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书瑞：寻找老北京——1900年及其众多后果

1900年，农民起义军和外国军队入侵北京，震惊了清廷，促使清廷决定最后时刻的改革，这场改革实际上加速了1911年王朝的覆灭。在中华民国时期，北京被剥夺了其作为首都的地位，只是作为一个废黜皇帝的家而被保留下来。其与新兴国家其余部分的关系完全改变了，身份的中央特性也已丧失了，这座城市犹犹豫豫地为重新定义自己而斗争。对于许多人来说，答案是把北京自己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至30年代，满人重新定义他们自己为真正的北京文化管理者，这座明清时期的城市被宣布为典型的旧首都，而且寺院、节日和城市生活成为中国传统的伤感标志。

义和团在北京出人意料地轰然溃败了。虽然强大的太平军早在1853年就已经到达了天津附近，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分散的习武之人的聚集使得大多数人感到诧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清代国家对宗教运动长期持有敌意，但是朝廷还是犹豫不决地决定支持这些叛乱。

利用激起1774年和1813年起义的同一教门传统的许多习武团体，以一个激进主义分子和好战模式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的山东，这是对经济灾难、中央政治的衰弱、加剧的外国入侵和激进的基督教传播所做出的综合性反应。1898年和1899年，省级军队的镇压逐渐变得无效，部分是因为某些官员同情排外的言辞和“义和拳”的这些目标。

1898年秋天，北京偶然发生的攻击外国人事件预示着麻烦的到来。令人尊敬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报告了一个传闻，在那年的九月初九，“所有在北京的外国人会被消灭，而且全盛时代将重返中国”。在一个许多人担心全国被瓜分的时代，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文字。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义和团组织、实践和信仰在中国北方的肥沃土壤中繁殖并且发生突变，同时政府的回应越来越犹豫不定和模棱两可，外交的抗议则越来越强烈。

无论是为了消除外国的影响，寻求皇家的支持，还是为了抗议清朝未能保护当地宗教，以及结束造成严重后果的干旱，这些分散的义和团组织被吸引到北方的保定、天津和北京这个可以看到外国人的三角地带中。他们尤其被吸引到了北京。1900年的阴历五月（5、6月），事态的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虽然北京居民和义和团外来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谜（当地人参加吗？给予积极的支持吗？），但是当年春夏的主要事件人人皆知。

四月，在京城的街上，戴着红腰带和配备了大刀的年轻人越来越常见。坛作为仪式和组织中心被设立了起来，寺院的庭院被借来用于训练和传授在义和团中有名的武艺。他们的目标是多样而不定的，但是对宗教的关注始终是重要的。来自1900年早期的一份公告宣称：“由于新教和天主教的存在，佛教的神灵受到压迫并把我们的圣人推到了幕后。”这种忧虑集中在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身上。

当义和团从乡村进入北京时，带来了暴力，许多居民，特别是那些有财产的居民，离开这座城市或隐退到他们店铺和家的墙后面。五月初一（5月28日），义和团烧毁了郊区丰台的新火车站并且破坏了轨道；五月初九（6月5日），连接天津的铁路被切断；五月十五日（6月11日），日本使馆的一位干事被杀；在接下来的几天，通往恰克图（从此可达俄国）的电报线被切断。来自北京附近受到惊吓的传教士带着中国信徒陆续开始在城内避难。现在他们直接迁入更安全的使馆。

五月十六日（6月12日），义和团显示了其与当地社会的某种熟悉，一个人会与北京本地人联系，义和团的团民开始烧毁在外城和西南郊区中国信徒们的住宅和财产。接下来的三天时间（6月13日至15日），这样的袭击扩展到城墙里面其他外国人的住宅、教堂、医院和学校，甚至使馆本身。火，弱者廉价有力的武器，得到重复和有效的使用。在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大火在前门外外国人经营的商业区燃烧起来，大火失去控制。中国的消防队员无法对抗这场巨大的火灾，这场大火迅速地包围了商业和娱乐区，摧毁了上千间房屋和店铺，甚至城门本身也遭到毁坏。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Baron Clemens Ketteler）被一名清军士兵击毙。

到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外国团体被集中在内城的两处地方：一处是宫殿正西边的北堂，那里有将近一百位法国天主教牧师、修女以及超过三千名信徒，他们被大群敌对的义和团团民包围着；另一处是使馆区，其宽松的周边现在得到了保护和防御，有一千名外国人和二千五百名中国人在那里避难。

