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喆隽读《分裂的西方》︱西方的裂隙何来？出路何在？

举目变局

斯里兰卡连环恐怖袭击的爆炸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英国人还在围绕如何脱欧以及是否应该脱欧，进行着旷日持久的争论；巴以冲突以全新的方式展开，“铁穹”在加沙地带上空划出密集的飞行尾烟；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上空阴云密布；在过去十年里，全球经济伴随着几次金融危机，走出了过山车般的轨迹……近年来，像“黑天鹅”与“灰犀牛”这样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不仅是一种修辞，更折射出一种集体心态。很多人都感觉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在积累。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

二十年甚至十年前，人们都不会预见到今天这样的氛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一系列事件不断地考验着全世界的国民和政治家——从“9·11”事件，到接踵而来的“反恐战争”，从科索沃冲突到伊斯兰国犯下的暴行。人们似乎不再能做出任何一致的判断，每一个微小事件都在加深全球范围内的价值撕裂。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不少人退回到了自己的“安全区”当中——他们要么声称自己考虑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要么干脆就选择沉默，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了。然而，一系列“大问题”不可遏制地涌上心头——二战之后的“长和平”会就此终结吗？黄金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过去了吗？新的黑暗正在集聚其力量吗？

从2016年到2017年，笔者带着这些困惑，着手翻译了德国著名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分裂的西方》一书。这并不是一本典型的哲学专著，它涵盖了从国际法、政治哲学到欧洲、美国历史、外交关系、军事等众多领域，涉及内容极为广泛，而且还提及了当代众多的事件与人物。该书一共收录了哈贝马斯在2001年之后撰写的八篇论文和几篇访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九一一之后”；第二部分“各民族复调中的欧洲声音”；第三部分“举目乱世”；第四部分“康德计划和分裂的西方”。今年6月，哈贝马斯即将迎来他的九十华诞。了解他的读者都知道，和很多哲学家不同的是，哈贝马斯不仅仅是一个书斋里的摇椅学者。哈贝马斯的身体在书斋里，眼睛却在观察着世界，心里考虑的是人类的命运。《分裂的西方》这本书，可以说是哈贝马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耄耋之年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和理论反思的成果。

分裂的西方

战斧巡航导弹在漫漫夜色中腾空而起，照亮了军舰的甲板和舰桥。尾焰明亮而刺眼，伴随着并不激烈的呲呲声，扶摇直上，划出一道曼妙而危险的弧线，向黑暗的远方飞去。2017年4月7号凌晨四点四十分，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驱逐舰在地中海向叙利亚霍姆斯省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射了五十九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在电视新闻的画面上，这一切带有某种疏离感，但又似曾相识。1991年1月16日，第一次海湾战争以这种方式开始；2003年3月20日，第二次海湾战争也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夜空中“战斧”导弹的刺眼尾焰，已经深深刻入我这一代人的记忆当中，而且将会不断地产生那种往昔重来（deja vu）的感觉。

在哈贝马斯看来，那种不对称武力打击背后隐藏的毫无疑问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单边主义。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它依靠全球定位系统、快速部署能力、隐形战机、侦查-打击一体的无人机等技术代差优势，在不少国际事务领域中似乎获得了“为所欲为”的能力。

然而，哈贝马斯看到在西方世界还蕴含着另一种惊人的力量。2003年2月15日，在全球六百多个城市几乎同时爆发了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游行。根据BBC的估计，15和16日两天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八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参与了这次抗议。有媒体将之称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其中在罗马的示威有超过三百万人参加，甚至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马德里的示威也有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参加。《纽约时报》记者派崔克·泰勒（Patrick Tyler）后来在一篇报导中写道，这显示了地球上有两种超级力量，一边是美国，另一边是世界的公众舆论。这一观察印证了哈贝马斯该书的标题——分裂的西方。

哈贝马斯对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他绝非一个反美主义者。他指出，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美国曾经是理想主义国际政策的支持者和国际主义的领头羊（103-104页）。甚至哈贝马斯本人早年接受的教育当中带有很多美国元素。因此，哈贝马斯不无遗憾地说：“那不再是‘我的’美国。”（107页）不过，哈贝马斯的理论反思要远远超出其个人的经历。

问题是，这种分裂的仅仅是以大西洋分界，发生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吗？还是预示一种更为复杂、深刻的分裂？哈贝马斯意识到，这种分裂的断层线贯穿了多个层面。在欧洲内部，欧盟的创始成员国和新加入的（准）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的“速度差”，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心态差异可以被视为这一裂隙的例证（参见第四章 “核心欧洲的对抗力量？再度追问”和第五章 “德国-波兰的心理状态”）。因此如何超出单个民族国家，从而形成某种“欧洲认同”，在哈贝马斯看来成了欧洲的迫切任务（第六章 “建立一种欧洲认同有必要和可能吗？”）。甚至可以说，早在2004-2005年，哈贝马斯就已经预见到，由于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英国更加倾向于一个单极世界，加上英国对欧洲的特殊设想，欧盟内部的分歧将难以弥合——英国脱欧只是这种内在张力的外在表现而已。在冷峻的观察中，哈贝马斯还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悲观：“对未来欧洲的诱人的、不遗余力的‘愿景’，不会从天而降。今天，它只有从走投无路的不安感中诞生出来。”（47页）

