉丁帝国期间，该修道院被摧毁。1261年，拜占庭夺回君士坦丁堡之后，米海尔八世的舅舅艾萨克重建了这座修道院供奉圣母。

1281年，米海尔八世的女儿、蒙古大汗阿八哈的遗孀玛丽亚·帕列奥洛吉娜在阔别15年后回到君士坦丁堡。这位公主命运很坎坷，她是私生女，在米海尔八世统治时期，正好是蒙古帝国西征之后，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建立了伊尔汗国，米海尔八世希望和伊尔汗国保持友好关系，准备将玛利亚嫁给旭烈兀，以换取伊尔汗国的友好，最好能获得更多基督徒。然而玛利亚在前往途中，旭烈兀就去世了，于是玛利亚嫁给了旭烈兀的儿子阿八哈。在阿八哈去世后，玛利亚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她重建了修女院和教堂，在此隐居直到去世，此后修院和教堂就得到“蒙古人”称号。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当天，这座教堂周围的希腊人对奥斯曼军队最后拼死抵抗。因此，这座教堂也被称为流血教堂，从金角湾通往这座教堂的道路被称为旗手坡，以纪念在此战死的奥斯曼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