这些被围困的团体现在主要致力于战斗，使用武器、魔术和信仰：火、剑、枪、步枪、地雷、大炮、来复枪和野战炮；纸钱、咒语、阴魂附体，还有祈祷。灯笼、扇子、横幅、尿液、裸体女人、阴毛、天上的阳光、风，所有这些都能成为义和团的武器。他们在北京印制揭帖，张贴在墙上，疯狂的传闻迅速传遍这座城市。普通百姓处于一片恐慌之中，不知道相信哪个故事，站在哪一方，是否或往哪儿跑。受这场危机的鼓舞，各教门预测在这场劫难中有一个巨大的转折，并为它们的教义招募新的追随者。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当地的捕役退缩了。到6月21日，君权正式与义和团一方结盟。新近组织起来的政府军队——一支驻扎在南苑由满人荣禄率领的军队和一支部署在城市东北由董福祥率领（包括来自甘肃的穆斯林士兵）——似乎已经控制了对使馆的包围。据推测，义和团军队在皇家的领导下，聚集在一起，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北堂。那里，（义和团）圣母的金剑和她的女性追随者试图反抗穿着黑袍、长着白胡子的“鬼王”（主教樊国梁）。后来的木版印刷品和许多故事记载了这次漫长和充满情绪的战斗——对于义和团信徒来说，可能比使馆更为重要。

到了７月，这两个愈来愈陷入僵局的围困成为义和团的主要活动。同时，外部救济行动起来，一支联军开始自己打向京城。被围困的外国人坚持着（英勇地，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两个月后一支八国联军从天津赶来。8月14日（七月二十日），使馆的围困被解除了。

外国的攻击有着一个强有力而持久的影响。在外国人胜利后，皇帝和太后逃到陕西西安，有十五个月没有回来。北京被联军接管。内城和外城以及郊区被划分成区，每个列强负责其中一个区。直到9个月后，即次年（1901年）5月，美国人撤离，到9月，全部占领才结束。《辛丑条约》的签订是当年谈判的高潮，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签订。慈禧和光绪皇帝最终于1902年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返回北京。

在这个长期的占领期间，北京处于一种陌生的状态。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就像从里面翻出来的手指头套那样”。它还是京城吗？固定的皇家仪式在朝廷缺失以及祭坛变成外国军营的情况下如何举行呢？京城政府事务在其衙门被占领和文件被烧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呢？

当环境需要和良心起作用时，当地百姓通过多种手段做出调整：勾结、迎合外国人，向外国人牟取暴利，抵抗、推选、蔑视他们。难怪两本1906年浪漫小说《情海石》和《恨海》利用义和团占领时期的恐慌和破坏作为它们故事的戏剧性背景。

城市精英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新的权力中心——联军司令，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韩德(Michael Hunt)所阐述的那样，美国占领者乐于依靠寄居精英在治理方面的帮助，故意并彻底地绕过真正的当局。似乎在曾国藩（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湖南英雄）孙子的鼓动下，美国人把湖广会馆作为他们的总部。1901年3月，“几千名汉城的代表”聚集在这个会馆，还有一万多名当地人（“贵族、商人、旗人和普通百姓”）向美国代表请愿，要求他们不要离开！虽然这个外国统治和当地授权的插曲以十个月后朝廷的返回而终结，但其自然地延续了前半个世纪的发展——而且不可能轻易地被忘记。

在1900年的5、6、7、8月间，西方人在北京所拥有的银行、商店、旅馆、学校、住宅以及十二座基督教堂、海关和墓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东堂于6月13日被烧毁；南堂和西堂于6月14日被烧毁，而且前者被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毁了。在城区东北角的俄国教堂被炸毁了（幸亏神父们把圣像保护了下来）。当大的土壕和土建工事得到修建时，北堂附近被夷为平地，但教堂及其双尖顶仍然保留着。五座基督教堂被毁。1860年的战争死亡者墓碑、西堂墓地和正福寺被全部摧毁了。英国墓地的石碑被推倒，坟墓被掘开，小教堂被烧，树和周边围墙被推倒了。非宗教建筑也遭受了损失，特别是那些靠近战斗中心的地方：翰林院、亲王府、吏部和礼部以及前门外的商业地区。北京的创伤还包括在围攻前和围攻期间僧侣们的逃跑，以及此后对寺院贵重物品的掠夺。关羽谴责姚彬盗马的塑像、一尊罕见的陶瓷观音像和著名的旃檀寺檀香木佛像永远消失了。