“我们的”不是“普遍的”

哈贝马斯认识到，欧洲大陆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存在着另一条裂痕。甚至进一步说，在美国内部也存在一条裂痕——即历史上的威尔逊主义和小布什政府所代表的霸权单边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小布什政府采取的单边主义背后，存在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立场，即在国际正义问题上，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与伦理来代替积极权利。于是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老帝国的普遍主义错误之中。因为，当布什认为“‘我们的’价值就是普遍有效的价值，所有其他民族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应当接受它们。这种错误的普遍主义是一种扩展了的普遍的种族中心论”（114页）。

哈贝马斯的立场是清晰而坚定的：要彻底地反对单边主义的霸权，绝对不能采用另一种单边主义的特殊立场——不能用任何民族、国家的一己私利来替代整个人类的福祉，也不能把单个国家的道德标准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法则。在他看来，走出目前困境的路径只有国际化的宪法化。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毫不含糊承认，他是康德的继承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已经悄无声息地放弃了往日的国际主义底色，退入了孤芳自赏和自鸣得意的国族框架之内。

如果从哈贝马斯的一贯立场来看时局，就会发现很多人混淆了领导力与霸权。霸权可以建立在单边的行动基础之上，通常采用两种简单的方式：要么采用以物理暴力为基础的威胁，要么采用以经济实力为担保的收买。两者的确可以暂时获得霸权，但是在国内和国际，真正的领导力必须要超越威胁和收买，提出能够让人心悦诚服的理据来。按照哈贝马斯早年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行动者要通过交往行为来说服他者，在非强制的前提下，在多方之间实现理解、让步或妥协。换言之，交往行为绝对不能被还原为目的性的策略行为。有人相信真理是在导弹的射程之内，但是哈贝马斯会认为导弹绝对无法代替真理。

裂隙何来？

那么，为何会出现那些分裂呢？在浅表的外交实践层面上，这种分裂无疑是现实政治和理想政治相互冲突的结果。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简单地将目光停留在政治或意识形态层面，而是揭示出了生活方式（Lebensform）层面的原因。在他看来，传统生活方式剧烈“断根化”（Entwurzelung）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是分裂的原因之一：“在剧烈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民与其文化传统发生了撕裂。在欧洲，有幸的是在有利的条件下，表现为一个创造性的摧毁过程，而在其他国家却展现为既往生活方式解体，而且在几代人中没有可能的补充方式。”（13-14页）

这种断根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哈贝马斯提出，（宗教）原教旨主义本身乃是断根现代化的产物（123页）。换言之，二十一世纪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虽然汲取了轴心时代的一些思想资源，但却是典型的现代病症，是内生性的。它不能被视为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简单对立，或者一个文明板块与另一个文明板块之间的力量对抗。此外，哈贝马斯对采用军事手段来对抗恐怖主义也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国家间战争的经典手段，以及一个单边行事的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显然都不能有效地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因为，我们并不清楚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单纯的武力打击只能恐怖袭击之后进行。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把社会现代化和文化间自我批判式的理解结合起来，才能触及恐怖主义的根源”（209页）。

去年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哈贝马斯提出：“宗教原教旨主义是现代的产物。它诞生于由殖民主义，殖民主义的终结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所引发的社会根基中。”他希望，信仰可以和后形而上学结成同盟，来“起到防止哲学在科学面前逐步退化其启蒙作用的功能”（《哈贝马斯：我仍对世界上正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愤怒》，《文汇学人》，2018年7月6日）。

内在的断层线

哈贝马斯关注的是“西方的”分裂。那么，我们作为非西方人，可以对“分裂的西方”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吗？笔者认为，显然不能。因为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现代性的病症并不因地理区域差异就可以获得免疫。换言之，出现分裂的不仅仅是西方，而是这个世界每个角落。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用其“文明冲突论”预言了二十一世纪的基本世界格局。按照他的理论，未来的全球范围的冲突将主要出现在文明板块的“断层线”（fault line）上。然而，他未能预见到的是，如今每个文明板块甚至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众多的断层线。