这些损失的责任是不容易厘清的。一座寺院的石碑含糊地声明：“在光绪庚子（1900年）秋，京师兵乱，殿宇被焚。”翡翠行会会馆被外国士兵（洋兵）占领长达一年，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湖广会馆也是一样。据说，关帝保佑了东岳庙，使任何想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患病。尽管西方人对于穆斯林清兵非常恼火，却似乎没有进攻清真寺，但许多其他的寺院被损毁而且再也没有重建起来，许多寺院位于京城西边的山上，那儿可能是义和团扎营的地方。

对于外国人来说，占领是一个机会，可以迅速掌握、调查和绘制这座城市的地图，拍照曾经难以接近的皇家范围。私人的满洲堂子被毁了，何伟亚将其称为占领中“象征性战斗”的一部分。外国人在这里扎营，可以毫无顾忌地享用着其他神圣场所的一切，特别是天坛和先农坛。皇家的北京再也没有恢复其全部的庄严和仪式权力。

基督教堂与所关联的慈善活动——孤儿院、学校和医院——焕发出更大的活力。不久，恢复了破旧的北堂，1904年重建了南堂，1905年重建了东堂，西堂则于1912年重建。俄罗斯教堂也在扩大的地面上重建起来。对于他们的死亡者，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拥有了一处新的公墓；其他坟墓被迁到这座城市的北堂。

政府恢复了。在紫禁城城墙上炸开的洞被填补了，衙门被收回了，生意继续进行。商店重新存满货物。就被外交人员或传教士占领的住宅，满洲贵族与他们进行租金的商谈。贡院中的木制马厩（因为柴薪而遭劫）得到了重建。在煤山和天坛郊游的外国人不再免于惩罚。

有些变化是永久的。一旦签订了条约，“租界”就正式从清朝管辖范围内去掉，在明确的界线内重建，由外国军队公开防守。作为一个感觉不公的围困纪念碑，一座粗犷、难看的石头牌坊在克林德被杀之处修建了起来。一条重新连接的铁路线引入北京，通过外城直接经过天坛并且刚好环绕内城的外部。北京成为铁路网络的一个枢纽，向南到保定及以更远的地方，向北到南口和张家口，向西到当地的矿山，向东到天津和山海关。1901年，京城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报纸：每三天发行一次的《顺天时报》和每月两期的《北京新闻汇报》。

回头来看，1900年在北京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不再受到赏识、不再具有决定性足以证明我们的故事可以以此为终点。对这座城市和权威建筑的草率对待降低了皇家的权威，而且城市精英尝到了新秩序的滋味。慈禧太后一回到北京，几乎立即投身于改革事业。在1902-1906年，由这些新政策所引起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而且影响深远，对于北京和迅速分裂的帝国来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在新成立的民政部管理之下，北京的管理变得更加集中。正如史明正所表明的那样，一个自我意识的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得到建设：下水道、自来水和电灯。改善的路面和新型交通以及通信开始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小：火车、电车、人力车和一些机动车和自行车；电报、电话和邮政系统。步军统领衙门开始转变成警察队伍，消防员得到集中和重新组合，并且新的军队部署就位。

商务总会，一种由西方人引进的组织形式，为了把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吸引到一起，而且（在理论上）这样可以授权和控制，于1902年得到清朝君主批准成立。上海和其他城市迅速创立了这些机构，1907年的北京也仿而行之。北京商务总会的总部位于前门外传统商业区的一幢新房里。联系和配合以前存在的组织（主要的行会和私人公司），它成为当地一个重要力量。

新政策没能把清代的政府制度转变成可以生存于20世纪世界的国家。1895年被日本战败和1898年夭折的改革运动，加速了清朝国家的分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死于1908年，此时在更加残破的王朝中心留下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真空。1912年2月，年幼的宣统皇帝被迫退位，历时268年的清朝统治和皇家制度本身也就终结了。

（本文摘自韩书瑞著《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孔祥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