我们不得不开始质疑亨廷顿理论的基本预设：断层线理论借用自地理学板块漂移说。它假定每个板块本身是刚性的，其内部不会出现断裂。然而，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再到近日的斯里兰卡恐怖袭击——让我们看到了另一幅图景：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部都隐藏了一条分裂带，要么是种族，要么是信仰，要么是政治立场，要么是世界观。笔者称之为“内在的断层线”。这些内在的断层线将在关于国家未来走向的具体政策甚至是一些琐碎的问题中迸发出来。基于这样的考虑，每个国家也都面临重新整合价值、阐释传统与内部沟通、交往的重任。一味地强调“身份”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深各种裂痕。

出路何在？

如何走出那种分裂状态？即便对于最为清醒的和现实的政治家而言，在分清敌友之后，可以做什么？在永久战争之后，我们还能希望什么？难道是下一场战争和“坟场的和平”（康德语）吗？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和康德之间，哈贝马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康德。他在《分裂的西方》一书中的基本构想是从古典国际法向康德所构想的“世界公民状况”进发（第八章“国际法的宪法化还有机会吗？”）。此外，哈贝马斯还看到一种威胁，即超级大国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伦理原则，不加反思地运用甚至强制推广到世界政治之中。在他看来，只有坚持国际关系的法律化，才是人类的出路。

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不仅是世界和平的手段，更确切地说，康德“从一开始就将民族之间的和平自身理解为法律和平”，“世界公民状态就是持久的和平状态。世界公民宪法的理念，确保了‘所有民族在公共法律之下的联合’，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最终的、而不仅仅是暂时的和平状态。”就其具体目标而言，“规范国家间交往的国际法，必须被一部诸国家共同体的宪法所取代”——也即要完成从国家法到世界公民法的过渡（137-138页）。康德诉诸三个要素：共和主义、世界贸易和世界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已经极大地推动了前两个要素，而全世界各大城市在2003年2月的游行恰是全球公共领域的一个象征。哈贝马斯也清醒地意识到，康德计划并非要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或者世界政府。换言之，实现一种“世界公民状态”的抽象条件，也不仅仅是在全球范围内放大宪法国家可以完成的（154页）。在对国际法历史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标记出了康德计划的里程碑——国际联盟的建立和联合国的成立。哈贝马斯提出，在实际操作层面，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加强联合国，以完成确保和平与人权的使命。因此，他号召进一步深入联合国的机构改革，赋予联合国拥有更大的干预权，同时要求限制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当然，哈贝马斯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康德的时代局限，例如对文化差异缺乏敏感，并不了解民族主义的爆炸性力量，具有欧洲中心论和优越感等（164-165页）。

结语

《分裂的西方》一书不仅是对时局的观察和反思，也是一种反身性的思考，它包含了哈贝马斯对自己以往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他意识到，交往行为理论的前提是极为敏感和脆弱的。一方面，他承认“日常共存的实践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背景信念、文化自明性和相互预期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这种实践会“因为交往障碍、误解和不理解、不真诚和误导而产生冲突”（18页）。基于这样的判断，哈贝马斯提出，西方必须学会修正其政治，而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还要学会修正如何面对其他文化时来呈现自我。其实，这不仅是西方的任务，也是每一个想走上世界舞台的文化必须思考的问题。

受到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影响，哈贝马斯依然将希望寄托于交往（Diskurs）。他认为，单边视角对于上述任务是无益的。我们只有在谈话中才获得了交换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视角的能力。也只有“在这种彼此的视角接受活动中，合作产生了一种共同的阐释视域”，进而在该视域中，双方才能建立起一种交互主体的共有解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往我们都将哈贝马斯标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他的几乎所有著作大致都已经被译介到了汉语学术圈内。然而，笔者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哈贝马斯逐渐形成了其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轴，即话语伦理（Diskursethik），又译做“商谈伦理”或“交往伦理”。随后他在国际政治、法学、宗教、生态等具体领域中一系列论述，从深层逻辑上来看都是围绕话语伦理而展开的，或者说是在具体语境中贯彻或捍卫话语伦理的两个原则。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哈贝马斯系统论述其话语伦理的专著《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Moralbewuß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并没有被翻译过来。这严重妨碍了我们对哈贝马斯思想整体的定位和理解。

我们不必迷信哈贝马斯或者任何一个学者。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中，学院派知识分子受到了双重的挑战：一方面，知识分子遭遇了持续而系统的污名化——有人指责他们发出了过多的无关专业的议论；另一方面，以营利为目的的知识传播和未加反思的政治正确，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知识分子或被“囚禁”于象牙塔中，或被淹没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当中。数十年来，哈贝马斯一直坚持启蒙和后形而上学的立场，超越一己、一国之私利，真诚面对全人类的困境。无论这些追问是否可以直接指明一条出路，哈贝马斯的思考和言说都在这样一个混沌的时局中，捍卫了悠久的知识传统，为当代学者竖立了一个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